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知识与文化 张东荪与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近世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肇始于一个非理性非常态的语境中, 其中最难堪的则是“ 船坚 炮利” 强行侵入的欺侮。这一历史事象决定了传统士大夫及由其衍变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 他们在面临文化走向孰去孰从的历史性课题时, 必然会有多种多样的回应和选择, 因此也必 然会出现各种文化思潮纷争迭起、异彩频呈的现象。

如果试作“ 理想型” 的大致分类, 则可看 到主要存在三种范型:以“ 全盘西化论” 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 主义和以张东荪等为代表的文化自由主义。

前两种相互对立, 势同水火, 可谓冰炭不同炉, 自当分属不同的派别, 唯有张东荪所代表的“ 文化自由主义论” 即第三种范型, 它究竟是一种 特立独行的力量, 抑或仅仅是前两种范型某一家的附庸, 仍是一有待讨论的问题。 

“ 全盘西化” 论的典型代表可说是非胡适、陈序经莫属。1929 年, 胡适在给英文版《基督 教年鉴》撰写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 提出“ 全盘西化” 的主张。后来又提出, 与其 说“ 全盘西化” , 不如说“充分西化” 。

然而与陈序经相较, 胡适仍显得折衷温和。早在稍前的 二十年代中期, 陈序经就已明白提出“ 全盘西化”这一概念。他以“ 整体文化论” 和“基础文化 论” 为依据, 提出全盘、彻底西化, 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 , 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质就是不 断西化的历史, 中国可以放弃所谓“ 固有” 文化而采纳现有的文化——— 西洋文化。 

张东荪阐发自己的中西文化观时, 亦曾用过“ 彻底输入西方文化” , “ 彻底输入西洋思 想” , “ 彻底采用西洋文明” ,“ 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等说法, 这似乎给人与“ 全盘西化论” 相似或相同的印象。

持“ 全盘西化论” 的一般都要求彻底“破中立西” , 即一方面完全抛弃、彻底否 定中国文化, 原因则如胡适所言, 中国百事不如人;二是全盘承受西方文化, 用胡适的话说, 就是精神和原则都“ 西化” 。如果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张东荪, 则可发现张东荪是一个西化 论者, 但却不是“ 全盘西化论” 者, 与胡适一类人物的主张相较, 相似之中仍有明显不同。 

“ 彻底输入西方文化” 是张东荪的一贯态度。在他看来, 西方文化高于中国文化已是不 争之事实, 西方文化乘势东来并为中国所接受, 乃是势所必然之事, 因此东西文化孰优孰劣, 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也就是说,“ 要不要西方文化” 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这一观点, 他 在五四时期已作了阐述, 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他在1926 年断言:“ 对于西洋文明 到中国的前途非但不必杞忧, 且亦正可预料其必大兴。

这是自然的趋势, 即大势所趋, 不是 任何一人鼓吹主张的力量。” [ 1] (P395)八年后(1934 年)他又指出:“ 须知西方文化一方固然是西 方的特产, 而他方面却表示世界文化的通性。不但中国, 恐怕任何民族都得要采取西方文化 的主要部分。

所以今天决不能讨论中国要近代化或欧化与否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如何欧 化的问题。”[ 1] (P410 -411)以后在1945 年, 他又再次强调:“ 说到中国接收西方文化一层, 一班人 不免有些误会, 以为这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

其实西方文化之入中国来正好象从高处的 水向低地流一样。中国既是低地, 则他处如是较高, 则水自然会向中国来, 决无法抗阻。

并 且不是文化传来, 乃是外人的势力进来, 文化是他们的附带品。所以我们不能讨论要不要西 方文化, 而只能研究西方文化之必然传入以后我们如何看待它。”[ 1] (P430)依据上述理由, 张东 荪才不过多地花费精力介入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而是更多地关注如何输入和吸收西方文 化的问题。这就是无论是“ 五四” 时期或三四十年代, 他阐发中西文化观的系统文字并不多 见的原因。 

当然, 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追问, 到底如何理解张东荪文化观上的“ 彻底” 二字呢? 其 实, 尽管使用了“ 彻底” 、“ 全盘” 等字眼, 但他对西方文化仍非毫无批判地全盘承受, 不论是非 地一味肯定。 

张东荪确信“ 民族性” 是可以改造或改变的, 但又洞察到改造的艰难, 特别是民族性作为 人的一种“ 前理解” , 其本身也对学习西方文化构成了影响, 这就是他所说的:“我相信该民族 有他由历史而来的根性, 断不是一旦要采取外来的文化而就能办到的。并且外来的文化充 分灌入以后, 固有的根性也不会消灭, 必仍杂然呈于其间, 所以总不免有些变态。” [ 2] (P489) 

这样, 张东荪一方面承认中西文化是“ 古今之别” , “ 中” 应学“ 西” ;一方面又看到中西文 化各有其民族性因素, 而民族性因素虽可改变却难根除, 所以依据这一观点, “ 全盘西化” 在 逻辑上就根本不可能。也正是有见于改造民族性需要长期的时间, 而且这种改变只有在“ 外 来文化充分灌入以后” 方能真正见效, 他才在这一意义下反复强调输入西方文化不能不“ 彻 底” 。 

输入西方文化要“ 彻底” , 却并非意味着整个西方文化都可以输入。张东荪把西方文明 分为“ 世界文化” 和“ 民族文化” 两部分, 认为它“ 并非全体上一丝一毫都是世界文化” , 因此, 西方文化虽处于世界文化地位, 中国却不能“ 全盘西化” 式效仿, 而只是采纳其中“ 含有世界 文化的要素” , 西洋文明中“ 民族性” 部分既无必要亦无可能盲目输入。

他实际已在这里划清 了自己与“ 全盘西化论” 者的界限, 所以稍后不久他又说:“ 我们固可以大播大吹地提倡西方 化, 但我们必须明白西方决不是整个儿地搬到中国。换言之, 即决不能把中国人完全变为西 洋人。” 

由此可见, 他所谓的“ 彻底” , 实际主要是指学习西方文化的核心———西方哲学。在他看来, 输入西方文化不能仅限于西方自然科学, 尤其该重视西方哲学, 所以他主张“ 以科学与哲 学调和而一并输入, 排斥现行流行之浅薄科学论” 。

[ 3] 他后来又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阐 发:“ 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 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 然而 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 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 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 西洋哲学便是, ……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 如其要彻 底, 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可。”[ 4]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 张东荪显然要比“ 全盘西化论” 者理智得多;而在如何对待中 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 他的持论也远不象胡适一类人物那么激烈。“ 全盘西化论” 依据非此 即彼的二分法思维模式, 认为“ 只有主张极端, 才能在实际上化得恰到好处” , [ 5 〗(P133)由此必 然在逻辑上推出这样的结论, 即要学习西方文化, 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胡适在1928 年说,“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上不如人, 不但机械上不如人, 并且政治、社 会、道德都不如人” 。

[ 6] 两年后他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上几个“ 不如人” , 即“ 知识上不如人, 文 学上不如人, 音乐不如人, 艺术不如人, 身体不如人” 。

[ 7] 同时之陈序经也有同出一辙的看 法:“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 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 而且道 德不如人, 文学不如人, 音乐不如人, 艺术不如人, 身体不如人” 。[ 8] (P109) 

与胡、陈不同的是, 张东荪很少有从正面批判中国文化的激烈言论。恰恰相反, 他有时 还公开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 反对动辄挑战乱骂的武断态度或简单作法, 即所谓“ 不要与那 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挑战” ;“ 凡是文明都是有价值的, 凡是价值都有时代性的……中国的 一切旧文明都是如此。

所以对于旧文明不承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而一味乱骂, 我是不赞成 的。但是新旧调和论我也不赞成。因为主张此说的人又把已过的文明看得太重……这两说 乃`过犹不及' , 我都不取的” 。

[ 9] (P186)可见他既不赞同激烈反传统的做法, 又坚决反对一味维 护旧文化的企图, 他“ 确信中国文明实为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 故我国人对于先民 有整顿发挥之责任, 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10] 

如前所述, 早在“ 青年信仰” 时期, 张东荪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较为温和的态度, 这为 他以后回归“ 传统”留下了余地, 甚至还与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某种或明或显的“共趋” 现象。 

如果说“ 有限西化”的主张使张东荪有别于“全盘西化论” , 那么, 他的“ 有限复古” 论则使 这种差别更加清楚了然, 从与文化保守主义比较的角度看, “ 有限复古” 论还使他与后者有了 某些相互关联的学术“ 基因” 。 

“ 文化保守主义” 作为一个学术派别, 尽管内部存在各种差异, 但仍有其一致的宗旨, 即 竭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捍卫本土文化的前提下调和折衷东西文化, 从而构建一种 既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 同时又足以避免意义和价值丧失等种种负面效应的文化。

一般认 为, 二十年代初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人生观》的出版, 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具 有定位和奠基的意义, 而三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儒家, 则无疑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潮。 

只要稍加观察即可发现, 张东荪对传统文化的宽容, 对自身文化的部分肯定, 以及他极 力调和中西文化的思路, 都与文化保守主义持论相近。 

“ 五四” 时期的张东荪虽不赞成一概乱骂固有文明, 但尚未公开为其辩护。而二十年代 中期的他则明显替旧礼教辩护了。他在1926 年说:“ 现在的中国决不是礼教吃人, 乃是私欲 吃人。在这种率兽吃人的社会中, 礼教是死的陈死人, 他不能负责任, 物质文明是偶然的闯 76 入者, 他亦不能负责。

现在所谓新派的人们痛骂礼教固然是不错, 而另有所谓旧派的人们抵 毁物质文明亦同是大错特错之。” [ 11] 对新旧两派, 可说是各打五十板, 貌似公允, 其实仍偏向 为礼教辩护一边。

在他看来, 固有礼教道德由于“ 蒸腾” 的作用, 可说已是徒具空洞的形式, 因而不仅不足以承担“ 挽之责任” , 反而成为束缚人心、限制言行的死教条, 是阻碍社会文明 进步和理智开发的桎梏, 所以他便提出“ 主智的创造的化欲” 的人生观, 以求解决国人安身立 命的问题。

然而由于时势的煎熬, 三十年代时, 为避免沦为“ 文化殖民地” , 他又转而提出“ 必 须恢复固有文化” 的主张。

所谓恢复固有文化, 实际上就是提倡至今仍有价值的传统“ 人生 哲学” , 原因是“ 中国固有的文化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 他只是讲做人的道理, 并且这种人生 哲学即从西方眼光看来, 仍不失为很有价值的, 在西方思想中很难寻到与他相等的, 所以这 一方面非但不应该打倒, 并且应该提倡” 。

[ 1] (P411)所以虽然“ 有许多方面, 例如政治经济等, 是 非用欧洲的方法不行” , 但儒家的人生哲学仍可继承, 输入西方文化与恢复固有文化也可以 相辅相成, 并行不悖。

尽管他始终没有明言西方文化以物质见长, 中国文化以精神取胜, 但 上述说法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物质———精神二分的普遍看法似已相去不远。 

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 唯有文化怪杰辜鸿铭“ 激烈的偏袒中国文明的每一个方面” , 其余 大多以为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 各有独自的系统与功能, 中国文化中儒家精神甚 至可以补济西方文化之弊, 因此他们极力主张调和中西文化, 目的是成就新的文化系统。

梁 启超即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他前大半生倾注心力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 其地位可以“ 对应 日本的福泽渝吉及其他西方化论者” 。然而1919 年游欧之后, 在采用西方文化的可欲性这 一问题上, 则似乎彻底改变了主意。

他的《欧游心影录》向国人彰示了西方如何需要东方的 精神慰藉, 立论的前提即中国文化是“ 精神”的, 而西方文化为“ 物质主义”的, 在他看来, 西方 文化甚至正在走向破产。

张君劢也采用了类似的“ 精神文明相对物质文明” 的公式, 他在其 《科学与人生观》中说:“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 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 其结果为精神文 明, 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 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

[ 12] (P35)尽管他也承认所 有文化皆有物质与精神两类因子, 但却依然坚持这一划分的合理性:因为“ 就其成分的多寡, 则有畸轻畸重之分” 。

甚至直到他的晚年, 也仍未放弃以精神物质二分法的框架看待中西文 化的方法。与梁启超、张君劢相较,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更为博大, 更具原创性, 他极力反对 梁、张选择“ 东西文化的精华” 以创建新文化综合体的种种公式化看法, 然而深一层看,“ 精神 物质等二分概念在其思想中仍以不同的样式存在着。”[ 13] (P162) 

在构建思想体系的理路上, 张东荪显然与梁漱溟、张君劢等“ 现代新儒家”有同有异。相 异之处在于, 后者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入手, 承继儒家学脉及思想, 同时也吸收了近代西方哲 学的思想方法, 以求儒家学说的现代改造和重新阐发;前者则是从西方现代哲学发展的趋向 入手, 在介绍、消化和接受西方哲学的基础上, 紧随其潮流, 把握其主要问题, 并试图加以本 土化, 从而建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

相同之处则为, 他们都试图调和中西文化之精华并力求 通过相互交流达成新的文化综合体, 张东荪就曾公开表示, 他赞同张君劢“ 新理学” 的态度: “ 他(张君劢)的思想可以说始终是想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新理学(我以为可以说 是新儒家)……就我个人说, 我对于这样态度在大体上是赞成的。

不过所引为忧虑的就在于 迄至今天为止还很少有人真向着这个方向去走” 。[ 1] (P413)既然赞成并认为鲜少有人朝此方向 努力, 他个人自然即使孤独也要沿此路径前进的。

四十年代的张东荪即表示过:“ 调和中西 文化” 便是“ 向着这个方向去走” 的产物。所谓的“ 调和中西文化” 实即“ 西体中用论” , 它虽与 新儒家的“ 中体西用论” 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二者在融合中西文化、采纳西方文化精华、争取中国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等方面仍相当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 张东荪不仅在学术观点上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甚为相近, 而且与他们中的 不少人物交往频繁, 私交甚笃。张君劢与张东荪1907 年在日本初识, 从此保持友谊达四十 年。从晚清反清, 民初倒袁, “ 五四” 新文化运动直至三十年代组织国社党, 反对国民党专制, 两人政治观点大体相同, 兴趣爱好也颇为相近, 时人称之为“ 二张” 。

张东荪还决定将他们二 人的著作合编为《二张集》出版, 连各篇具体撰作的署名也不标明, 可说真正做到了“ 以孪生 兄弟视之, 友谊之笃, 无与伦比” 。

遗憾的是, 在是否参加46 年“ 国大” 问题上, 两人观点异 趣, 竟至“ 划地绝交” , 从此不相谋面。 

“ 五四” 时期, 张东荪与梁漱溟曾就中西文化问题展开过对话。而后来则在中国的政治 出路问题上颇有分歧, 然而仍在学术上相互欣赏, 张东荪盛赞梁为少数“ 尚有士君子风度” 的 学者, 他在《理性与民主》中所提出的“ 士与农打成一片” ,“ 士与官绝缘” 等主张, 也与梁的“ 乡 村建设思想” 颇为相似。

梁1949 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也对张的著述特别关注, 并多有 引述, 如讨论中西学术差别时, 即极为推崇张的观点:“ 张东荪最看到此点, 在他所著《知识与 文化》一书, 较论中西学术不同之故, 曾有极可贵之阐明” 。

[ 14] (P287)他们二人友谊一直保持到 解放后, 1952 年张受到不公正打击, 梁曾向毛泽东求情。

1957 年, 张一日入城就医, 途中巧 遇遭遇相似的梁, 张于是作诗感慨云:“ 病中一笑忽相逢, 雅量休将早熟同, … …车走雷声何 可语, 归来杂念似云峰” 。[ 15] (P86) 

熊十力也是张东荪极为推崇的有“ 士君子风度” 的学者之一。他“ 好与东荪相聚谈哲理 时事” , [ 16] (P181)论学时“ 往往意气风发, 情不自禁。有一次, 他与张东荪论学, 谈得兴起, 一掌 拍在张的肩上, 张逡巡后退” 。

[ 17] (P178)可见二人关系之密切。1932 年10 月, 熊氏的《新唯识 论》出版, 张接到熊的赠书后, 叹为“ 近年来的一部奇书” , 并填《金偻曲》一首相送:“熊子今传 矣。

制新论, 融通空有, 直阐本体, 譬似众讴同归海, 一切随消随起。正辟翕, 生生不已。唯 识旧师须修改, 会连山, 方见功能理。儒与释, 究何异。年来我亦求诸己。检吾躬, 摒除习 气, 幸余有几? 只愧二三相知者, 世论悠悠安计? 养活泼自家心地。

永忆获麟千载叹, 愿天 长, 此义无终闭。初读罢, 杂悲喜” ! [ 18] (P69-70)自30 年代中期以来, 张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兴趣 愈来愈浓, 两人经常切磋中西学术路向及宋明理学问题, 彼此之间互有影响, 都视对方为知 己密友。 

张东荪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密切交往与深厚情义, 既源于他外向活泼的性格, 豪爽仗义 的性情, 耿直坦率的情怀, 更是因为在文化选择的难题上有着相同的关注与类似的主张, 特别是他们对对方的解答都能够同情性的理解。 

自近世以降,“ 西化”已不是一个应该与否的问题,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需求。“ 化 西为中” 的人类化世界化, 是中国这样的弱势国家直趋人类文明形态转换大道不可或缺的程 序。偏离人类历史发展潮流的大方向行不通, 为彻底西化而全盘毁弃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 民族性也行不通。

长久浸泡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中国人, 不论是谁, 不论其观点多么偏激, 都不能完全毁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彻底放逐世世代代的人类群体建构起来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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