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光、邱路光:对话“九一三”(2)

接着,我从郑州又回到北京。这才知道劳动人事部赵东宛部长接到***的批示后,让调配处的工作人员具体办这件事。他们曾经打电话到厂里找我,厂领导答复说:他去北京开会,没回来,可能会去他母亲那儿待一两天。那个时候,我母亲在北京。

我一回到北京,我母亲就告诉我劳动人事部在找我。我便赶快给劳动人事部调配处打电话,他们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已经批示了。我们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明天能不能来?我说:能来。第二天,我就去了劳动人事部。

他们说:你放心吧。我们保证,春节以前你就可以收到调令了。这样,你就可以回来跟你母亲一块儿过春节了。结果,1988年春节前,调令没有来。这个调令等了4个月,直到6月份才接到调令。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很负责,因为是***批的,部长交办的,调配处的同志多次来电话问我,接到调令没有?我都说没收到。他们在电话中说:山东省劳动厅怎么搞的?一个调令旅行了4个月!

6月份,当我接到调令后,厂里说:你还不能走,要把你的任务完成了才能走。我说:厂长呀,我先不办工资关系和党的关系,先把户口给办了,成不成?我知道,只要户口进了北京,别的我都不怕了。我说:不就完成80万利润嘛,我保证完成就是了。

可有一条,完成了利润以后,你得把这几个月的奖金给我。我两个星期就完成了。那时候,一两千块钱的奖金,也是不少钱呢。我进北京以后,到了一个三不管的单位,是海军航空兵和北京市农场局合办的一个公司,叫北京市燕海经贸公司。

邱路光:***的确给我们这些子女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当时,我在北京商学院当教师。我在那儿教了8年书,一直没有房子住,晚上就睡在教研室的桌子上。不幸的是,我的腰被汽车撞伤了,伤了8根骨头。正好,***的儿子回北京,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关系非常好,他让我写封信。

大概是1987年11月,我写了一封信,交给赵二军。二军进中南海回家也就10分钟,***就批了,二军给我复印了赵的批示。批条上面写着:告诉部队,恢复原来的行政级别。告***机关事务管理局,适当分配住房。***。我看了以后太激动了!有些事,搞10年搞不下来;有些事10分钟就搞下来了。这是一件事。

还有豆豆回京的事。春光见到豆豆后,不是让豆豆找我吗?那时候,打不起长途电话,我就给豆豆写了一封信,叫她来北京。她的电话打到我们教研室,说:我怎么向厂里请假呀?我说:你管它呢,不用请假了。很快,豆豆就自己来了。

她来了以后,住在万寿路11号中组部招待所3号楼2层西头的房间。我就先找了亮亮,她在统战部上班。亮亮也是一个非常豪放、非常正义的人,她让我带着豆豆周末去找她。礼拜天,我们就去了。曾妈妈住在前面的1楼,亮亮住在后面的3楼。

我让豆豆在外面等着,我自己先进去了。亮亮不在,给我贴了一个条:路光,我有急事,你到前面去找老太太。我就去了,曾妈妈正在院子里收拾花呢,我对曾妈妈说:豆豆来了。她说:好呀。我说:你见见吗?她说:你叫她来吧。

她还问我父亲怎么样?我就带着豆豆从后面小门进去,见到了曾妈妈。因为不知道深浅,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我没开口说豆豆的事儿,只是一般性的问候。正在跟曾妈妈说话的时候,亮亮回来了。她问我:谈的怎么样了?我说:还没有开始谈呢。

亮亮就开口了,说:豆豆很坎坷,她在郑州生活很困难。如果调回北京,能好一点儿。曾妈妈说:你说的这些,我也记不全呀,你写个信吧。她当时没说答应帮忙转。曾妈妈坐在沙发上没有多说话,我们就在桌子那儿,由豆豆起草给******的信。

豆豆写好后,亮亮就帮她改。改了以后,豆豆就在那儿抄。抄完以后,亮亮原来准备自己去送。曾妈妈突然冒出一句:这个信以我的名义送。原来害怕打扰她,我们不敢提,实际上,曾妈妈这个人非常负责任。

当时,曾妈妈给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陈野萍和一个老干局的局长写了封信。她的文化水平挺高,最后落款的一句话是请赐见,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然后,写一个曾志。她把信交给豆豆了,让豆豆拿信去找中组部。曾妈妈胸有成竹,认为这件事肯定能办成。后来,豆豆跟张清霖就一块来北京了。豆豆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清霖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局防疫处。

这事儿反映***是个有胸怀的人。***女儿的事儿,他都敢管,有气魄。***还帮春光的弟弟分了房子。当时,他弟弟在广州的房子很小。广州***林若到北京开会,***说:你们胸怀大一点嘛!

五、对九一三事件的反思

黄春光:叶帅去世后,我曾找过叶帅的儿子叶选宁。我问他:为什么打倒***以后,还把我父亲关到秦城去?我父亲跟叶帅的关系很清楚,从来没得罪过叶帅,对叶帅一直很尊重、很照顾的呀。叶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说:这是按程序办的。

我说:这说不通呀,解除审查,也是工作程序呀?我跟选宁的关系还可以。叶帅在广东工作的时候,选宁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他经常带我们玩儿。叶帅调北京后,每年冬天都去广州。大人的事儿是我父亲安排,小孩的事儿就是我来安排。所以,我觉得叶选宁应该不会骗我。

我认为,1976年12月30日,我父亲被关进秦城,问题升级了,这里面***起的作用比较恶劣。叶帅和华未必想得到在当时情况下,要对黄、吴、李、邱怎么样。历史上,叶帅也是一方面军的,只不过他不是红一军团的。

***在中央的时间很长,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心里太明白了。1971年九一三之后,把黄、吴、李、邱抓起来,就是***向***提的。这是***后来跟***说的。***说,自己是***的一条狗,***让她咬谁,她就咬谁。

我父亲对***的评价是,汪也是毛***的一条狗,干了不少坏事。1977年初,***接手复查此案。在黄克诚负责审理的时候,曾经缓和了一段。之后,邓的意见就比较重要了。我觉得,***和***坚持严办,一个是抓替身,一个是泄私愤。

邱路光:中国人有搞臭观。我父亲的起诉书就是这样写成的。比如,说我父亲在总后党委会上攻击***,实际上是传达中央的精神。审判人员问:这是不是你同意传达的?我父亲说:是。既然是你同意的,你要不要负责任?我父亲说:要负责任。

但是,他们不问,是在党委会上传达中央关于***的讲话,还是我父亲私下个人搞阴谋攻击***?也不问是传达中央谁的讲话?其实,这是传达***关于***的长篇讲话。我父亲说要负责任,是负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结果,公审说你要负法律责任。黄、吴、李、邱的法律责任都是这么来的。另外,***曾反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首倡的。但***作为公审的主持人,却搞了三个标准,把个人感情带入到法律中来了。

对待同样的事,***的标准是,毛***犯了错误,***做了违心的事,而黄、吴、李、邱这些坏人是犯罪,要审判。按照法治的观念,审判之前,应该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即所谓无罪推定,不能搞有罪推定。另外,公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情绪,什么意思呢?过去,你打了我,老子忍了;现在,老子上台,我整你也不客气!

这就叫封建政治。关于黄、吴、李、邱的政变帽子,是否定***以后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纠正的问题。

我觉得,***不给黄、吴、李、邱翻案,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黄、吴、李、邱是双一(注:指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骨干,除了这几个人以外,肖华、刘亚楼、杨成武、罗瑞卿也都是双一的人。自建党、建军以来,双一是一直传承下来的骨干力量。

包括总参谋部的建立,海军、空军的建立,以及在各大军区占的份额,都是以双一的干部为骨干的。其他的人都是配角。除了双一的人,能在部队占点儿份额的就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像二野和129师的干部。

显然,黄、吴、李、邱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如果说毛***当年搞错了,最起码要给这些人分配工作,至少要有名义上的工作。否定***后,***对***的经济体制和基本路线都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绝不会再沿用***时代的东西,他就是要在政治体系、组织体系上坚决干掉双一。

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把部队这些人打压下去,改朝换代。所以,他上台之后,什么都不要当,就当******。***还专门下了中央文件,把杨成武搞到福建当司令员,把肖华搞到兰州军区当政委,把刘志坚搞到昆明军区当政委。

当然,刘志坚虽不是双一的人,但他也是***时代受器重的人,说这些人不能留在北京工作。他们平反以后,都被赶走了。像杨成武这样没有帽子的人,***都不要,更不用说黄、吴、李、邱这样有帽子的人了,他能把你解放出来吗?!

第二个原因,公审绝不是为了维护毛***。恰恰相反,把***和黄、吴、李、邱搞在一起公审,是为了审毛***的***,是为了打击毛***。***中,***在台上工作,黄、吴、李、邱也在台上工作,你们都是跟着毛***路线的人。

所以,公审这些人,正是为了否定***,打毛***的。这里还有一点,***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只对黄、吴、李、邱,采取了宜细不宜粗的态度。但是,***歪曲了基本事实,部队的***和地方的***正好相反。

地方的造反派得到***、***他们的颂扬;部队的造反派在1967年的513后就被全部压下去了。九一三以后,部队的造反派狡辩,说他们不是造党委***、司令员、部长、政委的反,是造跟***搞政变的反革命黄、吴、李、邱的反。

他们说,黄、吴、李、邱1967年迫害了我们,我们早看出来他们是反革命了。***把部队的***完全搞反了。所以,在公审刚开始的时候,本来要审黄、吴、李、邱搞政变,结果没有证据,抓不到把柄,就变成他们迫害干部、群众了。

什么攻击老帅,整老帅的黑材料,打击了多少干部、群众,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等等。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黄、吴、李、邱跟***一样,打击干部、群众。事实上,黄、吴、李、邱打击的所谓干部、群众,都是***的造反派,目的是维护部队的稳定。

那时候,清理阶级队伍、精简科室人员、搞斗批改,不是黄、吴、李、邱的政策,是党中央的政策,是毛***的指示,军队机关能不执行吗?!当然,在执行政策上也有过头的地方,黄、吴、李、邱是要负领导责任的。不少人和事运动后期也是要甄别的,但历史没有给黄、吴、李、邱这个机会。

公审黄、吴、李、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找***的替罪羊。这么讲,并不是说邓要维护毛***,而是说邓要把他们当作毛***的人来审判。当年说,黄、吴、李、邱的错误是搞政变,反毛***,但这不是公审的原因。公审的原因是认为,他们拥护毛***,执行了毛***的路线。

其实,***挺对不起黄、吴、李、邱的。他们从娃娃开始就跟着***革命,跟部队走了一辈子,结果怎么样?我父亲说过,他的经历非常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打成反革命脱军装。他们到最后也没有完全醒悟,对党、对***,仍然保持着很纯朴的感情。

***是坚决反对公审的。***跟我父亲非常熟,他原来也反对用公审解决党内问题。但后来小平决定公审以后,胡的态度就变了。1988年底,***第一次到北京来,***的儿子去看我父亲。他跟我父亲说:赵曾说过,看来,九一三事件也是个扯淡的事。***这个人非常实用主义,也非常聪明。***就是过于相信自己了。

黄春光:关于九一三的事情,公审的人员比谁都清楚,因为他们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官方的定性,开始作为政变处理,后来不说政变了,改成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然而,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的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阻挡一下。

这是中国体制最大的错误和悲剧。这期间,***办事组不让中央***小组插手军队,保持了军队的稳定。因此,我们对***的认识,应该注意到有一股反***的力量。这股反***的力量,以军队最为突出。

政府瘫痪以后,总理就靠***、谷牧、***他们撑着,但没有军队的支持,靠这几个人能撑得住吗?所以,在***中,军队对稳定全国局势应该是功不可没的。整个看下来,在***中,黄、吴、李、邱走的是另外一个轨道。

他们在台上,不能和***对着干,但他们和***最重要的支持者***对着干,这本身就不得了!当然,还不能说***办事组战胜了***,但至少起到了牵制***的作用,没有让***向更恶劣的方向发展,在最动乱的时候支撑了党和国家的大厦。

邱路光:究竟谁应该对***负责?这是个大问题。并不是完全由***、***负责,毛发动的***,他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在***身边的人,可都是拥护***的,包括***、***,一开始都是拥护***的,倒台后都是含着热泪向***请罪的。

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发动***是错误的。所以,***的发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非常重大的责任,他们是不战而溃!像谭震林、陈老总,包括***,他们在***之初没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热烈拥护***,把对立面的干部骂成反革命。

像谭震林就骂邓子恢,战争时期,谭震林跟邓子恢是最好的战友,他们在浙赣一带工作。***时,谭震林到了农业部,指着鼻子骂邓子恢。

***骂萧克,都是你他妈的。***从八大到九大一直反复说,我再也不反毛***了,我犯了很多错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自己没跟上***伟大的步伐,都说自己犯错误了,没人说***犯错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一个态度,没有第二个态度。

所以,说到***的责任,不光要说群众的责任,更要探讨比黄、吴、李、邱更高一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群体的责任。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账,这要相对来看。***以前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他和***、***比起来,究竟是谁的欠账多?打***,打洪学智,打周桓,打的人多了!

对张志新的处理,跟毛远新的关系,还有张铁生交白卷的问题,等等。***和他们比起来,欠账是最少的。研究***,很多东西还得回到历史原点。因为很多规则在起点上就错了,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

黄春光:对***的评价,也有一个大前提问题。前提不同,结论完全不同。***认为,他搞***,是***和***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他看来,***首先是一次革命,革命就是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

所以,***时期砸了公检法,是为了建立新的公检法。中央碰头会就是过渡性政权了。现在,否定***,把***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怎么衡量这个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现在,还有不少人对***没有想明白,毛远新本来可以早些放出来,就是没想明白,多坐了几年牢。

戚本禹坐了18年大狱,至今也没想明白。不管你把***作为一次运动,还是作为一次革命,去否定它或是肯定它,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的体制。不管***干,***干,还是张三、李四干,制度的内涵没有变,都不会有好结果。

如果***搞***,很可能又会出现几百万右派。所以说,按照***那一套搞不成,按照***那一套搞也不成。说到根上,还是我们的国家缺少民主法治的问题。

邱路光:中国是一个奇特的体制,政治取向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株连到家属。一旦你完蛋了,你儿子也完了,你家人也受牵连。***以前就是这样,你一倒台,全家都完,生活都没着落了。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由于很多政治上的原因,讲真话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两面派,他知道事实真相,但如果是政治需要,他能振振有词地讲空话,讲假话。

我和春光都是在抗战烽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们对***是有感情的。我们谈了这么多,没有为我们父亲辩解的意思,我们的心早就平和下来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和我们的父亲要不要平反毫无关系。我们只是讲历史事实,探讨我们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中是什么样的心态,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是***老干部共有的,还是个别现象,抑或只是***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