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第二号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我在香港遇到我在仰光经商的哥哥。我告诉潘,他眼睛一转,突然问我:“你到仰光去好不好?”我笑笑摇头。他就对我谈他的在仰光搞一个据点的设想。我介绍我哥哥和他见面,由我和蔡楚生当翻译。爱国主义加上革命道理,综合官话加双手比划很快说通了,我和蔡只是偶尔作必要的补充。

哥哥答允为我专开一家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哥哥离开香港时,潘交给他三个人--范长江、蔡楚生、陈曼云(潘的助手,蔡楚生之妻,“文革”中备受折磨致死)的照片,由他在仰光办理入境证,随后,我也离港经越南、昆明转乘飞机去仰光。

1941年春,潘打电报叫我去港,他告诉我:因皖南事变,周公(指恩来同志)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他向我了解仰光的情况。当时已有一些人陆续到港,我们商量筹集了一笔开办剧社的经费,然后叫我乘飞机去重庆转回仰光。

我到重庆的次晚,孙师毅陪我去曾家岩50号见了周恩来同志,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在我到仰光后不久,就陆续来了一些人。
之后,潘又来信说:“旅港剧人协会已演出了第一个戏,下次你再来时,可以看到金山演的《马门教授》了。”

一个投敌的叛徒、特务,关心这些干什么?难道这不正是他在敌人面前立功的机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潘又忙着撤退香港、仰光的自己人。那时有好些和我这个据点素未蒙面的人来找我,我的运输公司买卖兴隆(后来,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春节聚餐时碰到这些顾客)。以后很久没有潘的确切消息,但对他的武侠式的传说,什么坐着高级轿车长驱直入敌方某要人公馆啦,什么敌方一个官员在大会上训话时,举目一看,他的上司--潘赫然在座,原来潘是为了一批军火的转运,只得冒险来找他,等等。
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兴,也乐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