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张季鸾 张季鸾的人生观(图)
张季鸾祖籍陕西,十三岁时,进士出身的父亲张翘轩病故在山东济南任上,寒冬腊月之中,张季鸾骑驴旅行三日,赶上启棺含殓,哭拜最后的遗容。父亲身后的张家一贫如洗,其母带领张季鸾兄妹三人自山东回陕西扶柩归葬,一路辛苦一路风尘,让官宦子弟出身的张季鸾对苦难中国的底色有了一份切身体验。其后张母病逝,张氏兄弟姐妹大多夭折凋零,在陕西教育公费资助下张季鸾负笈日本,参与同盟会的革命事业,归国后参与多份革命报刊之创办。
1926年入职新记《大公报》馆之后,一直到1942年张季鸾因病去世,张季鸾成了《大公报》这份民国第一大报的灵魂,张季鸾个人的声望在抗战时期更是达到其人生的顶点。身份和地位在改变,结交的人群在变化,时局更是风云变幻,可盘旋在张季鸾心灵世界的那一份精神底色却几乎从未有过改变,很难说张季鸾是一个纯粹的传统主义者或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他似乎是一个无法被历史论述归类的人,却因此而成为一个值得后人反复细说和重访的历史人物,或许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张季鸾是一位弥漫着浓厚士大夫意识而又深具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报人。
1934年12月25日,张季鸾在《国闻周报》发表一篇《归乡记》,细述其离家三十年后重返故土的见闻与感触,其中有两段文字谈到其个人的人生观,恰恰可以与他在七年前批评的蒋介石的人生观成一对照,而从这些吉光片羽的内心独白中,也可以让我们体察到支撑张季鸾强韧的生命世界的骨架。
张季鸾说:“我的思想,是赞成维持中国的家族主义,但是要把它扩大起来。扩大对父母对子弟的感情,爱大家的父母与子弟。从报答亲恩,扩大而为报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这种思想,是很对很需要。同时,应该排斥只知自私的错误的家族主义,不要只求自家繁荣,甚至于不惜损人利己。
”张季鸾将其人生观的核心命名为“报恩主义”:“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省多少烦恼。
不过我并无理论,不是得诸注入的知识,是从孤儿的孺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教万代子孙作奴隶!”
这听上去似乎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却是支撑相当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心智结构,在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与文化意识中,个人从来不是拔地而起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生活在由恩情与回报构成的环环相扣的情感世界之中的,个体对他人的感恩与情怀可以从血缘性的关系,推己及人到拟血缘性的关系网络之中,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古训,也深刻地说明报恩与市场性的交易行为在本质上的差异,以涌泉来回报滴水之恩的不对等性,正说明中国文化对恩情的感念之心,超乎其他民族文化滋养下的个人之想象。
张季鸾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浇灌之下,从个人性的前世今生的故事与情怀,通过文人论政的报人生涯,演绎出一段报恩主义的生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