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回忆 查建英:现在回忆80年代最合适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对那个时代郑重、坦率的回顾?
“这是一种情结。” 查建英说。在一个离那个时代并不近,也并不远的时间里,同样成长在那个年代的查建英想知道,这些同样经历了火红青春的人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对共同经历的时代又是如何看待?
于是有了这本《80年代访谈录》,和查本人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思考。
“这个回忆超越了简单的怀旧”
中国新闻周刊:做这样的访谈是一种怀旧还是纪念?
查建英:都有,但又不仅仅是怀旧或者纪念,而是希望借一个机会对那个年代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清理。经过十几年的变化,再加上从东方到西方,不同的视角的转换,回过头去看这个年代,会有很多收获。实际上,访谈的过程既是聆听、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清理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要去回忆80年代?尽管你提到是有一个采访任务触动了你,但又把它写成了一本书,说明你还有更深层次的情绪。
查建英:我给《乐》杂志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访谈,但遇到80年代人物访谈时,突然被触动了,下意识里,自己还是有一个80年代的情结。80年代那批人的经历与过去早已不同,有些人已经有了海外生活的背景,视野、信息量也都增加了很多。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没有一个对那个时代郑重、坦率的回顾?
实际上,这些人现在已经比较成熟,对青年时期做过的事情,都有了自己的反思和看法,对现在都有独特清醒的判断。而80年代是他们思想的形成期,或是最初的表现期,对于这批人有独特的意义。这时候去访谈,记录下他们的认识,是最合适的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工作为什么没有在90年代做,那时候离得更近,记忆也会更清晰?
查建英:阿城曾经说起过,中国人自古讲究“安身立命”。当时80年代,很多人安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切入(关注)点却是文化,是属于“立命”范畴的事情。那时候的很多人是抱着疯狂的态度在谈哲学、文学、艺术,这是长期的精神生活贫乏,文化断裂,信息封闭之后的爆发式的汲取。那时候,经济的压力和诱惑没有现在这么大,大家的热情都投入到“立命”的问题中。
到了90年代,有了非常戏剧化的转折,很多80年代谈论的问题在90年代被悬置了,创作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没有80年代那种生气勃勃、全民关注的氛围。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为“安身”在努力,
而现在,当年的那批人都成了社会中坚,事业有成,“安身”的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立命”的问题又开始凸现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做这样的回忆可能更客观,看得更清晰一些。
中国新闻周刊:年轻人是不愿回忆过去,或者没有回忆的资本,现在做80年代这批人的回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老去?
查建英:当年有一首歌,《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现在则变成了“80年代的老一辈”。我的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小的崔健也四十多岁了,而李陀已经六十多岁。从年龄上讲,老去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人的回忆当中,肯定也有怀旧的成分,现在提供这么长的篇幅来让他们讲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群事业有成的人在回忆当年的辉煌。好在这里同时有大量的反省、批判以及反思,他们的回忆还是超越了简单的怀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