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多大 厦门大学刘海峰:高校办学模式应多样化

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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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推进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应注意高等学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推进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应注意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多样化。

改革高校办学模式包括许多方面,有推进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探索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合作发展机制,建设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平台,构建高校产学研联盟长效机制;有发挥行业优势,完善体制机制,促进行业高等学校特色发展,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有探索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培养国家紧缺的国际化创新人才,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机制,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水平;有加强内地高校与港澳知名高校合作办学,探索闽台高校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等等。

由于过去学习苏联等历史原因,中国高校改革办学模式过于整齐划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办学模式逐渐出现变化,但有些方面还是有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问题。

曾几何时,我国的许多大学与地方和企业联系不多。后来提倡走出象牙塔,中央高校要顶天立地,除了要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科技前沿以外,也要经世致用,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总体而言,目前高校参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程度还需提高,应大力推进高校与地方、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构建互动多赢的产学研联盟。

但在引导这一大趋势的时候,若有少数大学能够坚守象牙塔,保持较小的规模,坚持特立独行的风格,专注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精英人才,是否应允许?美国既有上10万学生的州立巨型大学,也有像地处沙漠绿洲的深泉学院那样只有26个学生的迷你高校。

在众多大学追求大而全、综合化的潮流中,中国如果真有哪所高校能够保持小而美的特色、形成与众不同的办学模式又有何妨?

这里以促进行业高等学校特色发展为例,来看办学模式多样化问题。过去中国曾广泛实行部门办学体制,这既是全面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有中国古代教育传统因素在起作用。隋代律学即不归国子监而由详刑寺(大理寺)管辖,唐代在国子监所辖六学的直系高校以外,还有许多由中央各业务行政部门开办和主管的旁系高校;如崇文馆由东宫主办,弘文馆由门下省主办,集贤书院由中书省主管,太常礼院由太常寺主管,医药学院由太医署主管。

这种学校管理体制在当时世界上独具特色,而且一直影响到近现代。

1862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校京师同文馆,便是由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及海关开办和支持的,此后的洋务学堂多数也属于部门办学。20世纪初,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还一度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从校名便可知是部门所办高校。

正是有长期的部门办学传统,所以我国在50年代学习苏联时很方便而顺当地大量采用部门办学体制。到2000年前后,为解决大学行政条块分割问题,大量减少各级政府部门所办大学而转由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管理。

过去部门或行业办学,出现了许多以行业或产业命名的高等学校,不仅有煤炭学院、钢铁学院、冶金学院、汽车学院等,甚至曾经还有“拖拉机学院”。这种办学模式确实存在培养路径较为单一、专业适应面过于狭窄等问题,因此后来这些高校多数都改掉了行业的名称。

但行业高等学校也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有的高校在改掉行业名称之后,发现办学特色和争取行业支持也受到了影响,经历过一段反思和反复,于是又将行业名称用上了。典型的例子是过去的武汉纺织学院,曾经改为武汉科技学院,2010年初在更名为大学时又改为武汉纺织大学。

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中国的大学理应具有自己的一些特色,部门办学或行业办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体制多少也有其存在的理由。那些与行业联系紧密的高等学校,往往更能得到行业的支持,更能做到学用一致,也较能发挥行业优势。改革切忌一刀切,齐步走。如果我们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能够促进各类高等学校朝特色办学方向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会出现一个多彩多姿的繁荣局面。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刘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