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当场质问”唐骏体现了大学精神
女大学生“当场质问”,更大的价值,是告诉大学,究竟该怎样定位讲座、报告,以及怎样组织讲座、报告。
唐骏在南林大演讲,遭遇南大女学生“踢馆”,事发已经一周,但余波未平。据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果显示,62.6%的受访者至今认为唐骏去大学演讲“不合适,涉嫌学历造假没有道歉,容易误人子弟”,而与之对应,又有47.7%的受访者赞同“允许唐骏大学演讲,也要允许学生‘踢馆’”,以及37.4%支持“他有公开演讲的自由和权利,别人无权干涉”。
这组调查结果,本就显得很“纠结”,依照上述结果,大致有10%的受访者是既选择“不合适,学历造假问题没有道歉,又“允许唐骏大学演讲,也要允许学生‘踢馆’”的。在笔者看来,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家对大学报告、讲座的模糊认知。
这次风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大学报告和讲座的极好案例。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大学报告应该请各种成功人士,整个报告,也应该洋溢着一片和谐气氛,如此,就皆大欢喜。以此来分析南林大请陷入丑闻的唐骏做报告,就觉得有不妥,而现场出现学生“踢馆”,也让组织者觉得不爽,是不尊重嘉宾。
——调查中,29.8%认为女大学生“踢馆”是“没有礼貌,不照顾主办方颜面,可以私下表达意见”。争议由此而起。
然而,这本就是对大学报告的错误理解,把邀请做报告视为对嘉宾的认同、认可,也把报告视为对学生的“教育”。但真正意义的大学报告,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了解更多事、更多观念、更多人,以及与不同人对话、交流的机会,因此,在大学做报告的,可以是各种人,而且,不同层次、类型的人越多,表明这所大学越开放、越多元。从大学学术自治、学生自治角度说,大学的报告不应限定演讲者的身份、观点,也不能要求所有听讲者配合报告者。
如果对大学的报告持上述观念,那么,南林大请唐骏,以及其他任何人做报告,都没有问题,同样,在现场,出现有女大学生质疑唐骏,也根本谈不上侮辱,活动组织者和唐骏本人,都应该对现场出现这种状况,有准备。
遗憾的是,从南林大的活动组织和事后对女生“踢馆”的态度看,他们对大学报告的理解是分裂的。在邀请唐骏这一问题上,他们持有的是开放、多元的观念;而在具体的报告组织中,又回到了传统观点,不允许开放、多元。如果他们在请唐骏开讲座时,不预设立场,不回避唐骏的“学历门”,甚至在讲座前主动提及,并允许学生自由提任何问题,这场报告,当不会是这样的走向。其意义,也不是变成唐骏的宣讲,而变为对“成功”的自由讨论。
我不大喜欢用“踢馆”这样的词汇,用“当场质问”似乎更好一些。这件事情更大的价值,以及怎样组织讲座、报告。当质问“常态化”,大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就实现了回归,那时,也许不再有争议,而会成为大学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