赵尔丰成都血案 赵尔丰缘何制造“成都血案”
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张澜等9人,并制造“成都血案”枪杀请愿群众20余人,激起了全川同志军武装围攻成都。
为平息这场大规模武装“暴乱”,赵尔丰除请求清朝廷征调援兵和调动外邑巡防军来成都加强防卫外,又给各州府县下发了《通饬札》,解释逮捕同志会领导人的原因。这份《通饬札》的时间跨度,从赵尔丰正式接任四川总督的1911年8月3日至9月7日“成都血案”。
顺应民心 同情保路
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依照大清商务部章程设立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拟集资修建川汉铁路。1905年,《川汉铁路公司集股章程》明确规定:川汉铁路“奏明自办”,“不招外股,不借外债”,通过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四种方法集资修建。
1908年,聘用詹天佑为川汉铁路宜宾至万县段总工程师,到1911年川汉铁路已集资1500万两白银,完成铁路里程百余公里。然而1911年5月清廷突然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美、德四国签订贷款修建川汉铁路的协议,这一出卖国家主权、危害川人利益的举动激起全川民众的强烈愤慨。
6月16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推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拼一死以破约保路”(“破约”是指废除清廷与列强签订的贷款修建川汉铁路的条约)的口号。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下各地纷纷成立同志会分会,至7月全省同志会员已达数十万,各地群众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
与此同时,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和四川各地的哥老会合流,正酝酿着一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大革命。在此危机四伏的历史关头赵尔丰正式接任四川总督,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通饬札》写道:“本署督部堂于闰月初九接篆,于初十日即莅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场。”赵尔丰于辛亥年闰六月初九(1911年8月3日)正式接任四川总督,8月4日便亲临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接见股东、听取建议,从而没有执行清廷在7月31日下达的《饬赵尔丰严禁股东会非法集会》中关于“命令赵尔丰解散保路同志会,禁止各种群众集会……将首要数人,严拿惩办”的上谕。
作为地方官的赵尔丰比朝廷更了解四川的民情和保路的缘由,他之所以多次向清廷陈诉川人修路的原委,反映川民的诉求,请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是因为他深知贸然强制推行不为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铁路国有”政策,极可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动乱乃至危及清廷的统治。
然而腐败愚顽的清政府没有认清四川严峻的形势,完全不顾川人的诉求和赵尔丰的反复劝告,对川人争路事件一味采取武断和高压政策。8月19日,清帝接连下发两道圣旨“责成赵尔丰”禀遵迭次谕旨,“严行弹压川民滋事”。
23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从24日起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槪不行纳。”数日之间,成都以外各州县迅速响应,“南起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境,一律闭户”。
而此时的赵尔丰仍对川路事件和平解决抱有一线希望。8月26日,他致电内阁“似此本应惩治,然人民皆未滋扰暴动,碍难拿究,恐更因之激成事变”。27日,赵尔丰再次致电内阁“此次罢市、罢课,人心坚固,谓国家如抚恤民情,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如用强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对待之云云……结局不堪设想”。
仍然请求朝廷允许“川路暂归商办”。9月2日,赵尔丰和成都总督玉昆等133名四川官员给朝廷“会衔联名代奏”,“如不准川人所请,将变生顷刻,为准商办,可免糜烂,请速定办法”。
进退维谷 大开杀戒
当赵尔丰顶着朝廷的高压努力平息川路危机的时候,其他的危险正在悄悄地逼近这个处在风口浪尖的总督。铁路大臣端方就一直觊觎赵尔丰四川总督的职位,8月29日,端方致电内阁,请代奏赵尔丰“抗违迭次谕旨”,且“慵懦无能,实达极点”,应给以“应得之处分”,“并(希朝廷)特派忠臣赴川查办”。
31日,端方致电盛宣怀(时为邮传部大臣),(川事被赵尔丰)“败坏至此,自非有威望忠臣往为震慑,难望收局”,取代赵尔丰之意溢于言表。9月2日,清帝谕旨,派端方“迅速前往四川,认真查办”。6日,清帝电谕端方,准“川省水陆新旧各军”,暂由“端方随时调遣”。由此赵尔丰已经失去了对四川军队的调遣权。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领袖们,正在筹划发动遍及全川的武装起义。8月4日,同盟会员秦载赓,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哥老会“舵把子”侯宝斋、张达三、侯国治在四川资中县结盟,将“同志会”改为“同志军”,宣布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9月5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印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文中“十三日而商榷书出,竟明言抗粮抗税、练兵练团、造枪造炮,无非悖逆之言,……似此种谬妄行为,逆迹昭著,本督部堂若再股容,将贻全川无穷之害”。《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人民练兵、办团、设兵工厂、自收赋税等推翻清廷统治,号召四川独立的口号,从根本上突破了赵尔丰这个封建卫道士的最后底线。
正当赵尔丰对保路同志会欲罢不能、欲杀不忍的时刻,9月4日,清政府向他发出了切实弹压川人的上谕:“邮传部奏干路收为国有,早经降旨允行,决无反汗为患。倘听其藉乱滋事,以至扰害良民,贻误大局,定治该督之罪。”6日,清帝再次下达了镇压命令,“查拿为首之人,解散同志会,如有不付捐税者,即行拿办,并扫除一切抗拒之举”。赵尔丰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再不弹压川民,怕丢掉的不仅是“乌纱帽”,甚至连性命都难保住。
《通饬札》接着写道:“是以一面奏闻,于十五日将该逆等拿获。”辛亥年七月十五日(1911年9月7日),赵尔丰以“阅邮传部电文”为由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张澜等9名铁路公司董事和保路会骨干,宣布解散同志会,查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等宣传保路报刊,查抄了蒲殿俊、罗纶等人的家。
成都全城震动,数千名市民涌向督署要求赵尔丰释放人质,督署士兵枪杀20余名群众造成流血惨案。“成都血案”成为四川民众由爱国保路发展为武装反清革命的转折点。
身首异处 血祭保路
“成都血案”以后,成都周边同志军武装围攻成都。与此同时,全川的同志军武装起义已成燎原之势,一场声势浩大的推翻封建腐朽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正在神州大地全面展开。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在四川荣县宣告独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政权。
10月10日,同盟会利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同志军,武昌城防守空虚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武昌首义大功告成。11月22日,重庆独立,成立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蜀军政府。紧接着川东、川北、川南的57个州县相继宣布独立。
11月15日,走投无路的赵尔丰被迫释放了所有扣押的同志会领导人;27日又交出军政权力,承认新成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发布了《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他试图以此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然而在12月9日,“成都兵变”后新上台的“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率领军队在总督府活捉赵尔丰并将其斩首于成都皇城明远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