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鼎文的后代 1942年里真实的李培基和蒋鼎文
在中国,在河南,灾荒总是来来往往,不绝于书。翻看抗战时期的资料常常会困惑,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水灾和蝗灾?但是1942年的灾荒来得格外突兀。看《河南文史资料》,许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带有恐怖色彩。豫西的巩县是个穷困地区,那里的刘庆昭回忆,夏初,是旱情最严重的时期。
从阳历4月开始,一滴雨都没有,一直持续到9月,出现了异象:平时欢实的鸡和狗都一丝声音全无,井水和河流一起干枯,树叶也掉光了。夏天的麦苗长不到一尺就彻底干枯了,田地开始干裂,收成毫无指望。
以黄泛区的许昌、扶沟为中心,周围十几个县开始往省政府报灾,可是春季禾苗茁壮的景象还留在省政府官员的脑海里,当时任河南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后来在台湾的《春秋》杂志上回忆,省政府觉得是各县为了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双方公文往返,就是没有人下乡勘察。
1940年,河南出兵出粮,都属于全国之冠,省长李培基和粮食局长卢郁文都受到过嘉奖。现在,他们不肯立即将灾情上报中央。
就在河南省的决策尚未出台时,更大的蝗灾降临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相似,蝗虫的起源地是被日本占领的河南西北边来的,来势突然。土黄色的云彩飘在天空里,一会向南,一会向北,在上空盘旋,耳听到嗡嗡声,就在人们猜测议论的时候,这朵“云彩”下落了,有选择地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本来河南部分地区到了秋季下了点小雨,夏禾已败,人们都指望初秋种的庄稼能够救命,可是蝗群毁灭了大家的幻想。有人抓住蝗虫研究,这些蝗虫很多是雌的,全身土黄,很长,有6厘米,飞行时,大腿收拢在身体两侧,呈流线型。
蝗虫吃完了庄稼就产卵,七八天后,千百万黑色的蚂蚁样的蝗蝻出现了,它们集聚在一切绿色植物上,所过之处,寸草不留。
一个县一个县地飞过的蝗虫开始吃一切食品,包括不能吃的窗户纸和墙上的对联,甚至草席,吃光了若干个县城。不少老人惶恐地说:老天爷要收人了。
灾荒造成的饥饿几乎转瞬就到。大户人家还有储存的粮食,贫民和流浪者成为首当其冲的灾民。一个个村庄开始找可以充饥的食品,许多食品在现在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各种味道苦涩有毒的野草,麦苗还是珍贵之物;瓜子皮、核桃皮就比较难以消化了;抢收的是树皮,尤其是榆树和柿树,据说里面含有油分;再就是不能食用的红土和白土,包括旧棉絮。
1943年初白修德到的时候,发现废弃的村庄里,偶尔可以看见一两个人影,再就是用菜刀和剔肉刀揭树皮的人。“爱树的军阀吴佩孚当年所栽种的榆树统统被揭下皮来了,把揭下的榆树皮磨成粉末再食用。这样,树就死了,再被砍成当柴火烧,全中国的森林也许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征粮减少了吗?不幸的是,没有。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这一阶段,显然还想把努力放在配合作战上。从当时出版的《河南政治》上找到一篇文章,正值灾荒之兆初步显现的时候:1942年7月,李培基抗战五周年讲话《吾人应有之忍耐和努力》,主要展望了一下战局,“今后一年当为战局之转捩期间”,“相信同盟国开始主动的反攻日期,即西方纳粹与东方日寇开始崩溃之时”,鼓励第六年抗战,并提到“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措施有以下几项:一、把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二、详细调查各县户口,并分为四类:充足之户,自足之户,不足之户,待救之户;三、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奉令将本省征实征购减为200万大包,并令召开会议议定,缓征了30余万包,到1943年麦收后再征。并批准拨借一部分维持粮(实际上1942年的军粮征购自5月底启动,早已完毕,减免没有意义)。四、决定救灾的办法。
不安宁的重庆
李培基是在哪一天面见蒋介石陈述灾情的?史实已无法考证。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如实汇报灾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事后称,他去中央申报河南灾情,因为李培基没有如实申报,他的申报反而被中央训斥了,军政双方为此结下了怨恨。
后期的大量资料可以证明李培基的犹豫和糊涂。正是这种迟疑,使河南错过了报灾情的最好时机。当时河南的地政部长李敬斋后来在《春秋》杂志上回忆,蒋鼎文确实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余食物二两,为期三个月,要求用这些粮食去救济灾民。
军队希望政府迅速从外地调拨粮食。36集团军的司令李家钰去重庆找何应钦,也汇报了河南的灾情,可是何应钦说得也很肯定:灾情不能随便报,地方政府没有报,军队报告就是无效的。10月份,中央政府派张继和张厉生两位大员来河南视察灾情的时候,在密县召开了一个灾情报告会,省政要员及各县都派代表参加。
李培基在赴会途中传话给代表们,叫他们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有参与者回忆说:“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
张厉生在会上说:‘在我们未到河南时,只知河南有灾,而不知灾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到后来才知河南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你不能辞其咎!’” 之后,在河南军方宴请的筵席上,张厉生曾当面质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
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全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捋脖旱!”(当地方言,掐脖子之意)。
看过《温故一九四二》的人会知道,刘震云是有阐释历史的野心的。这种野心同样体现在了影片里。但是正如民国史专家黄道炫对刘震云的批评——《温故一九四二》表现出刘在阐释历史方面不够内行。也许这种不够内行延续到了影片中,使得出现种种史实的瑕疵。当然也可能由于应付审查的原因,导致不得不这样拍——比如李培基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进了政协的,属于“开明人士”,如果影片把其刻画得丑陋,就是一种“翻案”,不容易通过审查。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河南军、政两家给了蒋介石两份矛盾的河南灾情报告 1942年9月9日,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军粮问题也列入讨论议题。蒋氏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
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同时,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氏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
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
”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
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
”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
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
”(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
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
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
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
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
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
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 ;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
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
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
’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
’”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媒体在报道河南1942年大饥荒时,关于饿死人数,几乎无一例外使用的是“300万”[详细]。但这个数据,只不过是记者白修德的一个估计而已,并非统计数据。所谓“死亡300万人”,并非调查结果,而只是记者白修德的揣测。
河南1942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最常见的数据是300万,也有说500万的。这两个数据其实都来自记者白修德灾区之行的揣测。白氏说:“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
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 白氏在河南采访的时间并不太长,所得资料也很有限,他的这些推测的数字,并无太大的参考价值。目前尚可见到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
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很成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
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河南各县灾区死亡数目之调查统计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县名 全县人口死亡数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