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简历 李慎之逝世10周年:张扬自由大旗 清算皇权主义
事后慎之先生对我说:“院里的出版基金只能用于补贴本院科研人员撰写研究项目,不资助翻译著作,但考虑到拉美的特殊性,我支持出《剑桥拉丁美洲史》的中文版,算是个例外。我也就只批这一部书,下不为例。”据我所知,后来有人请他批准资助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非洲通史》中文版,他就没有表示支持。
慎之先生几年后还通过私人渠道为《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在海外出繁体字版,帮我们寻找合作者。1992年6月18日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请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香港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帮忙,让我直接找沈先生。
8月6日在沈先生的引荐下,我同台湾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郝名义先生在燕莎中心商洽出《剑桥拉丁美洲史》繁体字本问题。尽管此事终未办成,但慎之先生对中国拉美研究事业的关切,众目昭彰。
经过所内外30多人十来年的努力,《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除第9卷因原作者交稿延滞而尚未翻译出版外,其他各卷都已出版。《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出版的卷数眼下已领先于西班牙文版和葡萄牙文版。我匡算一下,中国社科院仅为这套书支付的出版补贴就约有50万元人民币。
尽管这套书在翻译上还存在着不少专业问题,中国拉美学者对于它的出版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他们普遍认为,这套书为中国深化拉美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北大图书馆馆长林被甸指出:“这本巨著的翻译出版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你们的眼光、勇气以及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更令人敬重。
”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已把该书列为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指定读本。饮水思源,如果没有慎之先生当年投下睿智而果断的一票,出版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计划早就胎死腹中了。
在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个分卷(即原书第4卷)即将付梓时,慎之先生还欣然为我们撰写了出版前言。他在这篇只有2400字的前言中,对地区研究的任务、意义、地位和作用,以及研究的方法、现状和今后的方向,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同时,还对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篇前言,立论精粹而高远,气势奔放而大气,朴素中饱含深刻,简约中透着灵性,是一篇十分耐读的范文。
1990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我应约来到慎之先生的办公室,把为他准备撰写中文版前言的资料当面交给他。这是我同慎之先生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他说话声音响亮,清脆有力,直来直去,一点不带官腔。他详细询问了中文版的出版计划、译校者的组成情况以及原主编者的简历。
他对我们提出的中文版采用“中腰开花”(即先出第4卷、第5卷、第3卷,再出第1卷、第2卷、第7卷、第8卷等)的办法表示赞同。他说,把1870年以后的拉美先介绍给中国读者,可以使这套书更贴近当前的需要。
他所以关心这套书,是因为他对拉美的现代化感兴趣。拉美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参照系,双方有可比性,面临的任务也是相同的。他特别谈到了“地区研究”的重要性。
他说,对拉美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还要求深入到这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领域,否则研究工作就没有深度,写出的文章显得浅薄。慎之先生还饶有兴趣地向我询问美国研究拉美以及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拉美研究的情况。
尽管是初次约我谈话,他谈兴甚浓,我在他办公室足足坐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他把贝瑟尔撰写的总序言和各卷的分序言(英文)、伯恩斯著的《简明拉丁美洲史》(中文版)以及我在《拉丁美洲研究》杂志(1990年第4期)上介绍拉美学的一篇短文留下,并答应在十几天内就会把中文版前言寄给我。
慎之先生的稿子寄回时,苏振兴所长在国外,主管刊物的徐文渊副所长找我商量,表示要将这篇稿子在《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1期上先予发表。
我自然赞成,后来用电话向慎之先生请示。在他同意后,徐文渊请编辑部主任周俊南把慎之先生的稿子抄录下来,还特地起草了一段“编后话”在刊物上同时刊登出来。慎之先生用原子笔写的原稿共6页,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橱里。
慎之先生一直关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和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的工作,多次参加这两个学术团体的研讨活动。1991年9月,他亲赴大连出席由这两个学术团体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国中世纪史研究会等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而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他从全球长远发展的视角高度评价哥伦布远航美洲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结果,“不仅导致推翻了那时的整个欧洲社会及其制度,而且将为各国人民的完全解放奠定基础。
”针对有人主张以“两个文明汇合”和“哥伦布首航或远航美洲”来替代“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提法,慎之先生的意见是:‘发现’虽然容易引起争议,但也并无不可,这“不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忌讳过这个词,而且因为这个词似乎更能说明哥伦布这一壮举的意义。
”慎之先生与会时,还不放弃参加分组活动。我至今记得,在一次由王耀媛和我担任召集人的分组会上,他足足坐了两个多小时,聚精会神地听取别人发言。
1998年10月,在北京密云召开的拉美学会年会上,慎之先生再一次作了精彩讲话,会后他还同拉美所的博士生、硕士生及其导师一起合影留念。这次会议以后,他好像就再也没有参加拉美学会的活动了。
1999年9月初,冯秀文学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助联系慎之先生,希望以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的名义邀请慎之先生出席拉美史研究会20周年大会并在会上演讲,同时还希望他为会刊题词。9月5日我拨通了慎之先生的电话,他爽快地答应出席大会并讲话,但说他从来不题词,字也写得不好。
这是慎之先生最后一次参加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的活动。可惜大会召开时我因事滞留上海,未能聆听教诲,幸好11月2日晚吴洪英通过电话向我介绍了慎之先生这次在国防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演讲的简况。
慎之先生的讲话,由张家哲学长笔录,经本人审订后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刊《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上。文章的责任编辑是该院刊的总编辑。这篇文章重申了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的一贯立场。
他认为21世纪以及以后全球化的内容包括“经济市场化、技术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实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需求,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他还进一步指出:“我看拉丁美洲可能最容易在文化上实现全球化,因为它已实行了几百年的种族与文化大融合,它的文化中已经包容了多种文化成分。”
慎之先生曾对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理事长罗荣渠教授的遽然辞世表示了极大悲痛。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学界前辈,从初识到罗先生去世仅仅接触5年,见面机会也不多,但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理性思考使他们彼此一见如故,相知恨晚。
文字交始于1991年大连会议。在慎之先生的印象中,罗先生“立论正大,思路缜密”。对于罗先生对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驳斥,慎之先生尤为赞赏。他认为“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经过罗先生的一一批驳,“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
慎之先生对罗先生文章的评价是“通天彻地,考古论今”,“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出来的”。他在《痛失良史悼荣渠》(为罗荣渠:《美洲史论》一书而写的序言)中写道:“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博学通识的慎之先生平时对拉美研究有着广泛的兴趣。1992年9月17日他打来电话,让我找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王韬于1892年写的《哥伦布传赞》,送他一阅。很显然,王韬这篇专为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的文章对他考虑、思索即将来临的500周年会产生某种历史的共鸣与联想。
第2天晚上他又来电话,让我隔天用电话回答一下有关帕洛斯的方位(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港口,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由此远航)和巴塞罗那与美洲殖民地贸易关系问题。
慎之先生还经常披览《拉丁美洲研究》杂志,有的文章他还剪下来收藏。有一次我去他家把新出版的《剑桥拉丁美洲史》第6卷下册交给他。他对我说,他把中共中央联络部么素珍写的题为《关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0年浅析》的文章(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1期)剪了下来。
他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布热津斯基首次访问中国时就当面向他提起过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问题。后来慎之先生在一次电话中同我谈到要把1999年印尼苏哈托的专业集团党的下台、2000年台湾国民党的下台和同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作综合研究。
他说,这3个老牌集权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失败,能和平交权,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次突出的事件,很值得研究。
他还问我看到过什么好文章吗?我答道:分开论述的文章倒有不少,综合起来分析的文章尚未看到。后来我把徐世澄的文章《墨西哥“民主过渡”缘何平稳》(载《改革内参》2001年第14期)、吴洪英的文章《墨西哥变天了》(载《南方周末》2000年7月7日)和魏红霞的文章《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的变革》(载《世界知识》2000年第17期)以及我写的两篇有关墨西哥政治权力结构变化的文章(载《世界形势研究》周刊1997年第29期和新华社《参考资料》1997年7月2日)分别寄他参阅。
2001年3月22日,慎之先生打来电话,向我询问了有关委内瑞拉查韦斯的情况,还说道:“我认为对老皮(指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也要一分为二,他是拉美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带头人。
至于政治迫害,搞权威主义的总是离不开政治迫害的。只是老皮太厉害些,而李光耀就比他高明一些。老皮后来不是也自己交权了,军政权搞文人化,向文官政治迈进。
”他又说:“一个社会,即使是民主社会,有点负面的、黑暗的东西也在所难免。”慎之先生有时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拉丁美洲研究》杂志上有关文章的论点作为佐证。例如他在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全球化和全球价值》中,就采用了拉美所江时学在1997年第4期《拉丁美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说法。
慎之先生在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期间还不时地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题目供拉美所研究人员思索。墨西哥政治模式,是他十分关心的课题。
曾昭耀研究员的《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慎之先生当初提出来的课题之一。曾昭耀以此为题申报了198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他带着这个课题去墨西哥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学术访问和实地考察。曾昭耀学长的这部著作是中国研究拉美政治和墨西哥现代化问题的基础读物和优秀作品。
慎之先生如此关注拉美研究,同他过去了解和掌握拉美方面的知识有密切关系。2002年7月28日下午我应约去他的新寓所。这是我头一次去其在华威西里的宿舍。客厅敞亮,书橱旁堆放着成捆的书籍。我刚进门,他就说:从永安南里搬过来后发现了一部拉美史的译稿,放在家里已属多余,“送给你留一个纪念,你随便处理,反正我不想保存了。
”这是他在新华社外训班时留下的一部译稿,他说那时他很空,读书时间很多。他还参加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翻译,因为不打算“吃翻译饭”,后来由董乐山署名出版。
此书成了文革结束后的畅销书。文革前他还读了赫伯特·赫林的《拉丁美洲史》,并把前面的9章翻成了中文,直至文革爆发时才搁笔。他说:“我对拉美的了解,全靠着这本书。
”我进门之前他早已把书稿捆上,在一张“中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书笺上写有“拉丁美洲史译稿,约20万字,全书在百万字左右”字样。赫林的这部书最初写于1954年,共印4次,慎之先生读的可能是1961年修订版,是美国当时流行的一部拉美史基础读物。
全书845页,慎之先生译至第192页。原书共分11部分,前3个部分为综合,后8个部分为国别。慎之先生译出的占综合部分的2/3以上。原来慎之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下苦功夫了解拉美,他的学术生涯中潜藏着“拉美情结”,这是人们过去所不清楚的。
慎之先生的学术成就集中起来说,一是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观念方面的远见卓识,二是对传统文化与皇权主义的无情批判。从时间上说,慎之先生是在1991年和1992年中国拉美学会和中国拉美史研究会上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以后,开始潜心探索,思深忧远,在上述两大领域内发表了一系列宏篇佳作,引起世人的瞩目。
他是以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500周年为切入点而提出全球化概念的。他是中国从学理上提出全球化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运动,但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也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才开始自觉的全球化;从1492年开始的500年里,充满了战争、杀戮、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邪恶因素;从1992年开始的500年里,战争和冲突已不再是主流,主流应该是和平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经济市场化、技术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
他进而指出:“只有经济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慎之先生还认为:“要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价值标准,即使再过500年也不算长。”在第一个500年结束,第二个500年开始的关键时刻,慎之先生以智者的先觉,勇者的气势向国人提出这些重大问题,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以历史的长周期为视角,他对前一个500年进行了全面而无情的批判,见地独辟,气势雄浑;对后一个500年则提出清醒而隐忧的预感,胸襟宏大,思想深邃。
慎之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对传统文化和皇权主义的清算,还是在全球化与全球价值观念方面的观点,都充溢着锐气和浩气。“笔落惊风雨,文章泣鬼神”。他留下的几十篇文章,是当代中国人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
借用他1996年在痛悼罗荣渠先生时的一句自问,可以作为晚辈们对慎之先生本人的敬慕之情:“全球化是祸是福,正在引起全人类的注意,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我特别痛感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的稀少与可贵。”
慎之先生远行,使我痛失了一位超越自我、风骨卓然的师长。要说的话太多,现在谨记以上几个片断,以示敬仰!
伟哉慎之,披肝之言炳人寰,揄扬德先生、赛先生,凛凛正气,垂范海宇;
远矣斯文,诛心之论振千古,操觚公民课、开放篇,悠悠青天,启迪兆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