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将军 都1944年了 汤恩伯面对日军为何还是一触即溃?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是让人无奈,张静吾这趟归途,今天看来简直是找死!
张静吾从1937年到淞沪战场参加抗战,一路西撤到贵州,总能遇到贵人,逢凶化吉,到了1943年他突然思乡了,想得魂牵梦绕,宁愿从大后方,先到重庆,再到汉中,最终到嵩县,我算了下距离,大约在两千公里以上。
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出后,并没有像别的高校一样远赴大后方,却藏在豫西伏牛山区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继续办学。潭头是个小盆地,北部为秦岭余脉熊耳山,西、南部为伏牛山,伊河从镇南流过,十几个村落分布于镇中心街周围。在豫北、豫东、豫南沦陷后,这里是个闹中取静的环境,而且距离开封也就300公里不到,附近又有蒋鼎文、汤恩伯的重兵集团,是个相当安全的地方。
河南大学及随校来到潭头的人数,共约一千六百余人。包括教职员眷属,在开封时就为师生服杂役的斋夫、厨夫,随同撤出的多家饭庄、理发店、照相馆等服务型商铺,大量的东北和冀、鲁、晋、皖数省流亡学生也都在此学习。
除了在嵩县的河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校本部和三个学院九个学系四十个班级都在潭头,宿舍、实验室、图书馆,甚至是农学院的农场、林场和园艺场一应俱全。
▲河南大学抗战时期在潭头的办学旧址
所以,河南大学当时被国民党教育部认为是一个奇迹,被誉为孤悬敌后的“华北唯一最高学府”。老校长刘季洪时任教育部社教司长,抗战之初他任河大校长时,曾立主学校前往重庆万县,但河南省政府不同意,不愿意河大离开河南,为此发生矛盾,最终刘挂印而去。但对河大,刘季洪是非常有感情的,1942年夏他来陕豫视察教育,特意到潭头看望师生,回去后力陈此间办学的不易和敌后坚持的政治意义,遂又把河南大学从省立恢复为国立。
张静吾来河南大学医学院二任校长,感觉是相当不错的,嵩县距离他老家巩县(今巩义市)很近,回去看家人也方便,还把自己的四侄张宏中带出来,觉得这里比巩县安全。
1944年4月,日军突然发动一号作战,渡过黄河,连克郑州、许昌。5月初,形势已经非常危急,洛阳看来也守不住了,汤恩伯的大军都开始溃退了,河南大学把医学院紧急前往潭头镇,还以为山沟里就安全了。
▲刘季洪
谁能想日军为了拦截汤军南撤通道,将其聚歼于豫西,日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应太郎中将命令所属的第37师团:“派步兵一个联队向卢氏挺进,彻底破坏该地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敌军。”37师团以步兵第226联队组成卢氏挺进队,进攻卢氏途中,正好要走潭头,沿途就开始大屠杀了,河南大学和潭头镇只是这场浩劫中的一个节点。
河南大学当时还不知大祸临头,觉得鬼子不可能打过来的,汤恩伯英勇善战,手下几十万大军总不是吃干饭的吧?关于当时的情况,张静吾的回忆最具现场感,他说:“我到潭头几日后,某日下午,正在校长室开会,忽有人进来说,敌人离此只有下二十里路了。
子是大家一哄而散,各自逃生。我因初到潭头,人地两生,究应逃往何处,毫无主意。正在踌躇间,校长从窗前走过,他正欲逃走,我就喊他说:校长,怎么办?他未作声而去。我没听说他耳聋,他是会听见的。当时我想,你身为校长,事前无安排,事来又不管,只知自己逃命,算了,只有各奔前途了。”
这位校长就是王广庆,我前面讲过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捋这个关键词,河大的同学则可以到校史室去看高大上的介绍,当然这段他们不会说的!
▲王广庆书法纪念馆中的王广庆简介
中国还有个成语叫“居安思危”,说安逸的环境下也要惦记着可能的危险,然而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历史和我们身边看到的大多数,却是居安不思危,甚至居危思安。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哪怕这种安逸是敌人再次打破安逸前的迷魂药,也要吃下去,如果觉得还有些害怕的话,无非加大剂量,多做些心理建设就好了。
我想特别说点1944年鬼子发动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开局时国统区军民的心理史。
从1939年至1944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相对平静,黄泛区的出现使夹河对峙的国民党军和日军基本做到了相安无事,日军沿平汉路南北的几次进攻,也都因为兵力不足和国民党军的避战方针而无甚进展,这让国民党军政各方都麻痹起来。
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在此前后,胡宗南与河南方向的蒋鼎文、汤恩伯相商,将大批河防部队西移关中。毛选第三卷《质问国民党》里,毛挪揄道:“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
”而实际上,鬼子根本没有歇着,1941年10月,他们在黄河以南郑州北面的邙山头建立了前进基地,驻守两个步兵大队与一个炮兵大队。
此后直到豫中会战约二年半期间,国民党军就任由其存在,并安全地修复了黄河铁桥,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修通黄河铁桥的目的是为了从黄河北岸运输庞大渡犯兵力与机械化装备,集中优势兵力和装备,打你个落花流水只是时间问题。
对此,不能说国民党军是完全麻痹大意的,1942年以来,各方面时有日军自黄河渡犯以便打通平汉路的情报,但蒋鼎文和汤恩伯却都认为鬼子的主攻方向不在河南,而在东面的津浦路。蒋介石和军委会在分析了以蒋鼎文与汤恩伯为主的情报来源后,认为日军有可能在黄河沿岸发动大规模攻势,但日军的重点在太平洋与中南半岛,在华北是处于战略守势,所以日军即使自黄河沿岸发起进攻,其规模也只是局部攻势。
▲1943年,汤恩伯将军和记者西奥多·h·怀特
4月17日,汤恩伯部的河防部队首先面临日军渡河攻击时,他竟然在距郑州前线五六百里外的鲁山泡温泉,虽然带了译电员,却与部队失去联络。汤的中将总参议宋湘涛,甚至邀请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于当晚看戏,准备第二天早上再返回,大家认为这是一场鬼子的扫荡,无关紧要。
到了23日,汤恩伯已经多少看出些端倪,觉得日军人数不少,可能不是扫荡,有可能是要打击野战军,不如趁机反攻一下,夺回邙山头总是好的。可蒋介石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却一直判断失误,等徐永昌也醒悟了,蒋鼎文都准确判断出5月上旬日军将发动总攻了,蒋还是执迷不悟,认为“似为敌之神经战”。
直到5月1日,许昌陷落,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殉国,郏县、襄城也遭到日军攻击,蒋介石才看出来撑不住了,日军这是大规模会战,所图非小的节奏,才“指示河南作战方针,本拟在禹县决战,因前方军队散漫,恐不能予敌打击而反引起洛阳之危机,故决避战,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
”可此时为时已晚,汤军不是来不及撤退,就是撤退成了溃散。 下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一面是日本鬼子追踪国民党军主力,捕捉党政军机关时,对我无辜百姓、学生进行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就是国民党败军对沿途百姓、学生进行的抢掠,这包括伊川、嵩县、登封、密县、禹县、卢氏、襄城、南召和鲁山等九县,涉及部队有第85军、第13军、预8师、第40军、第12军和长官部特务团。
我们今天的历史书,只说日本鬼子在嵩县潭头镇,对河大师生犯下的血债,可中统局给陈诚递交的材料里,还点了13军的名字,说:“十三军在襄城嵩县,大肆劫掠,并那啥河南大学女生数人,至卢氏,将农民银行基金现洋及大车,全部劫去。”军统局对13军也有类似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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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北朝论坛,作者: 党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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