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令人敬重的瓷器鉴定泰斗——耿宝昌

         耿宝昌先生是我国现在古陶瓷鉴定第一人,可以称得上是“首席”了。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历任辽宁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博士生导师、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在我国,先生的学术地位是显赫的,其学术成就是卓著的。这些耀眼的光环与他的出身、来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反差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20世纪90年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分别到全国各地复鉴确认馆藏一级文物,耿宝昌先生是陶瓷组的首席鉴定委员。1993年秋天,当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一级文物确认组从内蒙古转到河北,9月24日六点半专家组从石家庄出发奔邯郸,八时许,车停至高邑站路边的一个饭铺吃早饭。耿先生此时感慨地说:“五十七年前,我就是从这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今天又来到这里,这个过程简直就是一出戏!”

    耿宝昌先生于1922年7月14日生于北京。当时家住西安门惜薪司胡同。三岁时随父母回到河北老家。耿家在北京世代经营珠宝翠玉,祖父耿景山是东城里著名的翠玉专家,对翠料子那是隔皮看瓤,没错儿。活了百十岁,高寿。伯父、堂兄、表弟都是吃这行饭的。只有父亲耿湘甫是个读书人。宝昌祖籍束鹿县(今辛集)孟家庄人。少年时家境不宽余,在农村高小毕业后,尽管学习成绩优秀,父亲却再不能供他上学了。父母说:“学徒去吧!乡里风俗男孩儿必须外出,成不成的,试试看!”1936年2月初的一天早晨,一个14岁的孩子,在春寒中带上行李,随从同乡学友,离开了家乡。先生就是在高邑上了北去的火车。当天晚上到了北京(当时称北平)西车站。那时的西车站在北京前门箭楼的西侧。今前门商业大厦、肯德基一带。他走出车站,顺路往南,经前门五牌楼、珠宝市走到大栅栏东口一卖百货的老乡处。他来北京投奔的是大哥。大哥叫耿楚珍。在西琉璃厂铭珍斋(今荣宝斋西面)当伙计。他是铭珍斋韩老板的大徒弟。那时社会上提倡干实业,经人介绍,先生到前门外打磨厂新开路一家五金行当学徒,因有高小的文化水平,干了两月的体力活以后,掌柜让他管帐。对这活他从心眼里不爱干,没多久,就被辞退了。那年月,能找到这份差事就算不错了,所以到家以后,被大哥数落一顿。在大哥那里闲住了半个多月,一天兄长问他:“回家乡轻闲,老大不小了,不能总呆着,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因古玩店里有文化,又清净高雅,先生便说:“我想去古玩店!”

     这年4月,先生经“可观阁”的老乡介绍,进了“敦华斋”。掌柜孙瀛洲,河北冀县人,北京东大市学徒出身,有一双鉴古的好眼力,民国十一年开店,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算得上够规模了。店的年库存量都在万件以上,而且都是官窑等精品,高档老窑精品种类齐全。这些好东西任你摸、任你看。一年到头天天看,所以打下了个好基础,见过真的了,假的自然就好识别了。这“敦华斋”在东四南大街,今新闻出版署南侧(本司胡同对面)。店铺前庭很深,陶瓷文物陈列在货柜里,很像一个展室,后面一个小院,三间南房、一间西房,东面是“德安堂”中药铺的小楼儿。孙瀛洲在对过的本司胡同另有住宅。那时学徒有个规定,徒弟进店三年只管吃饭,没有工资。年底店里分红,说是给双鞋钱。第一年给中交票20块(即中央交通银行发行的货币),当时礼服呢棉鞋一块多一双。三年后学徒期满,月薪2元后加到10元、20元。因先生是从农村出来的,感到在“敦华斋”挺满意,起码吃的比农村好。那年头,生活上还能有多高的要求?但在学业上,先生却立下了志向:苦学三年成功,奋斗十年立业。当时心里有了目标,自然也就有了干劲。在店里,他的年龄最小,进店最晚,杂活琐事都是他的,早五点起,扫地倒尿壶、卷铺盖拆床铺、下门板(临街护窗护门的板子)样样都得干。冬天,还要管前前后后四、五个大炉子。店里烧的煤都是骆驼驮来的大块儿,砸煤、添火、掏灰、封炉子,哪项落了空也不行。掌柜家的杂活也得去干。做饭的大师傅是个大个子,常让先生帮他往局子里去抬水,回来抬煤筐。先生个子小,水一“起驾”,桶就滑到他那头,那罪儿受的就甭提了。

    客人来了,沏茶倒水、点烟伺候。掌柜的要求可严了,茶具、烟具得洗得干干净净,就连痰盂也得擦得灵光锃亮。擦桌子光抹桌面不行,桌椅的腿子、花芽孔、横撑都得掏到了。整天干活,洗洗涮涮,冬天手脚都冻裂了,手上的大口子深得看得见骨头,干活一震就淌血,这些都不在话下,那不是为了学点本事吗!由于他肯吃苦耐劳、为人厚道,掌柜的及师兄们都戏称他为“傻小儿”。

    那年号学业务,没人发讲义,没人给专门上课,全凭自己用心。掌柜的谈生意、讲古玩、与客人聊天说事,都得站在一旁竖着耳朵听。有一次宝昌给客人老前辈擦火点烟,听得入了神,整个火柴盒都着了,手指头都烧焦了,也不敢抛,直到今天,左大拇指还缺半块肉。

    为了考验学业进步,掌柜的有时也督促店员们学习。店里有10多个人,抽空把大家聚到一起,他从货架上拿下一件文物,让每个人把年代、名称等写给他看。对了,夸一句:“没白吃饭!”错了,则说:“白吃饭了!”

    先生在店里,刻苦学习,一句一句地记,一字一字地听。逢年过节,别人都玩去了,可宝昌却认为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店里盘货、结帐,帐目、货号要改动,文物号签要改写,这都是接触、熟悉文物的好机会。他通过给文物贴号、换号,熟悉文物,借清洗、擦拭文物、搬动文物,体验各类文物的手感。正是因为他平时细心、不惜力地与文物打交道,熟练地掌握了店里的万八千件高档文物。不管是谁点货,他都能迅速、准确地把东西拿出来。工夫不负有心人,24岁时,就能独立支撑门面了,自己开了“振华斋”古玩店。

    从1936年到1946年,这10年间,“敦华斋”先后用了百余人,经过淘汰筛选,最后只学出十来个人。1956年,孙瀛洲先生捐献大批文物后,应聘到故宫,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罗致人才,吴院长请孙先生荐人,孙先生首推最得意的弟子耿宝昌到院工作,从事故宫博物院所藏古陶瓷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数十年来,他经手过目的历代陶瓷精品数百万件,足迹遍及全国文博单位及各大古窑址,鉴赏过各国博物馆及海外收藏家所藏的中国陶瓷器精品,参加过多次国内外有关中国古陶瓷的学术研讨会,这些独具的条件,为“精于观察、敏于辨识”的耿宝昌先生,提供了攀登学术高峰的阶梯。

    1993年,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此为先生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探讨的总结。集学术性、实用性与权威性于一书,是20世纪中国文物鉴定界学术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是近代陶瓷鉴定文献《陶说》、《陶雅》、《陶录》、《说瓷》之后,最有分量的名著之一,可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洋洋60余万言,近6万幅图,无不体现着先生的艰苦与心血。

    先生为培养人才四处授业,无论是个别辅导还是满堂大课,从不拒绝,为提携后学,为多人著作写序。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且多已成为我国文博界的骨干力量。每谈到这些,先生总是微微一笑,一种愉悦之情油然而生。

        读了《艺术市场》2005年08期刘雪杉撰写的《耿宝昌先生的传奇人生》后,耿老的传奇人生着实让我钦佩!于是把这篇文章爱不释手地读几遍,精心收藏起来,不时地拿出来读一读,回味其中孙瀛洲、耿宝昌俩先生学瓷、鉴定古瓷的经历与做人的人生,真乃受益匪浅!文中的有些至理名言自己都能背记下来:“店的年库存量都在万件以上,而且都是官窑等精品,高档老窑精品种类齐全。这些好东西任你摸、任你看。一年到头天天看,所以打下了个好基础,见过真的了,假的自然就好识别了”。“苦学三年成功,奋斗十年立业。”等等。吾自幼与祖辈学习把玩祖传成化瓷四十多年,也是见真的见多了,自然也就象父母抱惯自己的孩子一样,哪儿有颗痔,哪儿有块疤自己都非常熟悉。有时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熟悉得不看其身,光听其声就知道是老几回来了或在做什么。因此,在改革开放后,自从古瓷拍卖第一锤到后来的古瓷鉴定收藏热,我不管是什么样的鉴定专家鉴真鉴假,也不管各色各样的买家上门来说真说赝,我都心明眼亮、心中有数,不被任何所谓的专家、买家所左右。

试想,一个人连自家的孩子都不认识,还能认识别人的孩子吗?成化瓷器在历代官窑瓷中很是特别,清代的瓷器专家王棠在其《新知录》中说到明朝各代官窑成就时指出:“首成窑、次宣、次嘉、其正、万间亦有佳者。”真正的成化官窑瓷器,胎质细密,结构精致,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玉质感很强,造型轻盈秀美,自嘉靖朝一直以来,历朝历代仿制到如今,没有一件是仿成功的,故历代的古瓷鉴家都有共识:“成瓷后世很难仿制!”。收藏于心,靠检漏一夜暴富的人有,但那是神话和少了又少的事。搞收藏也好,搞拍卖也好,要有一颗平常心。你真的有钱投资古玩,也要请有真才实学、有真眼力的专家帮你掌眼,上真正有诚信的大拍卖公司买,千万别抱有检漏和一夜暴富的想法。为供藏家参考,我发一件我的成化斗彩葡萄纹小碗的图像供大家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