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鹿鼎记 《鹿鼎记》里 韦小宝算不算一个悲剧人物?
如果单从剧情和写作风格来说,韦小宝是个实实在在的喜剧人物。通常影视剧也是按轻喜剧的风格来改编的,似乎这是一件显然到毫无疑问的事情。然而应该有不少读者和我一样,在阅读这样一个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的故事的时候,却经常有隐隐的不适感。所以,这个问题下的回答才会这么有争议。
金庸在动乱年代侨居香港,韦小宝这个人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特定年代下,香港人的自画像。这个故事包含着对被殖民地百姓身份认同的探讨。
《鹿鼎记》1969年开始连载,始于「六七暴乱」之后两年。
六七暴动,当时参与者称之為反英抗暴,1967年5月6日於香港爆发。香港亲共的左派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英国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死亡,另外超过八百人受伤。
起初,左派运动打出了反英反殖的旗号,极得民众支持,香港人爱国热情高涨,大量工人,学生参与游行与罢工。这次运动曾经和天地会一样,寄托了民众推翻殖民政府的希望。然而随着暴力升级,后期严重扰乱了普通香港人的生活,造成了恐慌,混乱,甚至无辜平民的死伤,
7月初以后,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製造土製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製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鏹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运输,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
8月4日,政府出动访港英军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 8月9日 左派升级炸弹行动,在港九各处闹市放置真假炸弹。炸弹上多数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电车、巴士、街道上都有发现。
炸弹袭击除了扰乱市民生活外,市民人心遑遑,更造成无辜死伤。一名七岁女童及其两岁弟弟即在北角被一包装成礼物的土制炸弹炸死。……而负责拆除炸弹的警方及英军拆弹专家亦有被炸死或炸伤。 8月24日,暴徒将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及其堂弟在车内活活烧死。排在他们暗杀第二号目标的是“豺狼镛”,就是金庸。
金庸本人因持反对WG,反对暴乱的立场,面对的是左派四面八方的诅咒、辱骂,甚至因收到死亡恐吓,不得不离港赴新加坡暂避,《笑傲江湖》就在新加坡写就,左冷禅强行并派,独断专行,最后为人作嫁,被视为对左派的明显讽刺。
而至此,香港普通市民大多对这种几近恐怖主义的作风也已十分恐惧和反感,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亲共左派组织。甚至直到今天,部分老一辈香港人都因此对共党颇有戒心。这次暴动直接造成了香港第一次移民潮和严重的股灾,许多家庭因此破产。更不要说同期大陆正是动乱时期,当时的高知分子不堪侮辱,普通百姓食不果腹,纷纷拼死逃港,他们对蔓延到香港的左派作风更是避之不及。
而此后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却开始苦心改革,一步步将香港变成了当时中国最繁荣稳定的城市,发展教育医疗,给了百姓基本的生活保障,许多规章政策沿用至今,
改革涉及房屋、廉洁、教育、医疗、福利、基础建设、交通、经济和社会各个范畴,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创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设立郊野公园、兴建地下铁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设。(引用自维基,详情可看张家伟的《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和吕大乐的《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
本来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方开始祸乱百姓,本来被视为侵略者的一方却开始造福乡里,历史给「六七暴乱」的定性成了问题——这是一场反殖义举,还是极左暴行?于是各种历史课本干脆讳莫如深。
正如一些学者认为,这次左派与港英政府的冲突,使得许多香港人第一次要直接面对「我是谁」的问题,许多人被迫二择一: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人,还是共产主义下的中国人?
如果你是当时殖民地的普通民众,甚至,是在大陆动乱中难以生存,成了上百万亡命逃港的一员,你会怎么选?遥远缥缈的祖先荣耀,还是实实在在的繁荣安定?如果你是韦爵爷,又要怎么选?虽是异族,但带给百姓安定生活的康熙,还是寄托了民族大义的天地会?手上有一份香港九十年代的报纸,一篇关于「六七暴动」的社论,标题就是《韦小宝的抉择》。直到今天,还有香港人以韦小宝自比。
英国是侵略者,但又确实带给了香港人安定。《鹿鼎记》里数次提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然而当地的百姓,数十年后已在满人的统治下安居乐业。
许多学者的共识是,「六七暴乱」之前,香港人大多认同自己归属于中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对祖国寄予了各种美好的幻想。「六七暴乱」却反而丧尽民心,事与愿违地加大了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认同感,左派多年在民间的积累部署毁于一旦。并且让之后的港英政府良好地利用了这一契机,大举收揽民心。一系列开明政策使得英国人麦理浩成为历史上声誉最好的港督之一,和康熙一样,都是深受爱戴的异族统治者形象。
金庸原有的思想显然也因此受到冲击。金庸早期的作品,极重民族家国大义,主人公为了国家民族,可以刺杀结义的兄弟,出卖心爱的姑娘。他们对推翻异族统治抱有十分决绝的态度。《天龙八部》的主角是契丹人,已经隐约可见对金庸对所谓胡汉之别反思的萌芽,而到了《鹿鼎记》里,他借康熙之口,发出这样一问,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比不上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剎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不管是当时大陆的混乱,还是「六七暴动」给香港带来的痛苦,都让当时的金庸栗然心惊——仅仅因为民族主义去认同或推翻统治者,是不是对普通民众最好的选择?姓朱的皇帝不好,宋度宗,乾隆又好到哪里了?如果郭靖不在意皇帝姓甚,何必举家命断襄阳。
如果陈家洛不在意皇帝满汉,大可和香香公主偕老边陲。这一问显然流露出与早期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当时香港汇聚了五湖四海,中西内外的侨民,结局中韦小宝血统不详,似也在暗示难以以民族作为单一的标准。
而在普通香港人身上,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就体现为复杂的身份认知:他们一方面有血脉之中的民族认同感,耻于殖民地居民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又因亲友在大陆的遭遇而悚然。美国与英国联手,要遏制苏中的扩张,更不用说香港本身意识形态之争——当时的香港成为多种政治势力的角斗场,惊涛骇浪中,仿佛随时会被撕裂,让他们终日惶惶,而游离于中西势力之间,也确实有不少人像韦小宝一样,既得益于大陆的广大市场和快速发展,又得益于对外开放的广大世界。
康熙质问小宝,「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头船吗?」这其实是盘旋在当时的香港人心里,最深的迷惘与困惑。即便今天,这种困惑仍然存在影响。
「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只船,两面不讨好。一边要砍我脑袋,一边要挖我眼珠子。一个人有几个脑袋,几只眼睛?你来砍,我来挖,老子自己还有得剩么?不干了,老子说甚么也不干了!」
金庸虽然抛出了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回答,只能让韦小宝携美归隐,而百万香港人却是退无可退。
那么,韦小宝算不算一个悲剧人物?这要看你觉得乱世之下依然跑马跳舞,独享升平,然而被多方势力来回拉锯,进退失据,无所归依的香港侨民,是不是一个悲剧。
----------------------------------------------要补充说明的是,六七暴动是个挺复杂的事儿,上文仅仅撷取了比较相关的侧面。六七暴动虽然手段令人难以认同,但客观上确实有效的促进当时的港英政府反思施政方针,提高了华人的地位,开启了香港的繁荣。
直到今天,在香港对这一事件的评价都存在很大争议。另外,香港人自身的身份意识也是不断变化的。六十年代本土意识加强,但七十年代又因保卫xx岛运动民族意识复兴,到97年回归,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达到顶峰。至于那之后的事儿,知乎上已经有很多不错的分析,不赘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