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余汝信:“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赵永夫事件”,根据发生的日期,又被称之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它是文革中震惊全国、被当时的中央定性为对内“篡夺军权”、对外武装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政变”事件。对此一事件,文革中及文革后各方的评价迥然不同。本文为对该事件过程的一个要点剖析。

一、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冼恒汉说,1967年“1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

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1〕。

显然,冼的立场是站在刘贤权一边的,并且认为赵在常委中是少数派。另冼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而据安绍杰(刘贤权夫人)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中更详细的说法,这一天应为1月23日。该书称:“1月23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6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

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

当晚9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

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2〕。

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既然“一致”,也就包括了赵永夫)。文中“另一派造反者”,亦应解读为保守派“捍卫队”。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

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

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

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3〕。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4〕。

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据另一材料王文英、吴士杰此时并非常委〔5〕,应不确)。

笔者认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或常委扩大会议)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

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1955年少将)、曾征(1955年少将)、王文英(1964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

而这一现象也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象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1月23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

在2月15日至3月8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应为保守派——笔者注)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6〕。

至今我们尚未能得到答案的是:据冼恒汉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既然没有上级的支持和同意,赵永夫哪来的劲头和底气?二、《青海日报》社的枪声早于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即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

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7〕。

1月29日,‘八·一八’造反派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2月3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250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

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

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