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派周扬 从周扬的“两面派”谈起

“文革”期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出版物上,刊登有大量的文艺批判文章。今天看来,有点“学术含量”还值得一读的,姚文元署名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刊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是少数几篇之一。所以说“署名”,是因为自1965年11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署名姚文元的许多文章,包括《评“三家村”》等,应该都是上海的写作班子支持下的产物。

“文革”期间,中宣部被毛泽东点名为“阎王殿”,文化部是“外国死人部” “才子佳人部”,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虽然周扬从未当过这个意识形态管制部门的部长(长时间由陆定一任部长),却是这个机构而且也是文艺界最主要的实权人物,所以,对“阎王殿”的批判,周扬自然首当其冲。

现在,物换星移,大概不会有许多人再纠缠文章中的论述逻辑,不再太介意里面的种种暴力性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中提供的资料线索,某些分析,还是能让我们获益;至少是可以见识这个时期文艺界争斗的主要问题,它们的理论依据,以及冲突展开的方式(在“文革”初年,北京文化系统的“革命造反派”,曾花很大力气搜集、编纂有关周扬的修正主义材料。

如由“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文化部机关延安造反总团、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共同成立的“资料组”,系统搜集整理周扬相关资料,并编印《周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

比如,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在当年“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道德审查”显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道德审查”是斗争中最具有摧毁力的武器。

我们现在读这篇文章,可能对正确路线与反动路线、革命与反革命分歧的实质不甚了了,但诸如“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掩盖真相”“顺风转向”等的道德劣迹的描述,印象更为深刻。

作者可能意识到,比较起理论分析来,道德指控更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因此,论证周扬是“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却将落脚点放置在“两面派”这样的“道德”恶名上。

这种情况,其实不始自“文革”,50年代或更早时间就已存在。只要翻检“当代”(1950—1970)的文艺批判资料,就可以频繁遇到诸如“虚伪” “露出原形” “暴露真面目” “剥去伪装” “揭开骗局”等等的语词。

设想那些对当代史情状不太了解的读者,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十七年”中作家、批评家大多诡计多端,心怀鬼胎,道德水准低下,都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装神弄鬼,有着普遍性的人格缺陷和心理畸形(80年代,在反思“十七年”和“文革”知识分子的表现的时候,这种认识具有相当普遍性,觉得这三十年中,有许多的两面派、告密者,更有无数的见风使舵的软骨头。

其实,和现在“知识人”的道德状况相比较,当年的情况并不见得就那么不堪)。

1955年批判胡风,他就被加上“反革命两面派”的称号,说胡风及其“一伙”,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时,“采用两面派手法”(见《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和按语,人民出版社,1955年)。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不少右派分子也都获得这样的罪名。陈涌受到的指责之一,是他“学得了胡风的诡辩术”:“声东击西,口是心非”。说他1955年写文章批判胡风,1956年却是胡风的共鸣者(以群:《谈陈涌的“真实”论》,《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这指的是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在这篇长文里,他和胡风一样,强调的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并不认为需要在现实主义头顶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

“右派分子”秦兆阳的罪名,也是“不老实”,“公开一套,暗里一套”。说他用真名字写论文、小说,“口口声声讲社会主义”,用笔名(何直,鉴余、何又化)写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小说(《沉默》),却反对社会主义精神;以编者(《人民文学》副主编)的身份修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加强了小说的消极因素,又以批评家的身份批评王蒙,指责的正是他所修改的地方(对秦兆阳修改王蒙小说加强“消极”因素,又写文章(《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批评王蒙小说的“消极”因素——这是事实。

秦兆阳在1957年4、5月中国作协书记处召开的期刊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他的“不老实”的另一证明,也是说他1955年写文章批判胡风,可刚过一年,又宣扬了胡风的文艺思想(上面对秦兆阳的这些批判文字,引自言直(张光年)的《应当老实些》(《文艺报》1958年第2期,收入张光年《文艺辩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人民日报》1958年5月3日)等文)。

在1950年代,对冯雪峰、徐懋庸、黄药眠、钟惦棐、萧乾等的批判,也都突出构造他们的“伪装革命”“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见风转向的“两面派”形象。

1958年《文艺报》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的“再批判”,编者按语也特别在他们的道德面目上着墨,称他们40年代在延安写的《野百合花》等“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文艺报》1958年第2期。

按语最主要部分为毛泽东撰写)。后来“文革”期间对邓拓、吴晗的攻击,也如出一辙。

“当代”这样的关注点,和相应的论述方式的产生,原因其实复杂。从“大”的方面看,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问题上,始终存在区分真假、正伪、正统异端(修正主义)的激烈冲突。中国“当代”推动的又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政治实践。

而对于许多革命作家、批评家来说,他们普遍持有对文学的道德承担的信仰。他们大多有掌握“客观真理”,并为捍卫这一“真理”奋斗的激情。不管是坚守的秉持,还是自我构建的幻觉,至少从表面,从姿态看,都在亟亟扮演着分辨真伪的道德主义者的角色。

在涉及与辨明“真相”和“真理”的道德问题上,他们的言辞表情常常峻烈、庄严而凌厉。“潜意识”中也明白如何能激发读者(听众)的或同情或愤恨的情绪。

1957年批判丁玲的时候,涉及她30年代所谓自首变节的旧案。批判会上的发言有这样的话:

她只记得自己是一个女人,根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左翼作家,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冯达养病时丁(玲)对他的照顾是很好的,据说在他的床前经常都有鲜花。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伏契克(伏契克(1903—1943)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文学评论家,捷共党员。

1942年因叛徒出卖捕入狱,在狱中秘密写作《绞刑架下的报告》。曾被翻译成80几种文字,在50年代中国也有强烈影响。话剧《尤利乌斯·伏契克》为苏联作家布里亚科夫斯基所著,中译改名为《伏契克》。

50年代,中国多个剧团排演,其中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出最有名。当年该剧院院长吴雪饰演伏契克)这出戏……当那个革命者在监狱中看见那个过去的爱人现在的叛徒时,她给了他一个多么响亮的耳光。

我还记得,丁玲同志曾经写过信给吴雪同志称赞他扮演的伏契克,我不知道丁玲同志看到这个场面,她心里有什么感想。丁玲今天还口口声声说她是有25年党龄的党员,难道她在南京与叛徒特务同居的三年,也能算是共产党员吗?(这些话,以及“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的断语,为林默涵在批判会上发言,见《文艺报》1957年第20号报道:《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

在这样的追问面前,你会容易认同这样类乎“绕口令”式的结论:这是一个“极其虚伪,极其狡诈,又极其阴狠的两面派的典型”:“因为她曾经对党不忠诚,而且后来隐瞒这种不忠诚,因此,她就可以继续不忠诚,而且迫不得已要继续不忠诚,因为她只好用后来的很多不忠诚来掩盖过去的不忠诚。

”(1957年8月14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夏衍发言。见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09页)这种“真相”揭露和道德审查所产生的冲击力,在批判运动中常常起到“杀手锏”的效果;这已经为众多的事件所证明。

例子之一就是上面说到的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对丁玲的“不忠诚”的揭发,还有同一会上对陈企霞与柳溪“隐私”关系的揭发,对冯雪峰1936年在上海“勾结胡风,蒙蔽鲁迅,分裂左翼文艺界”的揭发(1957年8月14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夏衍发言。

这个发言当年没有公开发表。见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09页)。

8月14日的事先精密准备的揭发冯雪峰30年代在上海“蒙蔽鲁迅”的长篇发言,是这次长达三个多月的会议的“最震动会场”(冯雪峰语)[1]的“爆炸事件”(许广平语)[2]。

冯雪峰曾是鲁迅、许广平的“老朋友”,却“蒙蔽、欺骗”鲁迅,这一事实的揭发让会场上的许广平十分激动,“哭泣着”站起来当面痛斥冯雪峰“是一个大骗子”。不过,到了1966年周扬、夏衍等沦落为“文艺黑线头目”之后,许广平的关于“欺骗鲁迅,损害鲁迅”的愤怒,便也部分投向周扬、夏衍他们的身上[3]。

[1] 冯雪峰1966年8月写的材料《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

[2] 许广平:《不许周扬攻击污蔑鲁迅》,见《红旗》196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