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杀陆建章 法学家的复仇:冯玉祥杀害了徐树铮?

陆建章为人固非善类,被传有通匪之嫌,但徐树铮忌之杀之,难免牵涉背后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且不经审判,即就地正法。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原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夫人亦是同学,两家关系本不疏远。所以徐树铮此举,于法于理,均未允当。

徐道隣回忆,出事后他的母亲非常难过,徐树铮也从不谈及此事,从此亦再未杀人。 陆建章之死,震动官场,不免人人自危,引起恐慌。仇恨的种子,更在一个人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他就是陆建章的外甥,颇受其恩厚的冯玉祥。

陆承武冒名顶罪,徐道隣走上政坛 民国十四年(1925年),徐树铮考察欧美、日本回国。其时北方局势不稳,但顾于考察成果丰硕,他正踌躇满志,执意回京复命。至京述职完毕,他又不听劝阻,执意南返。

据说当日段祺瑞案前曾出现“又铮不可行,行必死”的字条,段急派人送徐,徐并不介意,并拒绝军队护送。一而二,二而三,生机一失再失,命乎?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徐树铮的专车行至廊坊,被冯玉祥指使部下张之江挟持而去。

风雪之夜,随着一声枪响,一代枭雄,竟曝尸荒野,终年四十有六。徐是政府专员,身为同僚的冯玉祥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杀人,而是电报政府,云:“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上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裹恤。

”其间,更有陆承武呼啸而至,自称为父复仇之一幕。冯之杀徐,据徐道隣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徐访欧筹得款项,有望东山再起,冯对此颇为忌惮,先下手为强;二是徐反共立场鲜明,冯当时已经与共产党合作;三是冯欲报陆建章的知遇提携之恩。

冯玉祥

古经“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春秋公羊亦有“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复仇的重任,便落到了徐道隣的身上,这是他需要去做也必须去做的。亲属复仇,是贯通不同类型文明,贯穿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伦理法则,国家出现后,固然会通过法律来限制私力救济,但是情法的辩难,不会因为制度日趋精致而消减,却是长时间地存在着。

一方面固然是制度并非万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之本能就不是能够被制度化的。此时的徐道隣,弱冠之年,正在德国留学,回国奔丧,再默默返德继续学业,其内心果真平静如斯乎?非也!

他暗中查明真凶后,复仇便成了他以后人生的主题。在其提出诉状之前的二十年间,未曾开口说过一次“冯”字,这样的仇恨,何等的彻骨!其内心深处,何等的翻江倒海!

徐道隣曾在《二十年后的申冤》一文中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 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伸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想要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读书的精神去作事;等作事有点成就,再拿作事的精神去报仇!

所以,尽管他以《宪法的变迁》顺利地拿到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尽管当时他的公法学造诣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国学人(其中不乏后来执德国公法学牛耳之才俊),但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公法的学术之径。

等他数十年后再执教鞭的时候,已经转向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尚在襁褓之时坠地伤足,因乳媪匿而不告,数年后遂成痼疾,终生不良于行,故无法如父亲一样投笔从戎,这是徐道隣的憾事。那么要“作事”,就只能是从政了。

君子复仇,二十年未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徐道隣回国。因徐树铮与蒋介石的交谊,他被蒋招至麾下,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行政院参议、中国驻在意大利代办、考试院铨叙部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

十几年间,职务几换,也曾忝列智库,也曾叱咤外交,也曾司局干部,似乎很活跃、很风光,但书生参政,个中滋味,恐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在三十年后发表的《论政治家与学人》一文中,他谈到“世上竟有不少有前途的学者,放弃了他们有把握的学问不做,而到没有把握的政治里去翻筋斗,真是使人难解”,这番感慨,叹息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复仇的机会并非没有,韩复榘曾找上门来,愿助“一臂之力”,但徐道隣何等聪慧之人,如陆承武般的假孝子,他是不愿意做的。

“七七事变”,民族抗战,前线部队不乏冯玉祥的旧部,一个中央现职人员若状告冯玉祥,会对军队产生什么消极影响?他们是否会误解中央?他犹豫了。从政并没有给徐道隣带来期待的权力,反倒束缚了他的拳脚,国仇家恨,他需要斟酌衡量。

二十年,杀人罪的追诉年限转瞬即到,好在天可怜见,倭寇已灭,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提起诉讼了:父亲,今天的复仇,是以法之名。 军事委员会的批示下来,依据民国十四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告诉时效是十五年,也就是说,法律以技术手段,委婉地拒绝了徐道隣的诉讼请求。

徐氏马上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理由提出抗诉,但无论是军事委员会还是法院,再无下文。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徐道隣谈道: 我在递状子时,原就担心不会有结果。但是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二十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当,他这种狼狈喫蹩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

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终天,惟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 与古典时期一样,民国时代的子女复仇,仍然具有很强的伦理正当性,在舆论上也颇能获得支持。

所以施剑翘杀孙传芳,郑继成杀张宗昌,乃至所谓陆承武杀徐树铮,抛开其背后或许隐藏的政治阴谋不说,杀人者或被特赦,或不被追究,皆可说明此点。与施、郑的快意恩仇不同,徐道隣的复仇显得比较独特,或许这与徐受过法学教育,受其规训不无关系吧。

他的隐忍,他的坦荡,他的气节,是这个并未成功的复仇故事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之处。我又想,当他投出诉状的一刻,不管成败,他都已经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以直报怨”,这是君子之风。

法律的婉拒,或谓不幸,又何尝不是幸运? 段祺瑞在爱将徐树铮被害后的沉默和不作为,曾使徐道隣颇为不满,但后来对情况的了解使他逐渐释怀,相信段并非无情之人,相信段自有他的分寸,其中就包括了解到段祺瑞信奉“轮回”“因果”。

佛家学说与古典思想的结合,使得中国的“报”具有宿命与来世的更深刻的意涵,这或许多少能缓和现世的情法冲突,抚慰孝子们内心的愤懑吧。 当陆建章送出“阎王票子”的时候,可曾想到徐树铮背后的一枪。

当徐树铮下令就地正法的时候,可曾想到廊坊的风雪之夜。当冯玉祥发出截杀密令的时候,可曾想到黑海上的阴谋……我想,谁都不曾想到。

但报应的因果,已经种下。 据说小徐死时,大徐的挽联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吊诡的是,之前祭奠陆建章时,他亦曾送同样的挽联,是徐世昌的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为,堪耐玩味。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或许就是拨弄芸芸众生的命运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