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的联省自治 陈炯明:近代力行联省自治的先驱
陈炯明于1933年病故后,广东流行过两首民谣,彰显公道自在人心,不啻于为其“辩冤白谤”,其一:陈炯明,陈炯明,请孙下野蒙了污名。是非荣辱后世定,可是你的政绩留在漳汀,你的功勋留在南宁,你的威严留在五羊(广州)。禁烟禁赌两功令,到于今,中国统一了,尚未有人敢来实行!
其二:陈炯明,陈炯明,请孙下野蒙了污名。是非荣辱总无凭,兹有凭者,是你的人格光荣,一钱不名,苦行一生,求知好学是你唯一怡情,爱国重乡又成了第二天性……(参见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7月初版,上册,页1)。
七十多年过去,今人对陈炯明的评价和认识或有改变,尤其对他与孙文的矛盾及生死冲突,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这自是理性的一种回归。不过,从历史事实看,陈炯明确又是一位复杂多面的政治人物:你说他是“军阀”,一生最注重的是“文事”,即如唐振常所言,“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你说他出资捐助中共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后来的政治取向又突然转变;你说他寄希望于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造军队,又极力反对“党治”和“党化教育”;你说他是孙文革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却坚决反对武力北伐,甚至认为选举“大总统”非在其时,请孙下野……尽管如此,政治经历复杂的陈炯明,当年主政广东坚守“联省自治”不失为历史的一种理性选择,“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联邦制——‘联省自治’是统一和发展中国最好的道路”(袁伟时语)。
1920年以湖南省为首,西南各省相继展开“省宪运动”,广东社会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一方面是受到舆论报刊之影响,而另一方面,实在也是因为桂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存在的三年多期间中,使广东省民有了痛苦的经验”(胡春惠语)。就陈炯明个人而言,除受到风潮影响之外,“且其在闽南之政治经验,也是鼓励其决心自治的原因”;再加上“护法已不足为号召”(陈炯明语),全国人民渴望的不是武力讨伐,而是“和平统一”。此时,北有遭指责的“非法”(第二届国会正式选出)总统徐世昌,南有“非常”(“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合法性遭质疑)总统孙文,当时舆情倾向,两极不已,惟清醒者这样认为:“南北政府已完全破产:论法则南北皆非法,论人则南北皆不为国民所信,论武力则南北自身皆无本领以统一中国。欲解决此不死不活之局,舍实行联省自治外,更无其他比较妥善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