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垂长为什么是台湾人 孔垂长:儒学的本质与精神没有时代局限

中评社香港10月22日电/两岸现在都高度尊崇孔子,儒家的伦理观念也深植在两岸民众的生活之中。东亚经济耀眼于全球,文化特质的贡献当然不可忽视,很多人都在积极思考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现代经济的影响与贡献。日前,孔子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会长孔垂长先生日前在台北,与中评社记者做了深入对话。

《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以《孔垂长:儒学的本质与精神没有时代局限》为题发表了他的观点辑录。内容如下:

儒家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相容

一,关于儒学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儒学呈现复兴之势的根本原因,以及入学引发全世界关注的社会基础:

台湾一直秉承着儒家传统文化,而现在中国大陆和世界上很多区域都开始兴起了对儒学思想的重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我的观察,儒学的复兴和全球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过去台湾、日本和韩国的经济起飞,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儒家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相容,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更使得人们重新反思儒家思想在当代的意义。

毫无疑问,儒家思想是支撑大陆经济发展的精神力量,虽然它曾被忽视、甚至受到批判,但它依然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指导原则。因为儒家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所以它在大陆的复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二,很多学者为发掘儒学的现代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也陆续出现了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关于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主要意义:

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文化自身的内在生命力。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孔子的仁、爱和忠恕之道,以及儒家仁、义、理、智,信的五常德等等,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此外,儒家对于家庭伦理的重视,以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不仅适用与当代,以后的世世代代也依然需要。因此,现在世界上出现的问题,都可以用儒家文化来消弭和化解。

孔子的思想与理念在近代受到某些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儒学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问题;儒学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大错特错的。儒学的本质与精神是古今通用的学说,没有时代的局限。

以“和而不同”的观念来说,儒家文化是对春秋以前“和”与“同”概念的继承,孔子进一步提出“和而不同”,即抱持着不同的观点,但仍能够互相尊重,这是非常先进的民主思想。西方有学者称“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它不仅可作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间的协调,也可作用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协调。

两种危机相互交织构成了对当代文明的最大挑战

三,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受儒学影响深远,人们甚至对儒家存有宗教性的“儒教”崇拜。关于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儒学对当代民众的生活,依旧具有的现实意义,以及如何以儒学的精华破除当今的迷失:

很多人用“儒教”来称呼儒家,我们对此给予尊重,但我个人不太习惯这样的称法,因为儒家的教化是一种精神的修持,儒家思想是一种学问与文化。传统的祭孔,我们是祭牌位,而不是祭孔子像。(两者的基本区别是什么?)祭孔子像有把他神话的感觉,而祭牌位则是出于对祖先与古代文化的尊敬。

我认为现代文明的危机有两方面:第一是人性的变质;第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性的变质使人不再成其为“人”,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则危及到文明的基础。这两种危机相互交织就构成了对当代文明的最大挑战,如果不解决,当代文明很难有前景。

儒家则对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首先,儒家看重人性良善的本质,其修养的要旨在于唤醒人性中“善”的种子,使其成长与壮大,从而有效约束人性中“恶”的因素。因此,我们强调反观内求,以“存善”养性,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现代人只顾向外追求,逐外物而不返,与原有的良善本性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儒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自然并非简单的客观对象,更不是让人肆意征服的外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声气相通、息息相关并且休戚与共的。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正是人类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关系的觉醒。而现代人在追求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大自然的反扑,包括极端的气候、生态的浩劫等危机都随之而来。如果再不觉醒并积极采取有效作为,灾难仍会不断地发生。

儒家思想既利他也利己无碍市场经济发展

四,世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很多当代企业家也喜欢将自己归为“儒商”,并力图在企业管理中加入儒家思想的元素。但是儒学本质上提倡的是利他,而不是利己,甚至是排斥利益的,比如孟子说“何必曰利”。关于在利他的儒学,与逐利的企业之间,这种根本性的冲突如何调和,以及企业家应该如何应用儒学中的仁义思想:

我认为儒家思想既有“利他”,也有“利己”,是一种双赢。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儒家反对追求物质利益的理念阻碍了市场经济发展,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孔子曾明确提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因此“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才是儒家对义利观的诠释。孟子说的“何必曰利”是儒家对于古代君王与士大夫修身的要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修养标准,并不代表儒家对义利关系的一般看法,更不是对普通大众的要求。

按照儒家的义利之辩,“义”与“利”不是矛盾,而是统一的。企业如果想谋取更多的利益,唯一途径是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时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正是我们台湾推崇的“社会企业”,也是大陆现在强调的“儒商精神”。

“社会企业”与“儒商”,都是以儒家道德作为经营指南,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企业员工与广大消费者的权益。举几个例子,台湾润泰集团的董事长尹衍梁先生与大陆汇源集团的朱新礼董事长,他们都是非常重视员工福利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因此,我们的“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将在十月下旬举办的“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活动中,会邀请朱新礼董事长以“儒家思想与职场伦理”为题做专题演讲。

两岸儒学的研究与实践应该彼此学习互相借鉴

五,两岸儒学领域的交流近年日益兴盛,吸引了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两岸儒学研究的共同点与差异点,以及应该如何相互借鉴: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共有的精神依归,也是两岸在交流上的最大公约数。台湾对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长久以来,台湾重视道德和传统的文化教育,台湾有一套《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教材》的教科书,它被列为国高中的必修课程,所以台湾人从小被要求熟读《论语》、《孟子》等经典,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经典的句子,台湾的小朋友都能朗朗上口地朗诵。

但更重要的是,台湾民众已将儒家文化的精髓内化为平时生活行为的准则,我们重视孝道并敬长尊贤。举一个例子,在台湾坐“捷运”,没有人会抢座,如果看到老弱妇孺,无论是学生还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会主动让位。

在大陆方面,因为文革的冲击,儒家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断层,所幸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陆儒学复兴展现出良好的契机,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比如说现在蓬勃发展的读经运动、书院的复兴以及在世界广设的孔子学院,都是明显的例证。

去年,我曾应邀在山东省图书馆举办的“大众讲坛”做演讲,那一天真可谓座无虚席,很多听众甚至是赶了几小时的路来听儒学讲座,这让我充分感受到了大陆民众的热情;而且不光是我,很多台湾学者也应邀参加“大众讲坛”,他们同样感到惊讶与欣慰。因为来听讲座的人多到演讲厅不够坐,还需要增开新的会议室,让那些在主演讲厅没有座位的人,可以在旁边的会议厅观看视频同步直播。

因此,两岸儒学的研究与实践应该彼此学习、互相借鉴并取长补短,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以及两岸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关于两岸儒家文化方面的交流计划:

在接下“奉祀官”这个职位后,我深感任重道远。我们在2011年5月成立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主要结合了台湾的专家以及民间的有识之士,积极弘扬儒学,期望儒学成为21世纪的全球显学。在中国大陆,我们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一流的高等学术单位进行过学术交流,成果丰硕,像汤一介老师、杜维明老师、牟钟鉴老师以及钱逊老师,我们都有过交流。

为了十月份举办“孔德成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暨“儒学的理论与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还专程去北京拜访了许嘉璐先生、汤一介先生等学术前辈,他们都给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

学术交流是我们孔子协会今后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更多的活动与议题在社会大众中推广儒学思想,无论是学术机构,抑或是热心儒学的个人,我们都希望同他们积极展开合作,并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将儒学的功效性推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