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对蒋介石评价 陈诚批评蒋介石身边缺少真实恢宏之士

2018-12-27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摘要]陈诚明言:"总司令部之经理度支,颇有秽声".<陈诚回忆录>中的蒋陈关系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陈诚始终被人们视为蒋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从<陈诚回忆录>.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和陈诚的<家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史料来看,陈蒋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亲密,而是有时也冲突得厉害.陈诚对蒋介石评价 陈诚批评蒋介石身边缺少真实恢宏之士陈诚对蒋介石的不满陈诚对蒋介石的意见,其先

[摘要]陈诚明言:“总司令部之经理度支,颇有秽声”。

《陈诚回忆录》中的蒋陈关系

无论在史书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陈诚始终被人们视为蒋介石的股肱和心腹。但从《陈诚回忆录》、陈诚的《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和陈诚的《家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的《蒋介石日记》等史料来看,陈蒋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亲密,而是有时也冲突得厉害。

陈诚对蒋介石评价 陈诚批评蒋介石身边缺少真实恢宏之士

陈诚对蒋介石的不满

陈诚对蒋介石的意见,其先是不满蒋用人讲派系、放纵左右亲近之人,以及常被阿谀逢迎的小人所包围。陈诚认为,处理国事,“最忌专任一派一系,而予人以清一色之口实,凡在亲近左右,尤不可不慎”,“彼暴戾卑鄙阿谀苟私之辈,往往足以偾事”。

陈诚对蒋介石评价 陈诚批评蒋介石身边缺少真实恢宏之士

他并且明言蒋介石身边“独少真实恢宏之士”,“总司令部之经理度支,颇有秽声”。故希望蒋介石“宜以超然眼光,严正态度,临莅一切。”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如陈诚所愿,所以直到1935年秋,陈诚中仍在说“概以蒋先生之欢喜人家□□,一般无不阳奉阴违,□某即一例也”。前两个空白□□,无疑只能是恭谨或阿谀奉承之类。

陈诚对蒋介石评价 陈诚批评蒋介石身边缺少真实恢宏之士

在读书和对待宗教等问题上,陈诚也不以蒋介石为然。1931年4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称共产主义为“共产教”,提出用耶稣教打倒“共产教”。陈诚在家书中说,蒋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们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因为“共产主义决不是共产教,而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

……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坚确”。他强调只有真正贯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获得青年的信从。

同年6月,蒋介石在江西对“剿共”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陈诚自称“稍有不同意处,盖战术固有一定原则,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陈诚说蒋介石曾特地送他“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江西全省舆图》,而且再三同我讲这两本书,对于现在剿匪的重要。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

陈诚与蒋介石在抗战上的分歧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对陈诚越来越倚重。1942年12月,蒋介石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前往云南,准备“明春能如期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陈诚鉴于同年3至8月间中国远征军的首次赴缅作战,完全成了掩护驻缅英军的撤退行动,且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

他在是年12月31日的特急电呈中,分析英美“各顾其根本”,即都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但陈诚迫于蒋命,还是在1943年3月6日与史迪威同飞昆明。

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蒋介石,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

蒋介石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倒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

”同日,蒋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蒋介石日记》1943年9月15日)这也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陈诚对蒋的政治批评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许多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事例,甚至点名道姓的批评,因此引起蒋的不满。蒋责备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诚要“切思而自反”(《函电》第77页)。

蒋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甚至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28日)。

但陈诚依然故我,同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

后来,陈诚的批评已由军事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他“现在之推、拉、拖之官僚政治,决无药可救。所谓推者,即凡须负责者,则推之于他人;拉者,凡对于个人有利者,即不要脸的拉;所谓拖者,即既推不了,则以拖延了之。……再如此下去,国家前途真不堪想矣”。

陈诚的预计几乎言必有中。从短期看,此后年余期间,正面战场败多胜少,西安、重庆一时人心惶惶。从较长的时间看,1945年中国随国际反法西斯胜利的大局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不过几年,由于“当局”不能“自动改进”,果然有“民众来革政府的命”,蒋介石和国民党很快败退台湾。

陈诚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他确实自视甚高,屡把非中央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何健、韩复榘等称为“封建势力”,与孔祥熙、宋子文也有矛盾,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倚重的特务系统屡加批评,与汤恩伯、胡宗南也存在矛盾。

因此,在派系林立的权力网络中,陈诚除了顺从和依靠凌驾于权力网络之上的蒋介石之外,几乎难有立足之地。

故陈诚在一些事情的见解上虽然与蒋介石相左,言词上也有顶撞,但绝对少不了向蒋表白,他与蒋“名虽部属,恩深骨肉”,称“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所以陈诚虽然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蒋介石,但有多少次辞职和“病休”,随后就有多少次再作冯妇,直至熬到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