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黄慕兰 《黄慕兰自传》若干史实辨析
黄慕兰在自传中说,1931年,她“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向忠发是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他叛变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黄慕兰所言为真,那其功勋堪比钱壮飞,理当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然而“龙潭三杰”却没有她,难道是周恩来说错了吗?
按照黄慕兰的说法,向忠发被捕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她和陈志皋律师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的同学、巡捕房翻译曹炳生,曹无意中透露了向忠发被捕并招供的消息。黄获悉这一重大情报后,假作头痛,由陈志皋送回家中,然后打电话让新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到她家。她担心“晚上”事态会更严重,催促潘赶快去向党组织汇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才得以在当晚11时安全转移到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这个故事很难说是事实,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比如,书中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深秋”,明显应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确讲出向忠发“招供了”,黄慕兰还在那里猜测向忠发“很可能已叛变”;身为中央特科仅次于陈云、赵容(即康生)的新任领导,潘汉年是否总能守在电话机前,等着别人打电话,而且还能随叫随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潘汉年居然没有主动性,还要作为下级的黄慕兰“催”才去汇报……
再退一步讲,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其意义也远非那样重大。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
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周恩来是否曾就“伍豪启事”问计于黄慕兰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在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6月23日),还有“1931年12月”,她曾两次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首先,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全党风声鹤唳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