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北京 历史旋涡中的所谓高岗“五虎上将”(上篇)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桩重大政治事件,多被认定为“团伙作案”,以揪出各种名目的“小集团”为终结。所谓高岗“五虎上将”即为一例。几十年过去,解读其中三人的回忆录发现,连当事者本人都不明白,何时成为“五虎上将”成员,何来的“串联”与“结盟”。
三位老人的回忆录是了解“五虎上将”的黑匣子
“高饶事件”中有个不时被提起的词语叫“五虎上将”。他们是指受高岗牵连的五个人,分别是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郭峰、马洪。“五虎上将”因曾被毛泽东说到过,而备受关注。
如今这五位历史人物都已作古,好在他们之中的三人留下了珍贵的个人回忆录(《赵德尊回忆录》,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记录了当年那段曲折岁月的前因后果。另两位没有留下回忆录的,也都由当地的党史部门或其子女出版了传记和纪念文集《永远的怀念——郭峰传》《永远的怀念——郭峰纪念文集》《大风起兮〓马洪传》。
通过这些回忆录、传记与文集,我们可以对高岗的“五虎上将”有个清晰的了解。
这些老人对当年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始终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他们曾以各种形式向上级提过申诉,回忆录也是表达他们对那段被冤枉历史的不平的形式。最早出版了回忆录的赵德尊,一直盼望着老战友们能尽快说出这段历史的真情。
可惜他们不是忙,就是已经作古。张明远及张秀山的回忆录,都是由他们的子女整理出版的。2004年8月,当张秀山的子女将父亲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发表在《百年潮》后,张秀山已经90岁高龄。
远在黑龙江的赵德尊,亲笔给他们写信说:秀山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公诸(之)于世,告诉人们,所谓高饶反党集团“五虎上将”的头名领队,在组工会上讲了什么,在此做了明证。我希望秀山同志的回忆录能早日出版。
在这些老人的回忆录中,也流露着对彼此的赞赏,及对彼此所受冤枉的同情。比如张明远就在回忆录中说:“高岗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很受器重的‘秀才,如马洪,善于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才思敏捷,文笔很好,高岗的许多文稿出自他的手笔。
”他也说到张秀山:“在高岗身边还有一批很得力的高级干部。在东北局的常委中……张秀山是来自西北的一位资历很深的同志,是党中央派到东北的第一批领导干部之一,东北解放后担任组织部部长。”
马洪晚年也对张秀山的子女说过:“我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认识了秀山同志。那时,他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特委书记,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在学习讨论中,他理论联系实际,讲出很多作战和群众工作的实例,使我感到他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他非常朴素,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诚恳,办事讲原则,实事求是。秀山的这些品德和作风,使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对他很敬仰,大家都把他当老干部看,实际上他才28岁。”
当时东北局的领导班子人才济济,强而有力,大家团结一致,配合默契,共同把东北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东北解放之初,曾有人说,“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1951年,刘少奇曾对陈伯村(后也被打成高岗“五虎上将”之外的另一人)说: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
并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这五个人中,除了张秀山是陕西神木人,与高岗共事较长,其余四人中,张明远是河北玉田人,郭峰是吉林德惠人,赵德尊是辽宁辽中人,马洪是山西定襄人,基本上是“五湖四海”,都是到了东北局后才与高岗共事,并无多少历史渊源。
张秀山曾同高岗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张秀山是高岗的老熟人、老部下。他从1930年在陕北闹“兵运”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岗,后来一直到创建陕甘根据地,两个人配合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两人之间毫无忌讳,无话不谈。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大权独揽,只有张秀山的话他听得进去。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的马洪说:“在东北局谁敢跟高岗拍桌子?只有张秀山。”
郭峰曾对张秀山的子女说:秀山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很坚持原则。特别是1949年,为富农党员问题,他与高岗争论得很厉害。我是从那时开始真正认识他的。
1949年3月,高岗任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秀山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
1949年12月5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
会上,关于富农党员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是否允许农村党员当富农,即农村党员可否雇工、放高利贷等。与此相关的是土改后,农村中产生的新富农是否可以入党的问题。
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高岗和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农村须走互助合作、共同致富的道路。12月10日,高岗在总结发言中讲道,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别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要雇工,党员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
他还说,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的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仍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
第二种是张秀山和少数同志的意见,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发展,但是,应当允许新富农中党员的存在,这些人多数是靠勤劳致富发展起来的。在农村,他们对大多数农民有一种标示作用,如果把他们清退出党,对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会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观点对立,张秀山同高岗发生了争论。
张秀山说:“从土改以来的短短几年中,东北广大农民为三年解放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民的负担也很重。现在,东北农民并不是很富裕,应该鼓励他们积极生产,勤劳致富。广大农民富了,对支持政府、支援前方打仗有好处。在当前情况下,应该鼓励党员带头致富,哪怕是个别人有点剥削,如雇工等也没有大关系,土改后的一些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高岗不同意他的看法,你一句我一句,争论得很激烈。会后,有的同志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
张秀山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二十六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
会议按照高岗的意见做了决定:对共产党员和普通农民做区别对待,党员不允许雇工、放贷等剥削行为,党员要带头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对于普通农民要采取教育、引导方式,使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对于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问题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
农村工作座谈会结束后,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1950年1月,张秀山专门到北京,准备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和请示这些问题。毛泽东不在北京,他就到中组部向安子文副部长谈了这些问题,请他向中央转达。安子文也认为这些是大问题。他让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陪同张秀山专门向刘少奇做汇报。刘少奇这时还兼任中组部部长。
中央组织部很快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复函东北局。复函中指出:“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同时要告诉我们的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安子文还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转给了张秀山。
这时,中央决定派张秀山率各大区及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赴苏联考察,到北京集中。张秀山在离开沈阳前,召开了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会议,传达中央组织部给东北局的复函和刘少奇的谈话精神。他急于传达的目的,就是怕下面在处理“富农党员”问题上草率行事,造成混乱。
高岗不同意中组部给东北局的复函和刘少奇的谈话精神。
1950年3月,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张秀山因在苏联考察没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高岗点名批评张秀山传达中组部的复函是错误的,指示各省、市委仍按东北局先前的决定办。
6月,张秀山从苏联考察回来。在东北局召集有关省、市委负责同志的会上,高岗批评张秀山附和刘少奇的观点,传达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的谈话是错误的,要他在组织部部长会议上做检查。
张秀山想不通,又与高岗争论起来。张秀山说:“我工作有什么错误,批评、检讨都可以,对问题看法不一致,没有必要检查。你把与中央的不同意见拿到大会上去讲,也太草率了!”
高岗听张秀山说他“草率”,也动气了,说:“我没有你那么稳重,我看你持稳得越来越迈不动步了……”
马洪等人见争吵得厉害,就建议说:先休息一下,消消火,平静下来再开会。
会议休息时,高岗对张秀山说:刘少奇的谈话和对东北局的批复我给毛主席看了,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才在会上讲了,免得在下面造成影响。张秀山听说请示毛泽东了,想想可能是自己的认识错了,既然毛泽东也认为高岗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只有同意了。于是,东北局的领导们就“一边倒”了。
1951年九十月间,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10月14日,高岗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农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认为随着农村自发势力的发展,应将发展互助合作的指导思想,作为反对和防止农民自发倾向的主要对策,各级政府应从各方面对互助组加以扶持和优待,逐步由低级形式引向较高级形式。
高岗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赞赏。毛泽东对高岗报告的赞赏和他关于农村问题的一系列批示与指示,使张秀山再次认识到,可能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是错误的。1952年“三反”建设阶段,在东北局组织部会议上,张秀山对自己在富农党员问题上的认识,做了检查。
虽然发生争吵,高岗对张秀山的才能还是很认可。即便这次争论后,他还是对张明远说,“秀山政治上很强,在延安时毛主席很器重他”,要张明远多协助张秀山。
一次会议把五个人的命运连在一起
1953年九十月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后来被定为“五虎上将”的五个人,在不同场合碰了几次面,便成了日后“串联”“结盟”的罪证。
当时五个人的任职分别是:张秀山和张明远分别为东北局第二、第三副书记;郭峰(原辽西省委书记)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赵德尊(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东北局秘书长;马洪原为东北局副秘书长,1952年11月随高岗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任专职委员、秘书长。赵、马、郭均为东北局委员。
会议准备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领导小组预备会议,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中央组织部领导和六大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参加。第二阶段是工作会议。
高岗认为张秀山提出的都是一些大问题
9月7日晚,郭峰在去北京开会前到张秀山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张秀山因做手术卧病在床。他对郭峰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要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要求,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请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已经商量了,要提出一个方案报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先听听别的地区讲的。”
郭峰问:“会检查工作吗?”
张秀山肯定地说:“会的。”
郭峰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想了一下,说:“中组部调干部到工业晚了,对工业开始恢复有影响;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中组部的干部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用干部有不当之处。”张秀山还补充说:“高岗到北京工作了,还是东北局书记,到北京要向他请示一下。”
9月8日,东北局开会,会议由张明远主持,讨论去中组部开会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讨论了68项重点工程缺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张明远做总结,除关于干部问题外,他也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等。
此后,郭峰即赴北京开会。东北局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是在9月17日第二阶段会开始前,由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李正亭带队赴京的。
李正亭去北京前,接到郭峰的电话。郭峰让他在走前到张秀山那里,看还有什么指示。9月14日,李正亭来到张秀山的住处,将郭峰的意思说了。
张秀山说:“你们去,要多注意听听其他地方同志的发言,学习他们的好经验。中央对东北的表扬够多了,你们要少发表意见。有些问题可能会有争论,你们年轻人说话要注意。再就是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吉林省委书记身体不大好,年龄较大,请中央考虑给吉林省配备新的书记。”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前,安子文几次打电话给张秀山,征求他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张秀山在电话中对安子文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自己就不说什么了。
安子文坚持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泽东让提意见,就认真考虑了。之后,他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他个人的意见,所以这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他只是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和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凯丰看了,他们提了点意见。
大概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张秀山把写给安子文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张秀山转达说: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就没有转给安子文。
恰在这时,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矛盾非常突出。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华东局的谭震林、中南局的李先念、西南局的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东北局是张秀山去参加的。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对外未用“紧急”二字)是10月10日召开的。张秀山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张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因为接到中央这份电报,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期间,张秀山专门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向安子文谈了他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并对饶漱石说,我的意见已同安部长说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还要赶着回去布置工作,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表示同意。
张秀山在大会上发了言
10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刘少奇提到要张秀山发言时,饶漱石说:秀山已找我和安子文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
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
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坚持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
当即,饶漱石要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漱石又向郭峰说,还是他亲自去通知,并问了张秀山的电话和住址。
当晚7时,郭峰将领导小组会决定让张秀山在14日大会上发言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到这里来。郭即离去。
饶漱石来到张秀山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还是要你到会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
因为张秀山还要到毛泽东那里开会,饶漱石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区负责同志开会,进一步强调粮食和农村发展等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张秀山,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讲些什么?
张秀山就把安子文和刘少奇要他去发言的情况,和他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意见(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做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他并简要说明了这几个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张秀山问毛泽东:“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
毛泽东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做自我批评的。”
张秀山回到住处已经是深夜12点多钟,郭峰和赵德尊还在等他,想听听毛泽东有什么指示。赵德尊这时是到杭州休假,路过北京,也住在东北局驻北京的招待所,碰巧遇到了这件事。
张秀山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和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我也把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要我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你就讲吧。”
郭峰说,还是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张秀山看时间已晚,说等明天再说了。他对赵德尊说:“你到杭州见到高岗时,向他汇报一下,说我那几条意见给毛主席汇报了,主席同意我讲。因为之前高岗让王鹤寿和郭峰给我传达,他不同意我讲那几条意见。”
在赵德尊的回忆录里,他也说到这件事:“我到上海,正碰上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起到杭州休假,自然都要去看望仍兼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说的话,我也遵嘱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也因此,我就成了高岗在东北的‘五虎上将之一。”
10月14日下午开会时,张秀山见到刘少奇,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刘少奇说:“就先讲吧。”
于是,张秀山就讲了自己的意见。张秀山讲完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刘少奇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做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他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后来,在与郭峰交谈中,张秀山说,少奇同志和中组部让我们来提意见,会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没啥,讨论嘛。没想到,他的发言日后成为“有预谋配合高饶进行反党”的证据和罪行,给他后半生戴上了枷锁。
又一次会议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高岗的问题在中央高层有了结论后,中央决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东北局出席会议的是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三位副书记。
会前,周恩来同张明远谈话,问他:东北局对决议草案的那个报告是什么意思?
张明远说了东北局讨论的情况。周恩来批评道:“就你们按马列主义团结,别人都不是马列主义?”张明远对此批评毫无准备,惊愕不已。
周恩来又同张秀山谈了高岗到中央工作后的错误,张秀山大吃一惊,才知道高岗问题的严重。周恩来说:七届四中全会是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开一个增强团结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在会上都要做自我批评。周恩来建议张秀山在会上做自我批评发言。
会议按毛泽东的要求,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张秀山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座谈会分两个组,一个是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东北局的三人参加这一组。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高岗做了检讨,并对有些事情做了申辩。许多同志发言揭发批评高岗散布传播反对刘少奇、破坏党中央团结的言论和搞分裂的活动。张秀山在会上也对高岗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会议的转折点是高岗的自杀。
周恩来立即召集大家到他的办公室,让高岗的秘书向大家报告事情的经过。
之后,周恩来对与会人员说:高岗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我们还得做他的工作。
会后,周恩来对张秀山说:“秀山同志,你去做一下高岗的工作,就住到他那里,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稳住他的情绪,说服他不要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要他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要注意他的思想动向,有什么问题向我报告。”
当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先后开会,通报高岗自杀的情况。中央决定对高岗实施隔离审查,停止其一切职务。半年后,高岗还是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的情况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
高岗自杀,无疑使问题更加复杂了。
在林枫、张明远和张秀山离开北京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他们做了重要指示。周恩来说: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每个人的错误要有区别;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之后召开的东北地区高干会上先做原则交代;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性错误。
个人检讨要挖深,陷下去的要拔出来,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但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个人应多检讨。
在谈话中,周恩来批评张秀山:“秀山,主席的话你听了一半,为什么那一半你没有听(那一半是毛泽东要他发言前先找刘少奇谈一谈),说明一个人思想是否健全。”
周恩来强调:东北高干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认识其错误,要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及个人的责任,启发大家,增强团结。
周恩来又找张明远单独谈了一次。他问张明远对高岗问题怎么看。张说:“过去对高岗不了解,只有工作关系,对他有些盲目崇拜,但我不完全赞成他的观点,比如我曾对他当面表示过不同意说少奇‘一贯不稳等。”他还对周恩来说,原想向毛主席反映自己的看法,但一直没有机会。
周恩来说:“你的情况与有的人不同,他同高岗联系密切,跟着高岗跑,但是觉悟早,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活动。你虽然对高岗的问题有所觉察,但没有行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他再次说,揭发高岗的问题就像挖毒瘤,难免伤及周围的肌肤,你要正确对待。
这次谈话使张明远又一次感受到中央对他的关心和爱护。(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