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问个 董必武:吃饭穿衣见精神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从来没有摆过“老资格”。相反,每时每刻他都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如吃喝穿等小事上,显示了一位革命长者儒雅而自我要求极严的道德约束力。吃饭穿衣见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
吃饭穿衣戴帽非小事
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董必武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做党的统战工作。当然,此时的他再不能一身粗布衣的延安打扮了。到了武汉,要换换装,要打扮成国民党统治区的绅士模样。董必武是党的领导人,要同社会各界打交道,要找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谈话、做工作,有时还要与外国使者、记者谈话,按理应该穿戴得像样些。
当时,比较好的礼帽要10元一顶,但董必武特意吩咐工作人员,只能买一顶3元钱的礼帽,一双最普通的皮鞋。当然,这也只是装装样子,迎送客人时穿戴一下而已。
工作人员不理解,对董必武说,社会上有名望的绅士穿的是丝绸马褂,一般的中等知识分子也要戴好一点的礼帽,共产党人又不比国民党人低贱,为什么不能买好一点的呢?董必武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的,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没有理由为自己讲阔气讲排场,更没有必要去同国民党比这比那。
要比就要比革命,比谁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吃饭穿衣戴帽非小事,我们出来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党中央、毛主席和根据地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情景。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只要扮演一个舞台绅士就行了,应付应付就行了,下台后谁还穿它呀!买好的长袍马褂、礼帽、皮鞋,不是太浪费了吗?
1937年9月下旬,董必武坐船从武汉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那时,从汉口坐客轮去南京,旅途漫漫,耗时甚长。在船上,董必武只肯坐普通舱,吃饭时从不要炒菜,只吃一人一份的普通饭菜。董必武对随行工作人员说,这已经很好了,很奢侈了。目前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党中央领导人、毛主席还每天吃着黑豆、小米饭。这种黑豆硬得很,要先用小铁锤打碎后才能煮着吃。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着党中央,想着毛主席。
董必武克己奉公,却宽以待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炊事员小陈一天因着凉而感冒发烧,董必武知道后,放下手中的工作,专门到他的宿舍去看望,并关切地问工作人员,给小陈看病了吗?吃药了吗?要做点挂面辣椒汤发汗。
董必武平时不沾酒,但对家乡的茶却情有独钟。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第一次回故乡红安。在招待所休息时,服务员为他泡上了一杯红安雨前浓茶。董必武的保健医生怕茶太浓影响他的休息而欲劝阻,董必武朗声一笑说,不碍事的。
这是家乡红安的家园茶,好多年没有喝到了。甜不甜,家乡水嘛。大家喜欢喝,我也想喝一杯。进餐时,厨房的周师傅特地给董必武端来了油炸糯米绿豆粑,董必武吃得心满意足。他让同志们多吃一点,自己也打算吃第二个。
医生连忙示意他不能再吃了。董必武笑笑说:“好,不多吃,不多吃,我再吃半个!”说着,他便将绿豆粑掰成两半,留下一半放进了盘里,并对招待所的同志说:“麻烦你给我把这半块留着,下顿热热再拿出来,可莫要糟蹋了。”
董必武第二次回红安是在1958年3月。一天,他在视察完水库工地后,当地的领导请他用午餐。他看到桌上摆了8个菜,很不高兴地说,当干部的就是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特殊化,要在勤俭节约上带个好头。吃饭绝不能铺张,一定要从简,菜不能搞得很多,否则,我是吃不下去的。结果,按照董必武的意思,这顿饭换成了简单的四菜一汤。
天灾面前,有共产党领导,就“不许饿死一个人”
1949年夏天,中国遭受了一场天灾。先是久旱不雨,后突然转变,整日阴雨连绵,暴雨如注,加上强台风的袭击,造成洪水泛滥。灾区遍及华北、华东和中南各地,灾民达到4000万人,占已解放国土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河北唐山、天津等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千里平原一片汪洋。
当时,董必武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工作十分繁重,但他每天总要亲自指挥抗灾抢险工作。他多次邀请水利专家座谈根治河北水灾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撤销,董必武担任了政务院主管政法工作的副总理,工作更加繁忙了。
但是,董必武仍然心系灾民,多次与河北省的领导通电话,详细地了解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得力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董必武说,宁河、宝坻、蓟县、玉田四县灾情严重,已发现有灾民外流逃荒现象,还有大量灾民因断炊而倒下。
中央对此极为关注,决定从东北调拨几亿斤粮食支援冀东、津南灾区,对最困难的地方实行急赈,你们要组织好运输发放工作。
他进一步指示说,河北党政领导机关早就有“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决定,但却一直没有公布,怕做不到有损政府威信,这一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还是公布为好。我们的党已是全国的执政党,我们要对人民的生活绝对负责。
我们如果不敢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要求,那我们还算是什么人民政府?董必武强调指出,能不能做到“不许饿死一个人”,是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考验,是对各级干部的考验。这样做,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如因官僚主义饿死人,一定要严肃处理,给予处分。
董必武的电话指示,特别是他明确提出的“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号召,立即传遍了河北省。河北的党政领导统一了认识。他们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要求和号召,更不是一个平常的宣传口号,而是中央的战斗命令,是救灾工作的行动准则。
河北省委立即抽调大批干部奔赴救灾第一线,常驻灾区,把“不许饿死一个人”当作神圣的职责,哪里灾情有发展,哪怕一个村或几户人家有断炊可能,就立即派医生带粮食和急救物品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处理。由于领导有方,措施得力,河北的救灾工作做得有条不紊。
那年过春节,重灾区的人民都欢欢喜喜地吃上了饺子。在沧县,一位老农民流着眼泪说,人民政府的救灾工作做得好,请省长一定把灾民的生活情况转告党中央、毛主席,请党中央放心,请毛主席放心。董必武得知这一情况后,甚感欣慰,称赞河北的救灾工作是河北人民的一大胜利。
在董必武的关心和指示下,河北的救灾工作极为出色,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来,中央专门调在一线全程指挥救灾工作的河北省省长杨秀峰,代表中央救灾委员会到安徽领导救灾。杨秀峰一到皖北灾区,就对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传达了董必武提出的“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指示。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监察部副部长刘景范奉董必武的指示,也带领救灾工作组赶来,再次强调“不许饿死一个人”,强调了这句话的重要意义。皖北的救灾工作同样取得了胜利。
三到大连的吃饭故事
1952年,董必武第一次到大连,住在大连老虎滩招待所。对这位党的创始人,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极为尊重,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
有一次吃饭时,董必武停下了筷子,并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责人找来。负责人以为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安排好,气喘吁吁地赶来了。董必武见负责人神情紧张,便笑呵呵地问,大连的油菜不长叶子吗?食堂负责人松了口气,明白董必武不是责怪伙食不好,脸色自然了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长呀。
董必武和颜悦色地说,那我吃的怎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食堂负责人恍然大悟,笑着说,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油菜叶子有虫子,吃了对身体很不好,当然不能给首长吃,全扔掉了。
董必武听后摇摇头,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农民种点菜是很不容易的,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咱们可不能糟蹋农民的劳动成果啊!菜叶有虫子,好好洗洗就可以吃嘛,有什么问题?食堂负责人很感动,下一次就按照董必武的要求不再扔掉油菜叶。
董必武第二次到大连是在1959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已经比较困难了。经历过“大跃进”后,大连的生产没有搞上去,供应颇为短缺,市场上很难见到大虾。接待处的同志考虑到董必武年老体弱,需要补养身体,专门为他买了两盒虾罐头。
董必武坚决不吃。他对接待的同志说,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困难,我们还能吃大虾吗?一斤大虾能给国家换回多少钢!接待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必武吃,说买都买了,下不为例。董必武就是不点头。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说服董必武,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去。董必武特意关照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菜不要多做,剩下的东西还能再吃,下顿热热再吃。
董必武第三次到大连时,发生了“罢宴”事件。那天,董必武去视察旅顺海军基地,看到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的心情很好,还吟了诗。中午,海军部队出面招待董必武。走进餐厅,董必武一看,餐桌上摆满了酒菜,他便不声不响地穿过餐厅,走上楼梯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把房门一关,不出来了。
这下,主人可傻了眼,不知董必武是什么意思,也不知如何是好。大家站在董必武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不敢贸然前去敲门。过了好久,董必武的秘书推开门,对大家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董老很生气,问为什么还要摆这么丰盛的宴席,酒菜堆得那么高。
董老说,不把酒和贵重的菜撤掉,他今天中午就不吃饭了。这下,主人们急得头上冒出了汗,干瞪着眼,不知如何是好。
愣了一会儿,海军基地的领导推开董必武的房门,趋近躬身向坐在沙发上的董必武赔笑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只有一些海味。那是不花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们有个潜水中队,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平时结合潜水训练,战士们带一个网袋下水,顺便给我们带一点海味上来,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大海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靠海吃海,这不算是浪费。
董必武听了这番话,并没有被说服。他表示,得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作为部队领导,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基地领导被董必武的精神所感动,只得把酒和菜撤走,只留下少量的海鲜,这样董必武才答应下楼吃了这顿便饭。
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宁夏的领导干部为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的干劲,想请毛泽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题写那首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诗篇《清平乐·六盘山》。宁夏的同志想到了曾经考察过宁夏的董必武,便趁去北京开会的机会,登门拜访了董必武,请他向毛泽东转达这样的请求。
董必武在与宁夏的领导同志交谈时,十分关心宁夏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殷切地说,主席一般是不愿意为人们写书法作品的,但考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我估计毛主席会写,我来替你们说说看。董必武一向不随便答应人们的委托,但只要答应了,就一定会办成。这年秋天,毛泽东为宁夏书写的那首词,就及时送到了宁夏同志的手中。
董必武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之后又专门到宁夏视察,除了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同志的汇报,还专门约见民主人士听取发展宁夏的意见和建议。董必武指出,西北地区特别是宁夏地区要注意植树造林,这样做可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还可以解决群众的盖房和烧柴问题,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好事。
他提醒当地政府要妥善地解决好林权问题,要照顾国家、集体和群众三者的利益,农业方面不要搞什么高远的东西,一切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董必武多次强调,国民党是被吃垮的,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倒的。共产党今天执政了,绝不能沾染国民党的毛病,特别要注意密切联系群众,不使自己走到人民群众的反面去。他特别反对把领导人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的官僚做法,反对戒备森严、前呼后拥、兴师动众等做法。
1963年10月,他到贺兰山视察植树造林工作时,看到了过去军阀马鸿逵在贺兰山腰修盖的别墅、戏台、警卫哨所等,便赋诗讽刺曰:“军阀图宴安,周围列哨戍。人民起革命,巨帚扫旧污。”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董必武当年在中央苏区时就是高级领导人之一,但他在生活上与群众一样,没有任何特殊要求。那时吃的是包子饭,即把米预先分好,放在一个小蒲草包里,煮熟后每人发一包。
菜是一点青菜,加一点盐,每人一小盘,一律平等。长征路上,董必武对民族政策从严掌握。部队长征翻过雪山,到了卓克基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部队入住在土司的房子里,住了10多天。
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少数同志只好把青稞拿来烧着吃,有时烧糊了,搞得满嘴满脸都是黑的。董必武等老同志遵守纪律,宁愿饿着肚子也不烤青稞吃。他还教育其他同志,越是在艰苦的时候,越要注意群众纪律。抗战时期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生活很艰苦,同志们考虑到董必武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工作又那样劳累,有时为他加一个菜,但他常常拒绝,或把加的菜拿来同大家一起吃。
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细微之处见精神
1949年进入北平后,董必武住在东城锡拉胡同,房子不大,办公室也只有十几平方米,机关管理局的同志要他搬进中南海,他婉言谢绝。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如果搬进中南海,原来重庆、上海的党外老朋友要找我就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了,这对工作不利。现在总理工作很忙,在统战工作方面我能分担一些劳累的话,就应该多分担一些。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花学博士,20世纪30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必武在汉口相识后,董必武指引他走上了一条留在党外发挥作用的革命道路。1949年9月,杨显东作为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来到了北平,专门到锡拉胡同董必武家拜访。董必武很高兴,与他双手紧握,久久不释。
政协会议后,杨显东接到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他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感意外。他觉得自己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必武,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董必武。董必武一边倾听,一边点头,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必武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全国的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争取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董必武广交党外朋友,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关心备至,问寒问暖,但请客却从来不大摆宴席,不搞过多的菜肴,礼数到了,情义到了即可。1955年,谢和赓、王莹从美国回到祖国,暂时住在北京一招待所。董必武抽出时间接见了他们,专门“宴请”时,也只是在平常的饭菜中添加了三个被他称为“保健菜”的普通蔬菜。
董必武见他们没有穿大衣,关切地询问:“冷不冷?衣服够不够御寒?在招待所的生活怎么样?是否适应北京的天气?”他还说:“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
”董必武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在董必武的鼓励和关怀下,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宝姑》、《两种美国人》两部书稿写成了。后来,王莹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必武的夫人何连芝,表达对董必武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解放前,董必武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爱国民主人士对董必武也非常信赖,常常诗以言志,歌以咏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继续与他们诗来歌往,相知甚笃。
1949年3月18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20余人由华东解放区经天津到达北平后,立即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必武立即作复:“蒙示大作,奖饰愈恒,弥增惭感!久未作诗,机滞调塞,殊不成句,既承命和,又不敢违,勉凑一首,即祈斧正是幸!
”他写道:“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折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黩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董必武对海外爱国侨领陈嘉庚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陈嘉庚侨居新加坡,“艰苦创业,经营橡胶业,获利后不自封殖,领导侨胞,热爱祖国,斥巨资创建集美学校,逾四十年。全国人民解放后,陈君亲回梓里,将中小学、师范及诸专科学院修复而恢廓之”,对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1952年12月,董必武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时,特“集杜诗五言句六章”以纪其事,赞扬陈嘉庚:“子负经济才,风雷飒万里。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
1962年秋,作家曹靖华的散文集《花》出版后,特意送呈董必武一本以请教。董必武看后复信并赠诗两首,诗曰:“愿花长好月长圆,幻景于今现眼前。洁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动骨弥坚。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唯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信中黾勉恳挚之情,溢于言表。
《花》集中收有一篇曹靖华回忆当年在南京与周恩来、董必武交往的散文《话当年,咫尺天涯,见时不易别更难》。董必武阅读后,对文中对他当年送作者脱险之事着墨颇多表示不安,专门给作者去信说:“过去我们交往的事实,作为揭露蒋帮特务统治及表达我们怎样和特务斗争的一角,写点什么出来是有意义的。
写时对个人的接触有什么印象,也可以提到,我意这点不宜着墨过多。就我们来说,做那一点工作,只是党员的分内之事。”当时写这篇文章时,曹靖华对究竟将董必武排在前还是将周恩来排在前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总觉得吃不准,索性依据当时大多数新闻公报的排名顺序,将董必武的名字排在周恩来的前面。
文章送给董必武征求意见时,董必武用红笔将自己的名字勾到了周恩来后面。此举使曹靖华深受感动,他感受到了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的崇高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