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故居 赛珍珠:在诺贝尔奖的谱系中 | 段怀清
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之前一年,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之后一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以其《大地》等系列作品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距离《大地》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已过去六年。
诺贝尔奖所给予的获奖理由是“她对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这里所谓“自传性杰作”,指的是赛珍珠为其父母分别撰写的《战斗的天使》和《异邦客》这两部人物传记。
考虑到二战时期的欧洲大陆深陷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战火之中,赛珍珠及其文学中所承载表达的超出文学世界之外的悲悯、仁慈、对话、理解以及同情、扶助等主题,无论是对战争中的欧洲、亚洲抑或战后的欧洲、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秩序的重建,都不无启示意义。而在赛珍珠心目之中,中国之于她的意义与价值,毫不夸张地说足以启示全人类。
在赛珍珠获奖之前,有另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理由与她较为接近,一位是1924年的获奖者、波兰小说家莱蒙特,其获奖理由是“我们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夫们》写得很出色”;另一位是1920年的获奖者、挪威作家汉姆生,他的获奖理由是“为了他划时代的巨著《土地的成长》”。
尽管三位小说家的个人背景以及文学理念差异甚大,但就小说题材、主题而言,他们又都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劳动者,包括劳动的艰难以及土地上的劳动人生的异化等,表现出超乎一般的关注与表达热情。仅就此言,赛珍珠在汉姆生和莱蒙特之后获奖,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成一种“意外”,其中应该还潜隐着诺贝尔奖在单纯的文学因素之外的其他相关考量。
其实,如果从文体以及文类角度来对赛珍珠之前近四十年诺贝尔奖的历史略作观察,会发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十年,获奖者的文学及文化身份,涵盖诗人、戏剧家、动物小说家、儿童文学家甚至学者(1902年,德国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以其史学著作《罗马风云》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并没有回避蒙森的史学家身份以及获奖作品的文类性质:“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这一点在其巨著《罗马风云》中表露无遗”;另有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欧肯于1908年以其《精神生活漫笔》获奖)。
当然也有像显克微支(1905年以《第三个女人》获奖)以及拉格洛夫(1909年以《骑鹅旅行记》获奖)。总体来看,第一个十年从获奖作品文类而言,诗歌、戏剧乃至学术文、哲思文的数量要超出小说。尽管不能说在第一个十年中小说及小说家获奖就处于弱势,但也绝对不能说处于强势。
就文体而言,抒情类、戏剧类文体的著作,似乎要比叙事类文体更受到青睐,至少不会比叙事类文体弱。这大概也反映出对于诺贝尔遗嘱中获奖文学的标准,在认识上仍处于一个尝试探索以及逐渐明晰稳定的过程当中,其中就包括对于“文学作品”的澄清,即不仅包括纯文学类的作品,还包括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及哲学著作。
就获奖者性别以及国别而言,亦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其一是在第一个十年中,仅有一位女作家获奖,即瑞典女作家西尔玛·拉格洛夫。其二是此间所有获奖者都是欧洲人,具体而言,获奖者分别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波兰等欧洲国家。这似乎反映出诺贝尔奖在启动初期,逐渐从北欧国家向整个欧洲延伸的历史过程,但也尚未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的客观事实。
而在第二个十年中,小说及小说家获奖的比例有所上升;在第三个十年中,小说及小说家获奖的比例相较而言明显上升,且此间有两位女作家获奖;而在第四个十年中,叙事类及戏剧类作品的获奖比例进一步上升,并且出现了诺贝尔奖颁行以来的第四位获奖女作家,即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而赛珍珠也是第三位美国获奖作家,之前还有1930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以及1936年获奖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
在此间获奖作家及其作品中,赛珍珠的《大地》系列在文学上,具体而言在叙事方式、语言风格、故事结构以及人物塑造等方面,尽管并非是同时代欧洲语言文学中最具有开拓意识、创新精神以及探索意义者,但也绝非平庸保守之流。即便是今天看来,《大地》的小说叙事艺术仍不失其文学史应有之地位。
除了1913年获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赛珍珠的获奖,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在前四十年间,首次出现用西方语言文学的形式,来叙述展现一个西方之外的东方社会的获奖作家及作品。而这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书写,无疑进一步扩展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性”,同时也贴近其所追求的“理想精神”。
这种理想精神,表现在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价值的人与人之间开展接触、对话与交流的追求,表现在对于文化多样性乃至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交流的追求,同时也表现在对于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与人之间开展对话、交流的追求,以实现平等、博爱以及人与社会的解放与开放。
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大地》这部作品中的宗教视角与宗教意识,甚至认为《大地》其实是以基督精神以及基督教视角来完成其对于种族、文化以及文明的超越。但无论如何,《大地》首先是一部小说,它是因为其文学性与艺术性而获奖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其宗教性或西方性而将此奖项授予赛珍珠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又往往容易被忽略。
诺贝尔奖就其设立初衷而言,也是希望设立一种能够独立于或超越于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种族、地域的文学艺术奖项的。
而在具体批评实践中,传教士差会组织曾批评赛珍珠及其《大地》没能表现出“传教士视角”,而在中国本土作家那里——譬如鲁迅——又认为赛珍珠的中国叙事,所表现的就是“一个女教士的视角”。如此对立的两种观点、意见,与其说揭示了赛珍珠中国叙事中的立场缺乏或偏颇,还不如说凸显出了赛珍珠在此方面的纠结与尴尬,即无论其作品中凸显出来的是一种传教士视角还是非传教士视角,其实在西方社会——最主要是在教会内部——以及中国本土作家那里,恐怕都不一定会两面讨好。
尽管如此,凡是认真阅读过《大地》等系列作品者,大概都不会忽略或否定其中深刻厚重的人道精神与人文关怀——这也应该是其超越了所谓的“传教士视角”或“非传教士视角”之争的一种客观而真实的存在,也可以理解为对于诺贝尔奖“理想精神”的一种文学实现吧。
大概不会有文学史家坚持将赛珍珠及《大地》纳入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叙事体系之中予以论述,但即便是在“五四”新文学语境中,《大地》也是一部值得关注乃至重视的作品。在此之前,“五四”新文学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正面涉及到中国农民与土地这一题材。
更关键的是,《大地》以及《兄弟们》《分家》这三部曲,几乎是一部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农村——都市社会的长篇史诗,它将王龙、阿兰一代农民的发家命运,与儿子们的个人奋斗以及孙子辈的命运,结构成为一个家族与一个时代之间交织互动的史诗性叙述。这种叙事结构及书写方式,在之后近百年中国本土作家们的文学实践中并不鲜见。
谨以此文,纪念赛珍珠《大地》系列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八十周年。
2017年9月9日于沪上东北角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