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泰斗张世英 专访│张世英:中国人几千年来为什么缺少自我?

张世英,1921年生,武汉市人。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2012年10月获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到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主要著作有《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张世英回忆录》《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天人之际》《北窗呓语》《进入澄明之境》《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等。

《哲学导论》一书获“第三届思勉原创奖”。

原载中国艺术报 记者金涛

张·世·英·如·是·说

主客二分在中国

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优点

当今中国人的自我观

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

天人合一境界很高远,

但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

网络、微世界

正在提升个人的自由

不求闻达,

要做学问中人

主客二分在中国

并没有真正发挥其优点

“主体性”是国外的概念,中国本土没有。用中国话讲,就是个性解放。从1949年解放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主要提倡的哲学叫做驯服工具论,国家是一个大机器,每个人是机器里的小螺丝钉,这还有什么主体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从以前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开始强调发展人的个性。

张世英:“主体性”是国外的概念,中国本土没有。用中国话讲,就是个性解放。我为什么对主体性这么关心,这么有兴趣?这跟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密切相关。你是“80后”,只是听说,没有经历过那之前的年代。

从1949年解放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叫前30年,我们国家主要提倡的哲学叫做驯服工具论,国家是一个大机器,每个人是机器里的小螺丝钉,这还有什么主体性?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从以前做驯服工具、做螺丝钉,开始强调发展人的个性。

现在说到我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前,我搞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跟西方现当代哲学很不相同。古典哲学,一般是指黑格尔以前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时间上大约是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前。古典哲学主要讲主体、客体、主体征服客体、主客二分。

这个哲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这个传统下来,认为主体要追求一种理想,这个理想是最完满的,在现实中间找不到。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日常看到的事物,这个沙发,它是方的,但是现实中间我们看到的方的事物,严格来讲不是绝对的方,总有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不那么方。

那么最理想的方就是方的定义,有四个边、四个角,四个角都是九十度,这是最理想的。所以现实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最完满的东西是概念。方的东西不是最方的,方的理念最方;圆的东西不是最圆的,圆的理念最圆;最美的东西呢?哪有最美?最美的美,就是给美下一个定义,就是美的理念。

所以,西方传统从柏拉图开始,最理想的世界是概念的世界。柏拉图把世界分成两个: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西方人就根据柏拉图的思想,老是追求那个最高的、最抽象的东西。到了中世纪,西方人崇尚上帝,上帝是最完满的概念,无所不包。上帝也是离开现实世界的。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

西方古典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客二分,主体要认识客体、改造客体,强调人的主体性,用我们过去的话来讲叫做主观能动性。这个思想有它的优点,首先是自然科学发达。自然科学强调主客二分,强调主体要认识客体,改造客体。

中国在“文革”前讲的哲学主要是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我们讲马克思主义,讲思维要主动改造存在,主体改造客体,达到主客的对立统一。但是,我们国家这几十年,自然科学并不发达,我们的主体性并不发达,因为从1949年到1979年,主要还是讲螺丝钉思想,并没有真正发挥西方主客二分的优点,没有发挥人的主体性。

张世英: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界酝酿了一场讨论,人们开始大谈西方的主体性,讲主客二分。开始我并不关心,因为都是搞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人在讨论,我是搞西方哲学的,没有参与。后来偶尔看报纸,发现一些文章根本没弄清楚西方主体性的意思,甚至批评主体性就是个人主观独断,将主体性等同于个人主义。我就觉得不对劲,于是产生了兴趣,想要研究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看看主体性究竟是怎么回事。

嘿,这个时候我发现西方现当代哲学都在批判主体性。因为西方人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已经进了一步,认识到西方传统哲学的缺点,发现主体性里面包含有个人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等。主体本来应该顺着自然规律来做,但过于强调主体性,就会毁坏自然、破坏自然。所以西方现当代哲学强调主体和客体不要老是对立,强调要讲和谐,要主客融合。

这时我联系到过去读过的中国古典哲学,主客融合跟中国的天人合一不是很相近吗?特别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就喜欢老子的《道德经》,而且他明确提出人和世界要融合在一起,海德格尔的思想和中国老庄思想很相近。于是我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哲学。

我这个人从年轻时就喜欢老庄,喜欢陶渊明。老子、庄子、陶渊明这些人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是老和天对立。西方现当代哲学,不是说回到中国古典,但很多都是和中国古典相通。于是我就强调把中国的天人合一和西方的主客二分融合在一起。

当今中国人的自我观

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

中国传统中依赖别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吸取西方的独立型自我观,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前些年讲超越自我,“超越”说得有点早、强调得有点多。中华文化要想求得新的大发展,仍然需要先多花点时间,做点补课的功夫。我们不能老是片面地自满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而应该多一点忧患意识,多想想自己的缺点。

张世英:2007年,我国当代心理学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原主任朱滢教授出版了他的《文化与自我》一书。全书有六个专题,他在《专题一》中并列了两个标题,一是“Searle论自我”,一是“张世英论自我”。他认为美国哲学家Searle代表西方哲学对自我的看法,张世英代表中国哲学对自我的看法。

该书称,西方人的自我观是独立型的自我,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互倚型的自我,强调自我与他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

朱滢通过大量心理实验和社会调查,得出结论: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年轻人的自我观,还属于互倚型的自我,缺乏个体自我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中国人更依赖于别人的观点,英美人依赖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并不是朱滢所说的代表传统的自我观,我主张中西方相结合,既要吸纳西方人的自我观,更要有所超越。朱滢的著作引起了我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有意摆脱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窠臼,由过去重视主客二分转向重视人与世界的融合,由过去重视抽象的理念世界,转而重视具体的生活世界,倡导万有相通的哲学,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

这一思想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我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和《哲学导论》三本书中。但在这几本书中,我都没有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本质在当今时代的迫切性、首要性。

这一点,因为朱滢的《文化与自我》,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中依赖别人的思想根深蒂固,吸取西方的独立型自我观,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我前些年讲超越自我,“超越”说得有点早、强调得有点多。中华文化要想求得新的大发展,仍然需要先多花点时间,做点补课的功夫。

我们不能老是片面地自满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而应该多一点忧患意识,多想想自己的缺点。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中,是我对我的“万有相通的哲学”的一大补充和发展。

天人合一境界很高远,

但既缺乏民主,

又缺乏科学

原始的天人合一,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中国几千年民主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从哲学思想根源、文化形态根源来讲,是因为天人合一。所以我现在反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恢复天人合一,还是要讲个性、讲民主、讲科学。中国社会直到现在缺乏独立的自我,不能怪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力量太强大。

张世英:中国的天人合一,从优点讲,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物都是我的同类,这就和谐了。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一种是老庄的。天人合一共同的特点是不要老把人和物分开,不要强调人和物的区别,要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就人的精神境界来讲,很高远。

但中国原始的天人合一也有很大的缺点,不强调人和物的区分,缺乏主体改造客体的思想,这就很自然地缺乏了主体性。这也造成了自然科学不发达,因为主体和客体老是拥抱在一起,没有了主体改造客体、认识客体的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运用在社会方面,天就变成了集体,父母、家族就是天。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按儒家思想来讲,家族由族长掌握,社群由统治者掌握,国家由君王掌握,群体没有个人意志,实际都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天人合一就变成了人和封建社会群体融合在一起,人就淹没在社会群体中没有自我。

我小时候就经过封建社会,家长就是君王,当儿子的没有独立性,是父亲的工具。我的父亲很爱我,但是我不知道挨了他多少打。他布置任务,说这篇文章,念半小时到我面前来背,一个字不对,啪,就打头。现在我与我的孩子,互相尊重,是平等的关系。过去封建社会,哪里有个性?至于女的服从男的更不用说了。所以谈不上民主。

由此我得出结论,原始的天人合一,既缺乏民主,又缺乏科学。中国几千年民主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从哲学思想根源、文化形态根源来讲,是因为天人合一。所以我现在反对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强调恢复天人合一,还是要讲个性、讲民主、讲科学。中国社会直到现在缺乏独立的自我,不能怪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力量太强大。我觉得我们要改变现实中不满意的东西,从根源上讲,要从传统思维方式、文化形态来改变,不要怪某一个人。

张世英:庄子的思想是天人合一,但如你所说,怎么又会有个性?在中国哲学中,什么叫做“天”,有各式各样的定义,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定义。大体来讲,“天”有自然之天,有义理之天,义理之天具有道德伦理意义。

儒家的天,主要是讲义理之天。老庄的天,特别是庄子的天,主要是指自然意义的天。那么义理之天是什么意思?人生下来就有等级、有贵贱,天经地义,不要去怨天尤人。所以儒家的天人合一运用到社会上,没有民主,都得服从君王,服从等级制度。

“天”到了道家又不一样。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张万物的整体是最高原理,是道,万物和我一体合乎道。人们观察事物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以道观物,一个是以物观物。

以物观物,从个体来看个体,万物都是不一样的,有贵贱等级,有好有坏,有是有非,有喜有悲。我们一般都是以物观物,得到东西就高兴,失去了就不高兴,把个体区别看得特别重要(本文由慧田哲学推送)。以物观物,人就会累于物,被束缚,不自由。

老庄提倡以道观物,以整体观看世界,万物皆齐,《齐物论》就是讲这个的。万物都是一回事。我们平常把生死看得重得不得了,庄子说,以物观物,生了,死了,差别巨大,但以道观物,生是一种存在,死也是一种存在,生和死都是存在,只不过存在的形式不一样。

所以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人家说你疯了,麻木不仁,庄子说非也,一开始我妻子死了我也哭,但是我想了想,人本来就是从没有来的,来了又回去,都那么回事。

所以万物皆齐,就都无所谓,就不会为物所累,庄子的天人合一反而自由了。从这个意义来讲,庄子有他的个性。但是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讲,庄子的所谓个性,所谓逍遥,是消极的。庄子的思想,没有主体改造世界、改造客体。

什么都可以,都无所谓,没有西方的主客二分,缺乏主体性,说得不好听是自我安慰。荀子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出发,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中肯的批评。庄子的至高境界的确令人如痴如醉,但美则美矣,终成梦境。

网络、微世界

正在提升个人的自由

我相信在网络世纪,科技、经济会促进社会民主、自由的思想加快步伐,会促进具有惰性的思想改变。这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不搞个性解放的解放。网络不搞群众运动,是当前最有意义的一个动力,对于中国的启蒙,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张世英: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独立自我观念,把每个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看得很重。仅以中国旧社会中代替“我”字的称谓为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平民百姓在官员面前只能自称民女或小民、贱民,下官对上官只能自称卑职、下臣、小人、奴才、奴婢,晚辈对长辈只能自称不肖、不材。总之,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尊卑上下,各有所属,人人按身份自称,在下者不敢言我,在上者不屑言我。

中国虽然受到封建传统的严重束缚,但人总是要有他的个性,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为生长自我,用西方语言来讲就是生长主体性,不断奋斗,不断挣扎,屈原、司马迁、竹林七贤、李贽……这些人都是挣扎在生死线上,追求个人的自由。

中国凡是想生长个性的人,都是老庄思想,因为只有那里才能找到出路。这些人要伸张正义、伸张个性,但都是消极的对抗,没有哪个说要搞个法国大革命。他们最后的命运,多半不得好死。竹林七贤中嵇康是被杀害的,李贽最后是自杀的。

中国历史上这些争取个性解放的人物特别值得写,我在书中说这是睡狮觉醒的历程,我说中国都睡着了,但这些人要醒过来。自我觉醒在中国是一个艰难、困苦、曲折、壮烈的过程,里面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我是希望把中国的民族精华写成一本书,我思想深处有一种感情在里面。

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冯友兰说中国缺乏近代的历史。我们一般讲鸦片战争以前是古代社会,统治思想就是天人合一。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人的洋枪大炮打进来,才把中国人从天人合一之中惊醒。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反思。

比如,龚自珍明确地说要以自我的心出发;魏源公开批评天人合一,指出万物一体“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国,下不足苏民困”;梁启超大力宣扬康德的自由意志论,推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些都是强调主体性。

这一批先进思想家的特点,是公开明确引述西方主体性的哲学。这个思想影响到后来就有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主与科学是主客二分思想的产物,我拿过来,针对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还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续走民主、科学的道路。具体该怎么办?怎样伸张我们的个性?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之下,直接去抨击某些现实,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原因不怪某一个人,不怪某一个政权,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有些思想比较顽固。

但相比人的思想,经济、科技的变化要快得多。美国分析哲学家蒯因就把人的知识、信仰的各种因素画成圆圈,圆圈中心是空洞抽象的思想意识,外围是科技、经济生活。这个圆圈转起来,外面大圈转得很快,中心转得比较慢。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的社会的文化形态,要改变脑袋,改变天人合一的思想,都是比较慢的,但科技改变很快。

现在人们天天上网,玩微信、刷微博,哪怕是思想上的一点点感想,都可以在网络中表现出来。所以中国的网络世界是个非常广阔自由的世界,网络、微世界已经把个人的自由提升到一个很广泛、很深的程度。有人甚至说,现在个人主义太强了,一天到晚跟着感觉走,这就是因为周围的东西改变太快。但这有一个好处,可以推进思想意识的改变。

我相信在网络世纪,科技、经济会促进社会民主、自由的思想加快步伐,会促进具有惰性的思想改变。这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不搞个性解放的解放。网络不搞群众运动,是当前最有意义的一个动力,对于中国的启蒙,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士大夫

都有双重性

中国追求个性的人都喜欢老庄哲学,都希望离这个世界稍微远一点。中国的士大夫都有双重性,过去叫做外儒内道。 当时父亲教我读庄子,几乎都是恍兮惚兮,只有两句教育我的话一直留在脑海,就是“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我一生在外漂游,至今还时兴“归去来兮”再饮柏泉之想。所以我这个人,不大受上级喜欢,有一种高傲的性格。越是当官的,我越是与之不沾边。可是,我对于穷苦的人、乡下的人,对他们很好,帮助他们。

张世英:我九岁前在乡间私塾念书,父亲寒暑假时回乡,就教我背《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特别是陶渊明的诗文,《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是我背诵最熟的名篇。念小学和初中时,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要教我一点古文,每个月都要我利用星期天写一篇文言文。

我一直铭记着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身为中国的读书人,中文写不好是可耻的事情。他认为只有多读多背,才能出口成章,写好文章。我现在能背的篇目,可能比很多中文系教授都要多。

中国古文讲究起承转合,句子有长有短,行文有气势,必须经过朗诵才能体会出来。中国是诗的国度,哪怕是散文,里面都有诗意,不经过背,体会不到。还有些东西,你懂得不透,但能背诵,日子久了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意思。有人说,现在有电脑,可以搜索,还要背诵?但搜索也总得知道几个字吧?所以我总是劝人,想提高自己的古文功底,必须要背。

张世英:影响最大的是陶渊明。小时父亲经常在我面前称道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这是老庄的道家精神。三十一二岁时,我在天津南开大学教学,有几次当官的机会。那时刚解放,重视年轻人,天津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后来曾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要我当天津一个专科学院的院长。

我说我是一个读书人,就没有去。后来因为夫人在武汉,我从天津调回武汉,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中南文教部部长,他说你就留这里做个处长吧,我也拒绝了。

后来这个部长送我出门时说,我们党也需要学者,你既然不想当官,就好好研究学问吧。我对当官没有兴趣。我从小受父亲影响,他一生也是不进官场,比较高傲。当时父亲教我读庄子,几乎都是恍兮惚兮,只有两句教育我的话一直留在脑海,就是“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我一生在外漂游,至今还时兴“归去来兮”再饮柏泉之想。所以我这个人,不大受上级喜欢,有一种高傲的性格。越是当官的,我越是与之不沾边。可是,我对于穷苦的人、乡下的人,对他们很好,帮助他们。

另外我觉得,中国追求个性的人都喜欢老庄哲学,都希望离这个世界稍微远一点。中国的士大夫都有双重性,过去叫做外儒内道。比如说朱熹,他的哲学被奉为官方哲学,但朱熹晚年其实非常不愿意当官,明确有心在江湖的思想。

他的思想因为反官方,所以官方不是很喜欢。过去我们不知道,以为朱熹就是拍马屁的哲学家。其实朱熹有很多讲欣赏田园诗人的作品,他的思想被奉为官方哲学是后来官方捧起来的。在中国可以说没有例外,凡是有成就的文化名人,没有一个是没有道家思想的,没有一个是绝对想做官的。儒家思想让他们学而优则仕,道家思想则支撑他们的精神,从道家求得心灵安慰。

大概只用了半年

对电脑已由反感变成离不开了

我现在一天上网七八次,要写文章,都先上网看看年轻人怎么说。这七八年来,我已经能在网上写东西,基本不用纸。我是武汉人,拼音不准,所以用汉王笔手写。

张世英:已经有十多年了。还是在2001年,当时北大哲学系的两位负责人赵敦华和叶朗找到我,要我为本科新生开设哲学导论课。我是80岁退休的,也就是在那一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念西南联大,凡大学基础课,都由老教授开,因为需要有功底,专题课倒是讲师开。

新中国成立之后变了,基础课都让年轻人开,老教授讲专题课。到了2001年,我们也思想解放了,北大开始提倡老教授讲基础课,我经过犹豫答应了,后来讲稿还出了书,获了奖。

为了奖励我,学校送了一台电脑,运到家里时,他们说,不搞电脑的人会有反感,我说我就是。后来我有一个学生,已经是教授了,他说张先生您不妨试试电脑。嘿,我就自己摸索,结果几个月下来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还有学生说,您可以在电脑上玩游戏,还教我。结果那几年天天在电脑上玩游戏。

大概只用了半年,对电脑已经由反感变成离不开了。后来女儿告诉我,玩游戏对眼睛不好,我就克制自己,现在不玩游戏了,就是看消息、读文章。我现在一天上网七八次,要写文章,都先上网看看年轻人怎么说。这七八年来,我已经能在网上写东西,基本不用纸。我是武汉人,拼音不准,所以用汉王笔手写。

张世英印象:

95岁高龄,

但一点儿都不落伍

“诗人,哲人,有个性的人。”这是记者眼中的张世英先生。诗人,是说他爱诗、写诗,因为诗,与夫人彭兰相识相知,相伴终生。夫人长于古典诗词,她的文学气质影响了张先生将诗与思结合于一体的治学思路。彭兰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因此他又与闻一多先生结下不解之缘,在哲学生涯中,闻先生一句“走出象牙之塔”对他影响至今。

“一心为学”,这是儿女眼中的张世英。“文革”十年,他被迫告别了长期研究的西方哲学、德国哲学,借养病之机,熟读唐诗和宋词,书斋成了他怡然自得的“桃花源”。“文革”结束后,他以60岁之龄开始一心一意的为学归途。面对当下学术界的浮躁,他心无旁骛,不为名利所累,独立完成了20多部专著,在自己的哲学天地中找到纯粹为学的快乐,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八九十岁的学者中,张世英先生原创性最强,但学术界对张先生的重视还不够。”在北京大学著名美学家叶朗看来,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基本理论领域提出了新的思想,这既需要勇气,又极具价值。叶朗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必然会有“高峰”产生,学者们要去做的,一是营造产生“高峰”的土壤,另一个就是去发现“高峰”,把他们照亮。

“诗人,哲人,有个性的人。”这是记者眼中的张世英先生。诗人,是说他爱诗、写诗,因为诗,与夫人彭兰相识相知,相伴终生。夫人长于古典诗词,她的文学气质影响了张先生将诗与思结合于一体的治学思路。彭兰是闻一多先生的干女儿,因此他又与闻一多先生结下不解之缘,在哲学生涯中,闻先生一句“走出象牙之塔”对他影响至今。

哲人,是说他在读西南联大时就由经济学转向哲学专业,哲学成为他终身为之思索的事业。有个性的人,是因为张先生从小有一种侠义之气,爱打抱不平,这种性格,贯穿他一生,到了90多岁,他还著书立说,大力提倡中国人的个性解放。

在北京回龙观附近的一处小区,记者拜访了95岁高龄的张世英先生。刚到楼梯拐角,就看到张先生已迎接到门口。我们落座,寒暄了几句,张先生竟然拿过手机,很快调出了我的采访提纲。这令我大吃一惊。此前,我曾通过电邮给张先生发过采访提纲,几乎立即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如此高龄,居然还在使用电脑,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张先生居然把采访提纲从电脑搬到了手机上!那么小的字,张先生阅读起来毫无问题,在信息化时代,他一点都不落伍。

(本文原题:《在诗与哲的屋檐下——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