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与包玉刚 1949:荣毅仁家的“鸿门宴”
说起共产党和资本家的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可谓波澜起伏,悲剧、喜剧轮番上演。但是在时代变换潮头中能够留下精彩身影的人,并不很多。上海荣氏家族的传承人荣毅仁,恰恰是在中国的两次社会巨变中完成了“红色资本家”的身份蜕变。我对他的一次采访,就发生在他后半生即将拉开辉煌一幕、创建中信集团的前夕:1978年11月19日。
即便是阅人无数,见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时还不免被“亮瞎了眼”:他英俊高大,穿一身考究的定制西服,从精致的衬衣袖扣、领带、金丝边眼镜、一直到用的柔软纸巾都是国人当时没见过的“洋货”。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人还被西方看成一片“蓝蚂蚁”,连赵丹当时也不过是一身卡其布中山装而已。就算今天身价百亿的当下中国富豪们,也难以和他身上那种特殊的气场相比!
(“红色小开”荣毅仁,在上海滩留下的光鲜形象从来是“上得了台面”的)
上海解放那一刻,荣毅仁在干什么?他说,24日一整夜,全家人心惊胆战在楼下的夹道里躲了一夜,到早晨,听人报信说,解放军进了城秩序交关好,荣毅仁便自己开车上街去转了一圈,果然是士兵们睡卧在街头,态度和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大不同。
回想抗战胜利8.15早上,他也是兴奋地开出私家车,扬着青天白日旗,和二哥一起上街庆祝,但这一回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他心里有期待更有忐忑。这共产党毕竟姓“共”,会如何收拾像他这样的大资本家?
荣氏企业的实力,在中国堪称“老大”。按照1947年的统计,整个荣氏集团的纱锭数,占全国纱厂六分之一以上,面粉磨制能力更占中国粉业四分之一,荣家这块“肥肉”足够诱人。
1946年老父荣德生被绑架、绑匪索赎金100万美元,成为上海滩绑票第一案。蒋介石亲令破案,结果是军警内部人员与黑帮勾结所为,老爷子虽然捡回了性命,荣家付出的办案费和赏金就有60万美元。
1948年“太子党”来了。蒋经国强令收缴黄金外汇,堂兄荣鸿元买棉纱存了外汇,被关押并给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荣家赶紧拿钱“捞人”,法庭庭长王震南与荣家频频谈判,当面开价,连司法部长的叔叔、看守所长、伙夫、门警全要打点,还放话说:“上上下下要使钱,决不能再少一文了。“77天的关押后,人是放了,荣家支付现金加上用棉纱、面粉的栈单抵付,统共花费了50万美元。
(当年无锡荣氏面粉厂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南洋以及英、法市场,頗有名气)
荣毅仁自己身上也惹了一宗官司。那是一年多以前,他的茂新面粉厂代政府收购了30万担小麦,并磨制成民用和军供两种面粉,经检验合格入库。但一年后,监察院突然说这些面粉有扫仓、霉变的劣质粉,甚至国民党军东北失守都是赖这些“霉变军粉”给害的!
眼下共军兵临上海,法院加紧勒索巨款,声称庭审之日就可将当庭荣毅仁。无奈,荣家又送去黄金10大条,美金5000元。开庭日期定为5月25日,而恰恰在这一天上海解放,“开庭审案”泡了汤,你说荣毅仁开车上街的时候,能不庆幸吗?
但是,坊间传言四起,多数资本家都跑了,老爷子又孤身留在无锡音信全无,该怎么办?荣家企业都停了工,观望风头。几天后,荣毅仁突然收到上海军管会发来的一封请帖,请他于次日下午去中国银行四楼,出席工商界座谈会。家人赶紧商量,去开会是要扣人哪能办?但是荣毅仁表示没有选择,必须去。
这天下午,外滩中银大楼门口挤满了“奥斯汀”、“雪佛兰”等上海滩最豪华的轿车,二百多位商界头面人物前来,见识共产党官员“登场亮相”。荣毅仁大为惊讶:贵为市长的陈毅,竟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脚穿线袜布鞋,和大街上睡觉的士兵没什么两样,这也太有失身份了吧。
结果,陈毅开口一句:“上海工商界的朋友们”,就让听众放松了心情。陈毅轻松幽默,不念稿子不讲官话:“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笑声)”
(陈毅就凭这份“邋遢”装扮登上“大雅之堂”,富豪大佬们也都服服帖帖。)
荣毅仁说,陈毅讲了交关要紧的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司兼顾,劳资两利”,说人民政府会帮助大家尽快恢复生产。但是他眉毛一竖,又非常威严有力:“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准备做斗争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在场的商界大佬们何曾见识过这等阵仗!说“五体投地”一点不夸张。之后请大家自由发言提问题,争先恐后的,气氛热闹万分。有的问原料和电力不足怎么办?工商界生活享受能否保持?甚至有人问:原来有小老婆的,是不是要离婚?陈毅在逐个回答问题之后,还专门回应了“小老婆”问题:“工商界的生活不会变。原有的妻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人民政府不过问这些家庭事务。”
荣毅仁回到家里,一屋子的亲戚朋友都在急切地等候他的消息。荣毅仁把外衣一脱,兴奋地大声说:“蛮好,蛮好!厂子里马上开始准备,明天就复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逐渐萌生起来:能不能请这位市长大人来我们家吃餐饭呢?
这个邀请试探着发了出去,便在刚成立几天的上海市政府里,惹起了一场争论,有人质疑:“去和资本家吃吃喝喝,立场是否有问题?”仿佛那里有陷阱,或者,干脆是拉中共干部下水的一场“鸿门宴”。
荣毅仁想在家宴请陈毅市长,这事祸福难料。他先是拉上刘靖基(也是纺织业荣,郭、刘三巨头之一),一起去找工商局长许涤新探口风:“知道共产党是很干净的,怕直接邀请会挨骂触霉头,侬帮我们传个话问问看。”。他又悄悄去问副市长潘汉年:“格事体勿晓得阿可以?(不知可不可以?)”潘汉年说,“这倒要问问陈老总他自己。格能(这样)吧,我代你问问看。”
于是,在市委开会的时候,许涤新就给陈毅汇报说:“资本家上门来请我们吃饭了,荣毅仁的家能不能去?”陈毅要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人说:“刚学过二中全会公报,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外面传开来会讲我们政治上划不清界限。
”更有人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谁知道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刘晓同意去,但说要等一阵子:“才解放,工人阶级对资本家一肚子气,我们去吃饭,怕资本家会借题发挥。”至于潘汉年和许涤新,倒都表示赞成。
陈毅说的很干脆:“我带头,你们谁敢去的跟我去。怕这怕那,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要知道,陈毅跑去跟“对手”甚或是“敌手”吃饭,是有“前科”的:
三年敌后游击战结束,陈毅刚刚下山,就应邀到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哪里去吃饭,陪席的还有年纪轻轻、刚从苏联回来的太子蒋经国。那次陈毅在饭桌上很发了一点政治脾气,因为国民党对下山抗日的共产党一味地抹黑宣传。
后来抗日东进到苏南,陈毅也多次到茅麓公司大老板纪振纲家里吃饭。这纪振纲为了保住自己的家财,跟国民党、日寇、伪军都有勾搭,可是陈毅硬是把他给“洗了脑”,最后不但捐献了大批现款、棉衣、珍贵西药,还把自己手下的二三百人枪,包括三十多挺轻重机枪,心甘情愿交给了“陈司令”,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做统战工作,陈毅的水准可是一流的,堪与周恩来比肩。
(荣毅仁的花园洋房故事多多,陈毅市长来吃过饭,讨薪女工也冲进来造过反)
现在,共产党坐了天下,高级干部跟资本家走得近了,自然会有“河边湿鞋”的危险。坦白地说,这种事放在反腐倡廉的今天,很多贪腐官员与商人吃喝勾搭,图谋私利,不也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吗?凭什么陈毅就能去吃荣毅仁的筵席?这就得等着下文解读了。
荣毅仁兴高采烈,开始筹办晚餐。因为刘靖基家房子小,地点就设在了荣毅仁自家新建的宅院里,(他之前一直住在父亲荣德生的老洋房里,如今老宅已成为徐汇区少年宫的所在)他几个月前刚搬进这座两层楼的新洋房。他让人在院中大枫树下摆了一张大圆桌,又请了淮扬系的名厨“莫氏三兄弟”来掌勺,备了一桌丰盛而又清口的扬州菜。
猜猜谁来吃晚餐?除了许涤新、刘晓、夏衍、刘靖基、潘汉年夫妇,还有陈毅“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不仅有夫人张茜,还带着两个刚够着桌面的小儿子:这可是“出妻见子,阖第光临”的阵仗哦。只是他们的穿戴实在太土了点:一个儿子的裤腿太短吊在脚上,另一个是捡了哥哥的旧衣不合身;张茜是短发素颜,穿着一件半袖布军装,而堂堂的陈毅大市长,干脆摇着一把大蒲扇入席就座,引得荣家几个孩子都悄悄趴在楼上窗口“看稀奇”。
餐桌上说些什么?没有谈国事大局,也不谈荣氏的厂子,只是轻松聊天拉拉家常,问问老爷子(荣德生)在无锡身体可好?又说一说不久前工商界劳军,梅兰芳的演出如何精彩。待最后一道“蟹黄包子”上桌时,已是夜里10点了。许涤新笑言吃不下了,陈毅却绝不肯错过这一道淮扬经典美食(何况他在家有张茜看管,不能多吃荤腥,今天难得解馋一回)。
虽说是餐桌上谈笑风生,其实主客双方都明白,荣家的企业此刻与千百家上海企业一样,危在旦夕。如果上海不能迅速恢复生产,400万作战的解放军,和全国接收的700万旧人员将将陷入困境。但双方头一回上了饭桌,需要的是轻松化解长久的隔阂。
没听见上海的资本家有一句“名言”吗?——“国民党是复杂而简单,只要给钱,完事大吉;共产党是简单而复杂,不要钱,可是触犯了一条什么政策就不得了!”——今天再琢磨这句话,经过历史验证还真有见地。
此刻,荣毅仁确实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当时他这个“荣氏企业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因为各房兄弟早已分了家,1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都已经被他们抽逃干净,连机器和纱锭都卖了,留给他的只有一堆烂帐和巨债。此时的荣毅仁,屁股底下坐着两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一个是“资金短缺”,另一个是“劳资纠纷”。
(1948年荣家申新九厂的女工大罢工,连军警的车也砸了,酿成血案。)
危机终于爆发。挨到了农历年关,荣毅仁的家突然被申新六厂的讨薪女工包围了,最后索性一拥而入“占领”了荣家的客厅,太太杨鉴清只能躲到了楼上。女工们直奔厨房,切火腿的、煮大米的,大开“洋荤”,还有抱着孩子的,奶水胀了就朝墙壁上喷挤……她们激愤地说:“老板不给阿拉饭吃,就到伊(他)屋里吃饭,拿不到工资就不走!”
此时的荣毅仁心惊胆战,却不敢回家。他不知道妻子是否安全,也不知道此刻有谁能来帮他解围,反正他是死活都拿不出钱来发薪水了。
荣家的豪宅成了讨薪女工的“战场”,惊慌失措的荣毅仁只能赶紧向副市长潘汉年求助。潘汉年安排他先去上海大厦住下来暂时“避风头”,一面向市委报告。陈毅接到报告很是恼火:“这么搞怎么行?”他召集市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负责人来开会,明确指示:首先要说服工人们退出荣家,再由工会出面,劳资双方商讨解决的办法。
劳动局长、工会主席还有副市长一齐出面,轮番和女工们恳谈,终于让她们先撤出了荣家,并同意暂时减薪。还是共产党有本事“摆平”闹事工人啊,荣毅仁松了一口气。但是,工厂的困境远没有解除。市面上棉纱的价格一个多月就涨了4倍,投机商大量囤积,更要命的是原先纱厂90%靠进口美棉,美蒋一封锁原料就断了,外销的产品堆满了码头也卖不出去,照这样下去工厂只有关门了。
(困境中的荣毅仁,逐渐学会了“红色资本家”的生存之道)
危急中,荣毅仁常常亲自跑去工商局申请贷款,毕竟这是讨“救命钱”啊。中午他就在大食堂里排队吃饭,十分引人注目:“大老板也来这里排队买饭啦!”看来荣毅仁这个老板倒是能屈能伸,放得下身段。后来由华东财委曾山出面协调,银行终于拨了一笔低息贷款给荣毅仁暂度难关。但是,原料来源又怎么解决?没有原棉供应,上海的纺织业就转不动了。
我曾采访当时的工商联女秘书长胡子婴,她跟我说了一件事:英国人当时通过私人渠道找上门来,表示可以由英国商船帮助将棉花运到上海,但有个条件,要由他们英国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她不免心动,跑去报告给陈毅,不料被一口回绝了。
陈毅说:“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南京下关,现在要在我们的海域自由出入,这岂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对不能开!困难总有办法克服!”这条路被封死了,胡子婴多年后跟我说起这一段,还是很感慨:“新中国不能用主权和尊严去换取经济利益,陈老总给我上了一课!”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调动海外各方面资源想尽办法,结果原先从巴西、印度定的几百万斤棉花,辗转通过香港运来了,苏北的棉花也来了……荣毅仁渐渐觉得,他留在上海没有走,算是此生最正确的决定了。
在上海商人圈里,荣毅仁的品行有口碑。不像其他富豪,他没有大房小妾,远离抽烟赌钱,能够洁身自好,与夫人杨鉴清是一见钟情的佳偶,温馨相伴走过一生。荣毅仁在上海有个别称“文敏公”,因为他文雅端正,更因为他对政治风向的敏感。
当时上海许多老板身陷“银元投机”,“两百一黑炒作”,荣毅仁没沾边;买国家公债,他钱袋里空空却带头报了高高的数额(后来他承认当时没那么多钱买公债,只是想带个头,最后政府还是给他核减了数额);到了公私合营,他又领头将自家的申新系列企业申请办理公司合营,“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毛泽东在1956年初视察上海时,唯一选择的公私合营企业便是荣毅仁的申新九厂。
(毛泽东亲临视察,给了荣毅仁最高荣誉,“红帽子”加冠具有标志意义)
今天再回首,49年荣毅仁邀请陈毅的那次“鸿门宴”,堪称是一次“红门宴”。他自此便走入“红门”,一路与共产党同行。即便是在“文革”的风风雨雨中,荣毅仁也受到了诸多“保护”,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一上台,就想到了请“荣老板”出山。放眼当时的中国,三十年计划体制下根本找不到懂得资本经营的人才啊。这赋予了荣毅仁人生又一次重大机会。
当我1978年冬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正是“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由于采访的主题是陈毅市长,他并没有对我提及此刻正在酝酿着的一件“大事体”,但我能感觉到,63岁的他并不甘心从此去舒舒服服地当一个“部长级”官员,因为他还介绍我去见了他从上海带来的一位“商界老法师”——经叔平,我的直觉是,他和荣毅仁一样,与当时的“计划体制”格格不入,他们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要在中国重开资本市场之路。
很快这个“大事体”就公诸于世了:邓小平请他代表国家利益,组建“中信集团公司”,开创了中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大潮流。
(晚年养花读书,衬衣、袜子上竟然打着补丁,这才是回归本原的荣毅仁吗?)
这之后的故事,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中国第一素茶---宏承号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没有必要在此赘言。1979年“中信”成立时国家投入2亿元注册资金,2011年后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目前中信集团的资产规模已超过4万亿。
这岂是荣氏企业当初所能够梦想的规模?荣毅仁曾获任国家副主席,这应当是他达到的人生巅峰。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个“富二代”无非是命好运道好,步步跟紧共产党才赚了大便宜。但是请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所有的坚持和付出,对这个国家的兴盛和崛起至关重要,他的角色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2005年10月26日,这位89岁的老人终于写完了自己一生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