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星谊和温兆伦 【117会客厅】温兆伦:娱
其实当年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拍摄《义不容情》的时候,23岁的温兆伦不要说别墅,连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没有,仍然睡在家中的客厅里。
深水埗,如今是香港旺地,数条地铁线经过,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然而在30多年前的香港,那里是个平民区。温兆伦的家就在深水埗区一幢人口密集的大厦里,不到30平米。“有点像《义不容情》里云姨带着有康有健他们租的公屋,不过我们家这个房子是自己的,我爷爷买给我奶奶的。”人口最多时,那个狭小的房子里挤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温兆伦兄妹共七口人。
儿时的温兆伦是个小胖子,五年级时腰围已经达到32英寸(约合2尺43),经常买不到裤子。从没觉得自己在长相、身材上有任何优势的温兆伦,直到16岁的一天,突然在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长高了,变瘦了,面庞有了棱角,五官也好像更加立体分明了一些。
“长得还挺帅的!”面对镜子里的自己,这个16岁的男孩儿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句——这句话,在《义不容情》一夜爆红的时候没敢说,在《我本善良》雄踞收视榜首的时候也没敢说,在任何一次演唱会、歌迷会上,在那之后的30多年里,都没敢表露。那是温兆伦有生至今唯一一次评价自己“还挺帅”,在16岁,一个花开的季节里。
那个花季,他参加了学校里的民歌组,学会了弹吉他;接着参加了学校歌唱比赛,唱着张明敏的《梦驼铃》和《爸爸的草鞋》,连续两年拿了冠军。那个花季,他也变得“臭美”,留起偶像温拿五虎、西城秀树曾留过的长发。学校管得严,发尾到衣领就会被罚,于是温兆伦成了教育主任检查名单上的常客,有一次躲不过去,他使劲地往后拨头发,然而怎么拨别人都能看出他留着扎眼的长发。为臭美留长发被记小过,已成了那时的“家常便饭”。
我本该是名“空少”
光在学校里比赛,已经满足不了喜爱音乐的温兆伦,1982年,他参加了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比赛。
接下来并不是个特别励志的故事,温兆伦只进入了前30名,甚至没有进入最后15人决赛的角逐。但30多年前的比赛里,有张卫健,还有后来演唱了《我本善良》主题曲的梅艳芳。然而这些,并不是当年温兆伦最关注的,那次比赛让他记忆犹新的,是自己的演出服。
1982年,温拿乐队早已解散,但西城秀树还在发专辑。一张专辑的封面造型引起了17岁的温兆伦强烈的兴趣——灯笼袖的王子白衬衣,配上没有皮带扣的白裤子,拿一只玫瑰在背后,太帅了!于是,他拿着那张专辑封面怯怯地对妈妈说,想要一套这样的演出服去参加比赛。
“我妈当时瞥了一眼,就冷冷地说,太简单了,那不就是白衬衫白裤子?你上学穿的那身拿去改一下就行了啊!”于是,校服的衬衫裤子交给了楼下裁缝铺,妈妈只花了几十港币就搞定了这套演出服。
1982年的香港,小康之家可以花得起几百港币给孩子置办一身衣服,更何况是要登台演出。不过从小孝顺听话、从不与大人争执的温兆伦,乖乖穿着改好的校服,脚蹬上学穿的黑皮鞋,就上了台。
衣服当然不能决定最终的名次,但彩排后,温兆伦基本知道自己“没戏了”,30人中有26个都是职业歌手,不是职业歌手的四人中,有张卫健,有后来在《我本善良》中出演家豪的林利,还有温兆伦。
那次比赛是温兆伦生命中的第一次重要转折,赛后导演的一通电话,把他送进了当时的香港电台,也成就了未来他进入TVB的演艺道路。然而几乎在比赛同时,温兆伦还收到了来自航空公司的面试通知。
当时17岁的温兆伦面临很多选择,可以高考,也可以参加一些招聘。“我当年报考了国泰航空做‘空少’,已经过了第一关,就在第二关通知书到来的时候,刚好赶上新秀歌唱比赛。”温兆伦放弃了“空少”,参加了歌唱比赛。此后漫长的演艺生涯里,他还会回忆起当年那个决定,“如果我是一个空少,现在应该已经退休了吧。”
是啊,可如果那样的话,谁又会知道“空少温兆伦”呢?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可以选择,我真的会选择做空少,不会进入这个圈子。进入娱乐圈,我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两次“办公室约谈”
新秀歌唱比赛结束了,总导演给温兆伦打了通电话,说香港电台电视教育部的一档儿童节目,需要主持人旁边的助理,要会弹吉他会唱歌的。于是,温兆伦去面试了,他觉得自己被录取的原因大概是导演觉得他长了张“娃娃脸”。
不久,温兆伦得到一次内部转职的机会,于是他转到广播体制内,成为当时隶属于英国BBC旗下的香港电台的一员。剪带子、写稿子、做策划,在电台的五年里,前三年多他都没机会“发声”,身边全是如雷贯耳的大腕儿DJ,他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算什么?稿子写了,随便就会被团掉扔进垃圾桶,还不能当时弯腰捡,那是不给大腕儿面子,要等下班没人时,悄悄找回来……然而温兆伦还是在那些纠结的日子里种下了“电台情结”,那里有全东南亚最大的唱片库,只要你愿意,有数不完的东西可以学,挖不完的宝藏可以寻。
“那个地方我收益良多,到现在仍然很怀念,如果可以,我希望人生最后工作的地方,还回到电台。”
策划案一次又一次被推翻,直到有一天台长招呼他去办公室,拿着他的策划反复看,最终说,给你一个星期,去做个小样,你自己主持。一个机会就这样砸下来!当时的香港电台有各种音乐、综艺节目,温兆伦绞尽脑汁地想,该做个什么样的栏目,能够插进去竞争?想到出租师傅每天开车辛苦,于是他策划了一档娱乐节目“青春三人组”,与其他两个搭档一起主持,主旨就是逗人笑。
“节目播出两个月后,收听率调查显示,我的节目超越了对面的商业电台!”至今说起来,温兆伦仍有些不相信自己当年创造的那个小奇迹。
由于电台和唱片公司的亲密关系,温兆伦又得到了唱片试音的机会,一条腿已经迈进娱乐圈的他知道,如果真想火,只有进TVB。1985年,温兆伦正式签约TVB,同年签约的还有罗嘉良和郭晋安。刚签约的小艺人拿的是月薪,一个月两三千港币的工资,还要扣除给经纪人的佣金,而那时最便宜的一趟地铁都要两块半港币。
拿着微薄的薪水,温兆伦开始了演艺行业,在一部名叫《城市故事》的情景剧中出演一个小角色。而这部情景剧的监制,就是编写过《神雕侠侣》、监制过《大时代》、与周润发合作过《和平饭店》、与杜琪峰成立过电影公司的韦家辉。当然,他还是一部重要电视剧的监制,那就是《义不容情》。
韦家辉
“韦家辉把我叫到办公室,跟台长叫我去办公室一样让人害怕,但害怕程度不一样,韦家辉更甚。”在香港演艺圈,尊重前辈,尊重编剧、监制、导演,是艺人的共识,何况当年的温兆伦只有23岁。
“韦家辉是个非常沉默,经常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人。”直到今天,温兆伦回忆28年前的那一日,仍感彷徨,“我敲门进去,他瞟了我一眼,说了一个字,坐,五分钟不说话。我已经有点发抖了。”
憋着不吭声,偷偷数他抽了几根烟,时间仿佛凝固。一口烟后,韦家辉张口:“想不想红?”一句直插肺腑的话,把温兆伦问懵了。“谁会说不想红?但是我却不敢说,只点了个头。”韦嘉辉继续说,接下来我想让你演个反面人物,一个不像坏人的坏人。接着解释了几句,“明白了?出去拿剧本吧。”
一段短暂的、倍感压抑的对话后,决定了丁有康的人选。“我当时偷偷数过,当时那部剧的演员里,主配角都算上,我的资历要排到15名以外……”
高速运转的港剧时代
《义不容情》,一夜爆红。让人又骂又恨的“非典型坏人”丁有康,让温兆伦的名字家喻户晓。无论是对“坏人”形象的颠覆,还是对单一的家族兄弟情仇的故事逆转,这部剧都成为一匹“黑马”,冲破收视率,也冲出香港,走向全世界华人视野。而骑上这批“黑马”的王子,无疑就是温兆伦。
接下来的《我本善良》,是更具创造性与内涵的港剧,男一号齐浩男的形象,因亦正亦邪、阴晴难测、命运多舛却情深之至,而获得“齐浩男之后,港剧再无可恋之人”的赞誉。出演齐浩男那年,温兆伦不过25岁。
接踵塑造两个经典形象,加上《灰网》《今生无悔》《火玫瑰》《第三类法庭》……多部港剧叠加累积,30岁前的温兆伦,演艺事业已然如坐上火箭一般,直冲云霄。“我承认自己运气不错,很多演员熬了20年都没碰上一部很火的戏,但我的前十年,碰上的几乎都是很火的戏。其实我演坏人真的不多,但刚好每一部都火了。”
有媒体把上世纪90年代称为温兆伦的“高峰期”,甚至会对比发问:“低潮期”你该怎么度过?尽管他本人对此哭笑不得,但一部接续一部的爆红收视率,让温兆伦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赶上了香港电视剧行业发展最迅猛、最成熟的时期。
如果说编剧优秀、制作精良是这一时期港剧的特色,那么“造星”就是港剧繁盛的必然现象。至今,8090后仍能张口便说出一串熟悉的香港演员名字,也有不少人著书立说,分析港剧的黄金时代,无论在哪里,温兆伦的名字都能挂在前几个。
“我是个听话的演员,很认真地执行和完成导演要求的每个动作和表情,不懂就问。”曾在不止一个场合,温兆伦都这样谦虚地评价自己的演技,就是百分之百地落实导演的要求。有人称此为老艺人“会做人”,但如果深入了解那个时期的温兆伦,你会发现也并非虚言。
在如火如荼之时,温兆伦的生活基本都是在片场度过的,如果非要切割,可以分为“回家睡觉”和“不回家睡觉”两个时期,而前期很短暂。对于主角来说,清晨6点半是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这是化好妆出发的时间。一切时间以此倒推,化妆、乘班车、倒巴士到班车站……“早上5点,必须起床了!
”随着角色重要性提高,剧集加密,温兆伦的拍戏时间也逐渐加码,晚上进摄影棚,最赶的时候要拍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可是六点又要化妆了啊!后来拍得太累了,索性不回家。
“那时候TVB台里的洗手间没有淋浴,直到后来我们看着它一点点完善得人性化,终于有了洗澡的地方,大家觉得好开心!”也是那时候,温兆伦买了第一辆车铃木,车里永远有枕头、被褥、水、饼干,累了直接睡在车里,要拍戏了再被叫醒。
香港无线电视台大楼
高速运转的拍戏过程,让演员几乎没有时间消化、思考,除了在拍摄中打起全副精神,完成导演提出的要求,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那一时期的港剧制作正如生产线,编剧、监制、导演、演员、剧组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调,尽量压缩时间快速完成。
在这样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下,我们看到了丁有康杀人时扭曲的面孔、冰冷的眼神,看到了齐浩男对爱玩世不恭却汲汲渴求的矛盾,看到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形象,和念念不忘的剧情故事……
即使如此,温兆伦坚持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叫做“商业娱乐”,与艺术好像没什么关系。“那时候的港剧可以说是速食,但是不吃都不行的速食。观众没得选择,TVB几乎占据了当时港剧制作的九成,看它已经变成了生活习惯。”
不知今天那些砸更多钱、花更多时间拍摄的大戏,是否比当年的港剧效果更好?温兆伦没回答这个问题,他坚持港剧的性质是娱乐,“但玩就要玩得认真,要懂得,要精髓,要技术。熟读剧本,准确表演,按照剧组的规定完成,甚至再造,这都是行业基础。迟到、背不下词,我一辈子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能进这个圈子,没有一个岗位是舒服的,千万不要光想粉丝光环。”
与港剧行业几乎同时兴盛的,还有香港的娱乐媒体。港媒作为一个群体,与香港艺人站在一条大路的两端,路上站着的是他们要娱乐和取悦的观众。2006年,温兆伦接受香港《明镜周刊》的访问,之后的十年,再没有接受过港媒采访。
与媒体之间的不信任关系,他称之为“因为了解,所以痛苦”。“这相当于你走上一条高速公路,本以为一马平川,却碰上红灯、抛锚甚至车祸。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吃了咸鱼就知道咸鱼是咸的,有难受、委屈甚至落泪,有话不能说,有苦自己吃,这是我必须接受的。”温兆伦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与港媒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了自己为何称娱乐圈为一条“不归路”。
这个行业比当“空少”挣钱多、更出名,但他带来的伤害与负累,也那么真切和实在。
不做戏痴 要当老板
在香港,迅速发展的娱乐产业,也必将经历兴衰甚至存亡。
生长于商业社会,谙熟商业守则和规矩的温兆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目光仅停留在演戏。在拍戏初有成绩的时候,他就尝试过美发、保暖内衣等经商项目,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实习”商业运作模式。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仍然制作影视剧,但如今他的角色一变再变,从导演到监制、策划、出品人,他可以围绕这个行业做更全面、更彻底的运作。
“我是一个搞创意的人,我享受从无到有地打造一个东西。能把一个角色演得好,不是我最大的快乐。我最大的快乐是,把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打磨到在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一个曾经把角色塑造得深入人心的演员,今天的温兆伦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商人和演员,我是买往返票的。我们现在要做一部戏,就是做一宗生意。”
对于单纯的演员生活,温兆伦还是怀念的,但只是怀念那里的友情岁月,比如邵美琪、宣萱、郭晋安、罗嘉良……对于“戏痴”,他也心怀尊重,但必须坦言:在香港这样的演员很苦,挣不了太多钱。“而我,注定会从一个单纯的演员走向一个多栖、全方位商人。当你登上一个更高的平台,会更清晰地看到善恶是非。如果没有幕后的精英,哪有艺人在台前的风光呢?”
但他享受随时穿越回一个单纯演员的快乐,譬如来“杨光”剧组,参与一部从没接触过的津味喜剧。他依旧尊重导演和剧组每一位演员,化妆时默背台词,走戏时严谨认真,接住对手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再精准地表达出符合角色的神态和表情……一如,23岁时扮演丁有康的他。
摄影记者 崔跃勇
这次扮演的是个律师,化妆师将他额前两缕头发挑染成白色,不为显老,只为时尚。已过半白的他,诠释起比实际年龄小一二十岁的人,游刃有余。
“对于变老这件事,我很庆幸。因为活着,所以会老。如果未来有这样一个角色,可以带给人心灵的震颤和轰动,无论他是老人,还是坏人,我都可以展示你们从没见过的那一面。至于人生,老天爷是最好的导演和编剧,明天你和我要拍哪场戏,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今天我们的戏都没拍完,没收工,当明天睁开眼睛时,生活永远给你出乎意料的剧情,听他的,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