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木前妻 王梓木(前辽宁省副省长)

945年回延安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后在冀察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8月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1949年5月任黑龙江省副省长,1954年任鞍山市副市长,1958年任辽宁省副省长。“文革”中受迫害,于1967年6月18日在沈阳逝世。[1] 

王梓木新闻事件编辑

1943年深秋的一天,已经回到延安两个多月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突然接到来自重庆红岩董必武的一封加急密电,电报内容是这样写的:“昨日整风学习中梓木私自出走,一夜未归,据闻在冯康庄,现正劝其回来中。” 远在延安的周恩来看完电报,初步估计出事情的大概状况,他立即给董老回电:“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梓木”又是何许人也?他又哪里值得南方局“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呢?

要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先弄清这个“梓木”其人吧。

梓木,即王梓木,1895年生于黑龙江省木兰县。早年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学校,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受党的指派,他一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他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因此,他深得冯玉祥的信任,后来他的政治身份逐渐公开。

抗战爆发,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考虑到王梓木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各种关系,十分有利于做国民党军队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组织上便安排他在南方局军事组工作,对外名义是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实际上是在做军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奉命回延后,王梓木即担任南方局军事组负责人,同时他还在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工作。实际上,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设立的高级军政情报网的负责人,掌握着许多极其机密的军政情报和几十个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人头线索。

周恩来虽然知道王梓木性格比较急躁,脾气有点倔犟,但他毕竟是一个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老同志呀,有什么事能让他就这样轻易脱离革命队伍呢?这件事一定有个来头。

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奉党中央指示,这年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率南方局干部职工一百余人返回延安,董必武留重庆坚守红岩阵地,主持南方局工作。按照南方局的整风学习计划,南方局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南方局军事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城内曾家岩50 号周公馆里,王梓木一条腿,行动不便,他一直住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后面大天井底楼靠嘉陵江边的一间小屋里。

为了照顾王梓木行动不便的腿,这天下午,南方局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就在曾家岩底楼的会议室里进行。当天下午的主题是同志们相互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南方局的整风学习,虽然是和风细雨,但在进行过程中有时也是相当激烈,甚至面红耳赤,相互不留情面。

当轮到大家对王梓木展开批评的时候,就有一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针对王梓木平时的工作作风和性格脾气,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最后还说他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

王梓木一听这话就火了,立即与这位年轻同志发生了争执。散会后,当董必武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时,一时怒气未消的王梓木又与董老发生口角。回到屋后,越发想不通的王梓木一气之下,竟然独自走出周公馆,叫了一辆黄包车径直去到上清寺康庄二号楼——他的老上级冯玉祥设在城内的办事处。

当他走出周公馆的时候,恰好被王炳南和荣高棠看见,王、荣二人问他去哪里时,王梓木怒气冲冲,未作搭理。王、荣二人见状不对,便立即向董老作了汇报。等他们再到周公馆门口时,王梓木早已不见了人影。

却说王梓木到了康庄,见到冯玉祥后就大倒“苦水”,说自己被党内的同志们说成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冯玉祥听完王梓木的陈述后,气也不打一处来,十分气愤。因为他平生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军阀,王梓木曾是他的得意学生和重要干部,竟被共产党的同志说成是军阀,这也就像是在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是军阀一样。

他立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让他把王梓木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原八路军)高级军事参议的名额和薪俸收回去。

他要王梓木写一份脱离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声明登报,就安心留在他那里工作。心里不够踏实的王梓木这时才想起自己年轻的妻子——当时在南方局外事组担任英语翻译的郑德芳和刚满周岁的儿子。于是,他给曾家岩周公馆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就在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里,不准备回去了。

正不知王梓木去处的王炳南接到电话,立即告诉了董老。董老立即派人前去康庄劝说并接王梓木回来,可是王梓木无论如何就是不离开康庄,不愿意回办事处。董必武指示办事处“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办事处来”。

经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办事处的同志们决定双管齐下,采用两套办法促使王梓木回归办事处。首先,让在冯玉祥那里工作的中共党员王冶秋、梁霭然等人去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尽量劝说王梓木回来。王、梁二人都是我党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秘密党员,与王梓木一直有着工作上的联系,私人感情也不错。

王冶秋专门从冯玉祥的歇台子公馆赶回城里,约了梁蔼然一起来到康庄,与王梓木苦口婆心地谈了一下午,可是无论他俩晓以大义,还是动之以情,王梓木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回办事处去。

眼见天色已晚,无奈之下,王、梁二人假借外出吃晚饭之际,跑到曾家岩向董老作了汇报。焦急的董老要他们二人再想办法,一定要把王梓木弄回办事处。于是,王、梁二人又回到康庄继续慢慢地做王梓木的思想工作,直到天亮,也没有多大起色。

这时,突然楼下响起一男一女的吵嚷声。王冶秋推开窗户探头望下去,只见王梓木的夫人郑德芳怀里抱着刚满一岁的孩子,嚷嚷着要进康庄大门,说是要找自己的丈夫王梓木。而冯玉祥的康庄办事处处长戴树勋却拦住郑德芳不让她进来。

王冶秋见状,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办事处启用了第二套方案。他立即跑下楼来,向戴树勋说明情况后把郑德芳接进院里,并带她到了三楼王梓木住的房间。郑德芳一进到王梓木的房间,就把孩子往王梓木怀里一放,哭着说家里出了事,要王梓木马上回去。

这时,王冶秋也声色俱厉地对王梓木说到:“老王,你这样做,既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的夫人和孩子呀,就是看在你夫人和孩子的面子上,你也该回去呀!”经过一夜思想斗争的王梓木这才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到:“好吧!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回去。麻烦你们回办事处一趟,让他们派车来接我。”王冶秋立即跑到曾家岩告诉了董老,办事处派了龙飞虎等人开车去康庄把王梓木夫妇和孩子接回了曾家岩。为了防止意外,办事处马上就把王梓木转移到饶国模在乡下高峰寺的农场里隐蔽了起来。

王梓木出走办事处的事,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部都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为什么呢?这件事得从几个方面说起。首先,王梓木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他掌握着中共在重庆精心培植起来的高级军政情报网,手里有几十个直接与他单线联系的我党打入国民党各方面的情报人员,尤其是在国民党各军队上层里的中共秘密党员。

王梓木这里,是我党延安高层决策须臾不可离开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是我党把握国民党及国际动向的重要耳目,这方面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周恩来和董必武得知王梓木出走后,心里十分着急,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把王梓木弄回办事处,确保我党情报系统万无一失。

其次,王梓木也是在国共两党军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正好是国民党军统策反中共人物的最佳对象。而且,他又是自己主动离开办事处的,这也给了国民党以极好的挑拨离间的借口和制造谎言的口实,很容易被国民党策反过去,这也是周恩来和董必武最担心的一点。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就在王梓木刚被龙飞虎接走后不久,就有两位身着国民党少将军服的军官来到康庄,自称是王梓木的朋友,要见王梓木。结果他们来晚了一步,连王梓木的人影也没见着,只好悻悻而去。

原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并没有把冯玉祥的电话当着一回事,直到当天很晚的时候,才把王梓木脱离办事处的事告诉戴笠。戴笠见他派去策反王梓木的两人晚了一步,扑了个空,竟气得大骂吴铁城是臭官僚,贻误了党国大事。

后来,国民党还借王梓木这件事做文章。他们派了一些小特务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前和红岩嘴大有农场八路军办事处聚众闹事,叫嚣说共产党把王梓木秘密处死了。八路军办事处为此还专门在曾家岩50 号周公馆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让王梓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现身说法,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

在挽救王梓木活动中出力最多的王冶秋后来也被国民党特务列为暗杀名单,所幸为我党上层统战人士在无意中知道了这个绝密情报,他找来王冶秋问他是否帮助了王梓木离开康庄。

王冶秋矢口否认,说自己两个多月没有进城了,城里出了些什么事,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位重庆青帮的头面人物相信了王冶秋,派人给戴笠拿了言语,担保王冶秋不是共产党,王冶秋才躲过这一劫。

王梓木回到办事处后,认识到自己意气用事,脱离革命队伍,险些给党造成损失的严重错误,他主动向董老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考虑到王梓木不适合再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1944年底,组织上安排他随周恩来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后,王梓木还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深刻剖析自己错误思想根源的书面检讨。

毛主席给他回了信说:“梓木同志: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

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末,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毛泽东的话语十分亲切,这让王梓木心里感到十分宽慰。他留在延安,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军事参谋。王梓木从此把毛主席的这封回信作为勉励和鞭策自己工作、学习以及生活的座右铭,一直珍藏在身边。

后来,他先后任嫩江省政府副主席、 黑龙江省副省长、鞍山市副市长、辽宁省副省长。“文革”中受迫害,于1967年6月18日在沈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