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演员梁波罗近况 演员梁波罗:其实我也不愿叫“波罗”
但凡看过电影《51号兵站》,演员梁波罗的名字便很难让人忘怀。
在1961年上映的《51号兵站》里,年轻的梁波罗以全部人生经验塑造了“小老大”梁洪,其机敏、睿智、果敢的形象令观众着迷,电影上映后一票难求,梁波罗也因此红遍大江南北。
日前,在文化论坛《大家说》上,梁波罗和在场观众回忆起了往昔岁月,分享了人生中的起落沉浮。年届八旬的他风趣、幽默、健谈,俨然上海绅士的绝佳演绎。
梁波罗1938年出生在陕西西安一个书香门第,因为抗战逃难,辗转随父母迁徙到上海,自小成长于愚园路一条弄堂里。
初见梁波罗,很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给自己取一个“水果”的名字,是不是艺名?
“其实我也不愿叫这个名字。”梁波罗笑说,他小时候长得胖乎乎、圆溜溜,像个球,大家都叫他Ball,爸爸干脆说,不如叫Paul,“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好,请了河南奶妈奶我,她对我很好,但是一个文盲,念我名字总是发音不标准,就叫我波罗,我妈说就从了你吧,我们都跟你叫波罗吧。”
到了幼稚园,梁波罗就不安生了,同学开始奚落他,尤其到了中学,总要嘲笑班里来了一个水果。闹到后来,还有人问他的名字是不是和般若波罗密心经有关。
梁波罗家里两兄弟,父母其实早给他们取名梁仁、梁义,所谓仁义之士。波罗这名一直跟着他叫到1959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他想,改名的机会终于来了。
没想到,进厂第二年,他就拍了《51号兵站》,等他想起来改名,已经来不及了。
“制片主任说:啊?你想改名字?我说从小我就想改名字。他说海报印好了,片头字幕做好了,你改可以,拿得出这笔钱吗?问题是我没钱,当时我大学毕业,一个月工资48.5块,主角、配角都是靠工资生活,哪里拿得出钱?所以没有办法,我悻悻地走了出来。于是,波罗这个名字从奶名叫到学名,从学名叫到艺名,一直跟着我快80年了。”
进入演艺行业,是梁波罗从小的梦想。
因为父亲是戏迷,梅兰芳的京剧家里就没断过播放,梁波罗从小耳濡目染,喜欢上一切和戏有关的东西。戏曲在他听起来如此悦耳,虽然不懂意思,但他可以从头到尾唱下来。
有一段时间,梁波罗对戏曲都着魔了。
梁波罗还记得自己读高中时,上海的演出市场旺盛非常,摊开报纸一看,剧院里的演出多得不得了。他是学生,没什么钱,但总买后座票、无座票去看戏,高兴了看,不高兴了也看,锣鼓一敲就觉得精神百倍。
梁波罗喜欢京剧。那时候非常缺小生,票友纷纷说,你的扮相和嗓子都好,怎么不去学?梁波罗就跟家里讲,他想学戏,“我们家非常开明,尽管家道中落没什么钱,但孩子想要,父母商量了,好啊,你去学吧。”
正在读高二的梁波罗除了正常上课,一三五晚便跟着老师学京剧,二四六晚再找老师学昆曲,礼拜天了还要练把子功,就这样学了三个月,忙的焦头烂额。
“班主任发现这个孩子的功课怎么直线下降?不断地来家访,妈妈一五一十跟他讲了我学戏的事。”后来,班主任和梁波罗进行了一次长谈,建议他高中念完再去考戏剧学院。
几个月学下来,梁波罗也发现戏曲之路难以为继:一来,一对一上课学费不菲,家中经济实在拮据;二来,他的骨骼定型,已经过了可塑的年龄,“难度太大,我对自己渐渐丧失了信心。”
戏曲之路没走成,但这么多年来,梁波罗一直很感激戏曲京剧、昆曲给他的文学滋养,“现在的年轻人接受外面的东西非常敏感,反而对身边的传统文化漠视甚至挑食,其实传统文艺里有很多宝藏,只是你没有走到宝山中,不知道它的宝贵而已。你学习它、进入它,一定会有所收获。”
梁波罗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55年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班主任看他听话,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专门组织了一个后援团帮他,“考试跟现在差不多,一排专家坐在那儿审视你,做小品、弹钢琴、走步子,一会儿让你唱一会让你跳,演了一半打断你,你也没法儿准备,就是当场应变。过了初试,后援团带我看发榜,告诉我:有了!有了!我就站得远远的。复试更难了,又是后援团帮我看榜,我躲在后面都不敢看,看榜的人哭笑怒骂,乱作一团。”
考试要考三场,梁波罗连过两关,却在最后的第三试出了问题。
连着考那么久,梁波罗都糊涂了。有一天睡到自然醒,他打算写封信,告诉远在广州的父母考试情况,然而把通知书拿来一看,瞬间吓出一身冷汗,三试在当天上午八点,待他骑车赶到考场,考试已经开始半个小时了。
监考员当然不让他进门,梁波罗苦苦恳求,开始编故事,来了一段真正的“表演”,“我说妈妈病了,家里没人,我只好把她送到急诊室。因为骑自行车,这时候的我汗如雨下,考官一看我这个状况,心里有点松驰了,刚才说"不可以",现在说"不可以的",加了一个字,威力小了很多。我立刻争取说,我好不容易初试复试都取了,要没特殊情况,能放弃三试吗?他在犹豫中,我扒开他的手就进去了,总算闯过了我自设的关卡。”
结果,梁波罗同时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两份通知书都沉甸甸的,选哪一个呢?想想自己考戏剧学院经历“千难万险”,梁波罗最终选了表演。
《51号兵站》剧照
1959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梁波罗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做演员,不到一年,就接演了让他红遍大江南北的《51号兵站》。
1943年,新四军设在上海的一个地下兵站因为叛徒告密遭破坏,新四军青年干部梁洪奉命到兵站工作……《51号兵站》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运联军需物资支援苏中根据地的故事。
梁洪是影片当之无愧的主角,这样一个角色砸到自己身上,梁波罗感觉就像天上掉了馅饼,老演员纷纷向他祝贺,因为电影厂已经十年没出过新面孔了,“为什么会选我?这个角色唯一的要求我正好符合,就是年轻。”
梁洪是军人,后来又装扮成商人,这个商人还是青红帮的关门弟子,满身江湖气,然而,梁波罗是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角色和他本人有着很大差距。孙道临为此找他谈过话,说他这种情况很像自己当初演《渡江侦察记》,片场当时也是质疑声四起,孙道临这样的文人气质,能演连长吗?
“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我不可能把这个人物塑造得多么有深度,毕竟二十来岁,但我后面做了一些弥补。我觉得我军人气质不足、内在威慑力不够,就申请去部队当了三个月的步兵。”
拍摄过程中,孙道临不仅客串演出了戏份很少的政委,还帮助梁波罗调整心态听取各方面意见,指导梁波罗完成创作总结,也是在他的力主下,梁波罗当了兵,让自己的表演落了地,最终得到老厂长徐桑楚的认可。
不过回过头看,梁波罗始终认为自己的表演还有改进空间,比如,台词空洞,没有生命力,“生活真的是创作的源泉,我缺乏这方面的生活,所以我腰背挺得再直、台词再溜,但缺乏内心的依据。所以我们一直提倡演员要深入生活,你演工人就到工人中间去,你演农民就到农民中间去,最好跟他们一起生活,分不出你我,这样你才有创作的底气。”
梁波罗后来还拍了很多电影,《小足球队》《蓝色档案》《小城春秋》《子夜》……每一部都比《51号兵站》演得成熟,可观众记住的还是他的处女作,一提起他,除了梁波罗,另一个代号就是“小老大”。
《51号兵站》上映后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妈妈最有发言权,那时她在广州一个厂里工作,电影上映后,她打算请姐妹们每人一张电影票,结果一人限购四张,根本买不到票。为了让姐妹们看上电影,她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排队。我当时怀疑过,这样一出没有女角色的"和尚戏"能不能卖座,没想到一票难求。”
梁波罗后来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为了看他,老有人走着走着就摔一跤,好像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万众瞩目的新星了,“好在我比较清醒,没有昏昏然,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演得太好,那些老演员各个出彩。从大形势来讲,解放后十年中国银幕没出现新面孔,我演了《51号兵站》,祝希娟演了《红色娘子军》,尤嘉演了《枯木逢春》,1961年才出了三个新人。”
1961年的梁波罗正在事业上升期,然而没过几年,他就遇到了“文革”。
整整12年,他的生活和文艺完全脱离,做了很多不相干的工作,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几年,他被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的饲养场,每天养猪放羊。
梁波罗还记得自己每天背着一个包、戴着一个草帽放羊,小羊们吃草,他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儿看,“日子久了我就在想,那么蓝的天,那么年轻的生命,难道我就终此一生吗?心里这种不平、这种愤懑让我发出一声很大的叫声,可以说是呼啸了。
呼啸引起了头羊的注意,它回头看了我一眼,它这么一看,反倒提醒了我,这种场合我是不是可以练嗓子呢?我决定唱歌,唱什么?革命样板戏,不管是谁的唱词,只要我记得住,有几句唱几句,有一段唱一段。”
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春天什么时候会来,梁波罗决定用唱歌度过艰难时光,听众就是小羊和老羊,“我找到了方法打发日子,最高兴的是,我心底里对艺术的挚爱没有泯灭,唱到高兴时我就想,如果这些羊不是羊而是人,那该有多好?”
“后来我真的入歌坛,到了很多场合唱歌。我一路走一路唱,看到那些攒动的人头就想起放羊的时光,我那时不是唱给羊听,而是唱给人听。所以一个人还是要有一点梦想,在最艰难的时刻,你的梦想会支撑你,度过最难捱的日子。”
梁波罗感慨,一个人一生总会遇到许多事,困难、苦难甚至灾难总会不期而遇,你该如何对待?这是考验每一个人最关键的时刻。
“如果我像一开头变成万人瞩目的明星,走到哪都有别人围着,我只是看到生命当中的一面的风景,永远光鲜、明亮,可是只有经历过低谷,你才可能领略山底下的大部分风景。苦难过去留给你的是财富,会使你懂得什么是生活,这两方面的风景,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
私下里的梁波罗是个风趣幽默的人,特别乐意在生活中找乐子。吃饭时上条鱼,他会用非常美好的声音说“这鱼死得很安详”,把周围人乐得不行。
梁波罗笑说,上海话里有个词叫“寻开心”,意思是开心是要自己去寻的,“人生苦短,不如意十之八九,你愁愁苦苦是一天,快快乐乐也是一天,你不如去寻点开心。我们生活中的幽默感不够,比较沉重,我想打破这种局面,让自己开心起来,你的开心会影响到你的家人、朋友,大家一起开心,日子不是更好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