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 如何理解东晋门阀政治向南朝皇权政治的过渡?
道个歉,本文最早是我在“资治通鉴选读”课上的作业,答题是很早的事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朋友关注,因为当时研究的主题是“东晋建国”问题,和问题有些联系,就帖了上来,有些偏题还望谅解。然而因为客观条件所限,已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甚是遗憾并致歉。
楠于15年8月17。
——【以下为原答案】
《资治通鉴》起于三家分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私家取代公室。(成汤放桀,武王伐纣 ,实际上都是一个族群对于另一个族群对于中原统治的颠覆,不是我们所讲的私家对王家或者公室的反动。)韩赵魏三家是晋侯的大夫,在与其他的卿大夫的角逐中获胜,日益增强实力,在晋大夫内讧期间,智氏曾经是一家独大的私家,试图联合韩魏消灭赵氏,但是韩魏与赵可算“惺惺惜惺惺”,鉴于中行氏、范氏的灭亡,最终是反戈消灭了智氏,最后取代晋侯成为三晋大地的主人。
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模式的转变,尤其是铁器带来的耕种模式的变化,大夫家通过开垦和吞并土地积累财富,并且圈养私兵,逐渐成为足以对抗公室的力量。这一幕最早上演在鲁国三桓驱逐鲁公,之后再春秋数百年间层出不穷,在春秋末期达到一个顶峰,两个大国晋齐都被国内的私家取代,使得历史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私家取代公室表明了神器所归并不是永恒的,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动荡最多限于国君个人,而国家正统往往都得以保持,如周厉王时国人暴动,齐桓公薨后齐国内乱,而三家分晋表明了公室王家对于私家的统治权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可能被推翻的。事实是,随着周天子越来越式微,最终天子王家也被消灭。
春秋时的私家往往拥有极大的权势,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军三军将佐:上军居右,以狐偃为将、狐毛为佐;中军居中,以先轸为将、郤溱为佐;下军居左,以栾枝为将、胥臣为佐。无一不是出自晋国大家族。而进入战国,军队这一利器往往会被牢牢的掌握在王家手中,即便有将门世家,其军权也是属于其个人而非家族。
秦朝继承了秦国的一系列政策,十分致力于对于私家的限制。商鞅变法废止了世卿世禄,而改以军功授爵。终秦一世,只有二世时赵高欺上瞒下,但是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等掌握政权的地步,而且秦朝灭亡也不是灭于私家,可见秦帝国对于私家控制之严。
汉朝几乎沿袭秦制,唯独开了分封的口子,然不久高祖又一一剪除了异姓诸王,避免了国家陷于分崩离析的可能。但是西汉初年,功臣外戚又成为举足轻重的私家角色。尤其是吕后称制时期,高祖功臣与外戚诸吕成为朝堂上的主要的对立势力。
而王家刘氏只能是任人发配,最后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趁着吕后薨,翦灭诸吕,安定了刘氏天下,而甚至皇位人选也是功臣集团商议而定的,可以说刘氏几乎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权。虽然考虑到之后诸帝的统治都很牢固,但是单论当时的境地,可谓是天下掌握在私家之手。神器未动,也是因为这些私家家长对于刘氏还是拥戴的。
西汉前期的功臣集团往往位居列侯,又在朝堂上居于高位,但要成为“私家”,这种权势就不能仅仅在一人之身,而要在家族中传承,如周勃周亚夫父子身居太尉。除了功臣集团之外,西汉前期也有着庞大的外戚集团,在诸吕之乱后,又有窦氏长期在窦太后的支持下左右政权,武帝时期,外戚窦氏随着窦太后薨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王太后外戚丞相田蚡,卫皇后外戚大将军卫青,正在新兴的儒学官吏集团如公孙弘,这些势力在武帝期间此消彼长,同时也拱卫者大汉政权,并且为之后的私家崛起奠定基础。
尤其是儒学官吏集团的兴起,成为了东汉世族的鼻祖。武帝之后的皇帝不能完全的掌握国家,因为王家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私家强而王家弱,武帝后大将军霍光辅政,光掌权专横,食邑共计二万户。
赏赐先后有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各色丝织物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华贵的住宅一所。公元前68年,霍光卧病,宣帝曾亲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过许皇后的父亲上了秘密奏章,指霍氏一门的骄奢放纵。霍光去世后,这种情况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密谋发动政变,最终在公元前65年被灭族。
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极为严重,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豪强地主这一阶层成为社会基层的绝对强势,成为潜在的私家,坚持复古改革政策的王莽在豪强地主的夹击下灭亡,刘秀成为胜利者,建立东汉政权。与西汉相同的是东汉建国也有着一个庞大的功臣集团,但是与西汉的布衣将相不同的是东汉功臣都是豪强地主,包括光武帝刘秀。
“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董宣传》),足见豪强出身。与“刘邦领导的那一个流氓贱隶的集团”(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鲜明对比,光武集团中有“世以货殖著称”的李通,“世为著姓”的寇恂,“家富给”的祭尊,“家累千金”的王丹,“为郡族姓……余财数百万”的张堪,役属数百家宾客的马援等等不胜枚举。
也看得出这是私家的力量之盛。这样,通过夺取政权,豪强地主走到了统治的台前,不仅仅成为经济上的发言人,并且成为政治乃至文化上的发言人。豪强地主也渐渐向世族进行演变。
蒙思明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将东汉政权下的世族发展途径归纳为三条途径:第一凭藉经济势力,地主富贾,尤其是掌握大量土地的地主。这些富有之家若干家族个人结合成一个庞大的集团一方面豢养奴婢、徒附、死士,另一方面要挟选举,“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他们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发言权,势力可想而知。
第二是凭借政治势力,姻戚功臣,身居高位,手握大权。通过教育、任子,私家世族甚至可以绝缘与皇朝王家。东汉外戚邓氏,梁氏皆为当时炙手可热之私家。
第三便是累世学术之家,东汉儒学兴盛,因为术业世传,弟子蝟集,遂亦形成一大势力,而变为世族。门生故吏对于老师长官犹如臣下对于君主,这样紧密的联系下所形成的私家实力不逊于前两者。
东汉季世,为了镇压黄巾起义,皇权下的各种势力纷纷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无论是地方豪强还是世族都趁此机会扩充实力。在此之前,在外戚与宦官轮番的斗争的摧残下,皇权日渐飘零,王家式微的同时私家强盛。然而在前期,私家与王家的利益一致,私家的目的在于维护并且修复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因为动乱对于私家的利益也是一种打击。但是当某一家做到或者觉得做到自己独大,就会对神器动心思,淮南袁术称帝便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汉末的角逐最后胜出的是曹孙刘三家,事实上曹操的曹氏和夏侯氏虽算得是一方豪强,但还远远不及河北袁绍,而曹操的胜出更多是因为袁绍太蠢了,这也说明强势的私家也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家长的个人素质往往会有很大的影响。
刘备虽然号称皇室贵胄,但经世累年,也已经沦为地方的小地主了,反而是这三方中最低微的。倒是东吴孙氏,经营江东,是江东第二等的豪强世族。成为江东之主倒是情理之中。然而这场搏杀的最后赢家是司马氏,司马氏是曹魏之下的一个私家,而且不是地位超然的那一家,但是相比于曹氏对于世族的严苛,司马氏的态度更为友好,因此获取了许多私家的支持。私家联合来颠覆王家已有先例,于是司马氏用一个“体面”的方式接过来政权。
相比于东汉刘氏,司马氏在更要依赖于朝野中的私家的支持,尤其是对于刚刚平定的吴地,吴地是三国中私家最强的一国,司马氏只能通过当地的私家力量来进行管制。而在此时,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发蒙于两汉的世族私家萌芽已经成为极为庞大的政治利益集团,私家的力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宗族人口众多,门生遍布,部曲奴客庞杂,实力不容轻视。
本文用了很大的精力对于先秦以来私家的处境、作为和发展进行了分析,那么现在继续随着历史长河的源流,进入到我们的着眼点——东晋建国。东晋建国之发端,上追溯至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结果是存正朔与江左,王与马共天下。
在田余庆先生的论述中,提及两组王马组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琅琊王司马睿与王导。王衍王导是同族兄弟,出于琅琊王氏这一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私家。东晋之建国,可谓是琅琊王氏联合诸私家世族奉晋室于江左的努力,换句话说东晋建国之功,王氏之功十之八九。
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组合是的王氏从幕后走向台前。东海王越是八王中最后参加乱世的藩王,而且从血统和食邑来看都不足以于成都王司马颖对抗。因此东海王越的策略便是借助私家力量,联络关东士族名士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并且在诸多选择中选择了琅琊王衍。除了琅琊王氏,东海王越妃的娘家河东裴氏也是当时望族,正是这两大私家联合关东诸族的支持下,东海王越才能在西晋末年真正的掌权者。私家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陈寅恪先生认为:“考司马氏之篡魏,乃东汉儒家大族势力之再起……东汉末年曹操、袁绍两人行政之方法不同,操刑纲峻密,绍宽纵大族,观陈琳代绍罪操之檄文及操平邺后之令可知也。
司马氏本为儒家大族,与袁绍正同,故其夺取曹魏政权以后,其施政之道号称平恕,其实是宽纵大族”,这就助长了西晋时期私家的膨胀,加之王家的式微必然伴随着私家的崛起,在晋末乱世中,一则王家司马氏宗室见戮,二则无暇四顾,正放弃了社会基础的统治权,这一点与两汉季世同。
盖追究自汉以来私家兴盛之世,凡国家将亡,必是王家权势下至私家,汉晋不论,隋末之门阀豪强,唐末之节度使。王家与私家合作本是为巩固统治,但是当王家衰败,丧失对于私家的权威,起先私家要起来力挽狂澜,二当私家集团意识到王家已经无法继续作为他们利益之代表后,就会选择一支合适的私家来取代之。
如曹魏代汉,司马代曹,六朝更替。这几次朝代更迭其实都不是国家灭亡,而是王室家族的失败,所谓灭亡于家族。这与秦汉不同,更与宋元明清的民族问题大不同。
琅琊王司马睿与王导的组合是几乎复制东海王司马越与王衍的,在洛阳的王马之外在徐州结合另一个王马的结合形态。永嘉元年九月,司马睿受命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谐王导南渡建邺。田先生认为,司马睿和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与中原犄角。
关于陈敏的灭亡与上文中江左的统治基础有关,江东地域即孙吴故壤,私家之势弥漫,吴地的政权要想稳固必须或许江南名士的承认和支持,江左需要的是一个像孙策兄弟一样的豪族壮士,而陈敏以“七第顽劣,六品下才”想要保据江东几乎不可能,最后遭到义兴周玘,吴郡顾荣的抛弃。
琅琊王睿以北方强藩南下,在王导的筹划下以司马睿为领袖的北方士人集团积极笼络南士,唯有如此,才能在江东站住脚跟。
南渡之事,既是王衍为东海王越之筹划,也是王氏门户之计。事实上,王氏为此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羲之父王旷倡其义,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琊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而且事实上既是是过江之后主持江东之事的也并非是司马睿,而是王导。
所以江南政局之开辟,王导居于首功。然而实际上“(睿)徙镇建邺,吴人不附”,过江后的王马遇到极大的挑战,如果得不到南士的支持,不但不能达到目的,甚至有可能步陈敏后尘。
陈寅恪先生在《论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指出王导的首要功业即在于打破南北士人之隔阂,积极笼络南士,“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王导首先是借王敦威风,使琅琊王氏以其望族之名,王导王敦及“诸名胜骑从”琅琊王肩舆,以此来抬高琅琊王睿,才有南士应命而至。
另外,王氏在永嘉南渡后的政权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容比拟的,“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东晋门阀政治》)甚至于王氏在其巅峰之后仍然影响力不减,真可谓“淮流竭,王氏灭”(郭璞卜辞)。
王氏之盛,当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祭则司马,政出私家。但是这样的合作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基于环境需要,王氏为首的侨姓和江左吴姓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正统来在形式上稳固残破的山河,而存留下的司马宗室需要私家的支持在传袭宗庙,这样的合作如果由一方打破平衡机会导致合作不能成立,就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而改变态度。
王氏并不是唯一可供选择的私家,庾氏、桓氏、谢氏,在之后成为与司马共天下的私家。
另外仅以王导个人论,其荣显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东晋初年诸帝,待王导以殊礼,不敢以臣僚视之。”元帝以仲父相尊,成帝手诏用“惶恐言”、“顿首”,中书作诏用“敬问”,成帝幸王宅,拜导妻。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在王朝将覆之时,而算是新朝新建,元、成也不是傀儡昏君。甚至后世也不以犯上诋毁王导,反称之为中兴名相。只有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当时之世,真是“王于马共天下”。
私家之盛,是以当时的大庄园为其物质条件的。自汉季丧乱,大片土地的所有权闲置,因此有实力的私家皆抢占土地。而南渡后的北方侨姓也积极在江南占山护泽,江左在永嘉之乱前人口稀少,因此有大量的未开垦之土地。这些私家庄园,一般都能自给,这就使得私家具有了很强的独立性,经济的独立会鼓舞私家在政治上独立于皇权。
潇水先生在《青铜战争》中论及先秦卿大夫相比于宋明之士大夫之气节,提到,先秦卿大夫都有封地,在经济上独立于国君,因此有底气有实力。而宋明士大夫仅仅是皇帝的奴婢,仰人鼻息。正是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才使得宦居朝堂的私家子弟能与皇权分庭抗礼。
私家与王家的利益从根本上是此消彼长的,王家式微私家崛起,私家强盛王家衰退。如东晋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是微妙的平衡,即是皇权与私权的平衡,也是诸多私权之间的平衡,上文提过,如果一家独大,那么这一家就会上升成为新的王家而颠覆这一平衡。在东晋后期,几大世族想要打破这一平衡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士族凋零,在此之中,皇权和次等士族抬头,最终有刘裕终结了这种皇权政治的扭曲。
私家势力的顶峰存于东晋的门阀政治,而后,政权归于皇权,而私家的影响尚未消灭。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依然在南朝扮演重要角色。乃至隋唐,私家之势犹在,但是皇权一步步在侵占门阀士族,唐朝编纂《氏族志》,以李氏为今朝冠冕,完全是皇权对于私权的打压。
而真正断绝了私家抬头的是隋唐科举。私家坐大,不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凭藉子弟出仕,并且不是一两人,而是充盈朝野,隋唐之初,中枢之职少有寒门子弟,而科举一开,私家再无垄断仕宦之可能。宋代出仕多为寒门子弟,非此,恐怕以东晋之局势根本无力抵挡北方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