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3攻略 金庸曾想当外交官 被拒理由:不是党员

核心提示:后来乔冠华非常遗憾地告诉金庸,其一、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必须受训写出深刻的自传交代;其二、他不是共产党员,必须先到人民大学学习或到其他单位工作,入党之后才能进外交部工作。金庸深知,入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考验个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光不等人啊。他思虑再三,叹息客观情况如此不适合,只得放弃当外交官的念头,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重返香港《大公报》。

金庸,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系“镛”字一分为二。作为武侠小说家,金庸早已为人熟知。他总共写了14部36册武侠小说,他曾将自己的14部作品首字连成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正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宗师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他与鲁迅、老舍、曹禺一样,已经走进了中国文学史。

而作为社会活动家,金庸却并不那么广为人知。金庸行走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对自如。他受到的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几次接见,还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并获英国女皇授予OBE勋衔。

全球十余所著名学府授予他名誉博士与名誉教授,天上亦有一颗行星被命名为“金庸星”。他的生活,恰似他书中描写的“桃花岛”一样多姿多彩……

理想是当个外交官

金庸是江南人,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一个大地主家庭。儿时的金庸在家乡读完小学,在杭州读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战乱中,17岁的金庸首次离乡背井,“闯荡江湖”。

1944年,金庸考入“陪都”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国际法专业。重庆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意志,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形成了他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后来,因对横行校园的国民党不满得罪了校方,被勒令退学。

抗战胜利后,金庸返回家乡,随后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几个月后,他又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于时未久,国共两党矛盾白热化,全面内战爆发。刚刚从日寇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次饱受战争之苦。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不可收拾,而共产党的大军正节节向南挺进。

1948年,金庸从东吴大学法学院草草毕业。时局混乱,民心动荡,金庸为前途忧虑,当律师不可能,找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恰在此时,上海《大公报》要招聘两名国际电讯翻译。报名人数逾3000,反复考试筛选后,金庸幸运考上。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无比的热情建设新中国,一种空前的稳定与美好的希望,感染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也包括众多的海外华人。香港的一些爱国青年纷纷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金庸也不例外。金庸爱憎分明,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反对国民党,向往共产党,认同祖国大陆。

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就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驻外交使节已成当务之急,但外交人才奇缺。直到1950年七八月间,新中国首批7位大使才陆续抵达驻在国。公使、参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位置还有很多是空缺的,急需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

金庸很想当一名外交官,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智慧,并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一、金庸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有亲戚关系,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蒋百里的女儿,金庸的表姐;二、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与乔冠华有情谊较深的私交,解放初,乔冠华担任政务院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秘书;三、金庸的朋友梅汝璈在外交部任职,系国际法权威,很得周恩来赏识。

金庸发表过一些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很受梅汝璈的赏识,梅邀请金庸出任助手。

金庸不顾新婚妻子的再三挽留,雄赳赳气昂昂地赶赴北京。一到北京,他就踌躇满志地跨进新华门外交部。乔冠华对金庸说,新中国需要一批像他这样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金庸听了,异常兴奋和激动。因乔冠华的关系,金庸见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的几个月里,金庸的心情真是愉快极了。

不幸的是,后来乔冠华非常遗憾地告诉金庸,其一、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必须受训写出深刻的自传交代;其二、他不是共产党员,必须先到人民大学学习或到其他单位工作,入党之后才能进外交部工作。金庸深知,入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考验个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时光不等人啊。他思虑再三,叹息客观情况如此不适合,只得放弃当外交官的念头,黯然神伤地离开北京,重返香港《大公报》。

立业香江乐太平

1957年,金庸辞去《大公报》工作。两年后,金庸凭8万港币创立了《明报》。从此,金庸开始了与《大公报》的几十年恩怨情仇。

《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在于它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还有就是每天刊登的署名“查良镛”的社论。他的社论独树一帜,在读者尤其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人们都习惯看看《明报》查良镛的社论怎么说。每天一篇社论,几十年坚持不懈,而且保持较高品位,天下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许多大陆人涌到香港,成为热门话题。金庸在社评中大做文章,对此事发表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之后,《明报》扩版至两大张。

1963年,我国正加紧研制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明报》与《大公报》展开了大论战。一方认为中国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应尽快将两弹研制成功;另一方则认为强国在于富民,人民穷得连饭都吃不饱,目前不该去发展核武器。越争论,《明报》越出名。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明报》销路更是一路飙升。

基于大陆“文革”“左”的势力对文化的疯狂摧残,1966年,金庸又创办了杂志《明报月刊》,旨在海外保留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地盘。他的目标是非牟利的,亏本也在所不惜。因此,月刊被经营成高级学术期刊,在香港没有第二家。

1967年,“文革”极“左”思潮蔓延至香江,引起了斗争狂潮。“左派”视金庸为需“斗垮斗臭斗彻底”的“反动派”,并扬言要“消灭”他。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左派”曾送上土制炸弹,煽动《明报》内部员工“起义”,甚至袭击报社。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冲击下,《明报》的销量却从“文革”前的5万份急增至8万份。1968年,他又创办了《明报周刊》,后来该刊成为了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

金庸一生,与“明”字有着无法舍弃的情缘。在他看来,明,就是“明理”,也象征着光明。在《倚天屠龙记》中,他还写了“明教”这么一个组织。他一手创办的明报机构一天天壮大,除《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还有了《明报晚报》和“明河出版社”。1987年,又成立了“翠明假期”,经营美加、澳洲及欧洲的高级旅游业务。

经过30余年的不断发展,明报企业集团已扩展成兼营出版、旅游、印刷以至地产的多元化企业。《明报》销量一度突破25万份,《明报周刊》则达到30万份。《资本》杂志编辑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64位。可以说,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除了传说中的陶朱公外,能够同时成为大儒和富翁的,真是绝无仅有。

1991年12月11日,金庸将《明报》转给香港智才集团,仅保留了25%的股权,之后分批出售。1994年1月1日,金庸完全退隐。70岁的金庸辞去公职并将辛苦创业的《明报》卖掉,其真实心愿是一心一意“从政”。

1995年12月,我国政府宣布金庸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金庸对有关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务全身心投入,做了积极的工作。

受到邓公专门接见

“文革”开始后,金庸创办的《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专版,每天都刊登有关祖国的消息。在香港人眼中,大陆非常神秘,外界很难了解。“北望神州”正好满足了香港市民的心理需求。

金庸的政论文大多是对大陆政局的评述,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对“文革”运动的抨击是非常尖锐的。同时,他又很看重邓小平的作为,并多有赞誉,特别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金庸仍不改初衷,支持邓小平、称赞邓小平,断言邓小平还会像“初升的太阳一样'东山再起’”。

金庸对邓小平的认定,成为难能可贵的海外孤音,也给落难中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定的安慰。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觉得金庸是一个值得一见的人。

1981年7月18日上午,金庸应邀来到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专门接见。此为金庸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也是香港新闻界在新时期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人。金庸当时的社会身份是香港《明报》社长。

当时天气很热,邓小平穿着夏威夷衫,金庸则穿着笔挺的西装。邓小平笑着让他脱下西服:“天太热了……咱们不用拘礼。”邓小平坐下后,点燃香烟,简单说了几句题外话后便切入正题,说起半个月前结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

邓小平还说:六中全会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段时间才召开,这是因为《决议》没有写好。

在写《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人参加。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做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一心一意地搞四化。

金庸知道,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项工作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金庸高兴地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国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

这个决议很好。金庸对《决议》的看法非常准确,令邓小平非常高兴。邓小平将这些大事透露给他,目的是想让港、澳、台及海外同胞对《决议》的背景知道得更详细,有助于团结并激发广大海外同胞建设祖国的热情。

金庸认真地听着,邓小平进一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谈到台湾问题,两岸统一问题,金庸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两岸执政党,我一向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之道。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他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关键,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交谈海阔天空,金庸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小平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邓小平问金庸:“查先生,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去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觉得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相同,所以他说:“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

”邓小平说:“对对对,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邓小平当时虽然没有具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话语中已经透露出这层意思。

邓小平还对金庸说:“你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您不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我们的世界观不同嘛。但大家爱国,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有共同语言。”邓小平还告诉金庸:“你的小说我很喜欢看。”金庸觉得这是小平同志“随便说说”。回到香港后,金庸送给邓小平一整套精装《金庸作品全集》。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气氛活跃,邓小平抽烟一支接着一支。金庸一支烟抽完后,邓小平又递给他一支,并为他点火。金庸笑了:“您给我点火,不敢当!平时我烟抽得很少。我不抽了。”邓小平说,不要拘束,这样谈话就是朋友……

风雨同舟当协力

金庸是优秀的小说家、企业家,亦是极具理性精神的政治活动家。自上世纪70年代末始,金庸便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应邀加入香港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与首任廉政专员姬达接触频繁。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推荐金庸,就中国问题提供意见。

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途经香港时,麦理浩总督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港督麦理浩和撒切尔夫人的顾问、翻译及随员都没有参加此次会晤。1981年,英国女皇特别授予他OBE勋衔。

金庸思路明晰,在对政局预测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拥有一大批“金迷”。这源于他办《明报》时每天必须写作的政论。他的政论文笔法犀利,透露出敏锐的政治眼光,因此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人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前5个月的1981年2月20日,金庸就对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章《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提出了三点主张: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现状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事实上,这三点都一一得到了应验。

邓小平会见金庸时,香港问题还没有公开提出来,但邓小平在交谈中明确告诉金庸,回到香港告诉你的朋友,对他们说不要担心,生活不会有大改变。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讲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1981年12月26日,金庸在《明报》社论中指出,中国政府将会在1997年之前的15年宣布对香港行使主权,并宣布香港的现状维持不变。事实确是如此。金庸的政治预测源自于他的天赋,更来自于对现实的把握能力。

步入晚年后,金庸的政治生涯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成立了起草基本法的五个专题小组。金庸作为香港方代表,与我国法学家萧蔚云共同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专题小组(三组)负责人,还同时担任经济专题小组(四组)的成员。作为中国政府任命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重要成员,金庸受到了邓小平的四次集体接见。

1988年,金庸和查济民联名提出的“香港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亦称“双查方案”),以及他的关于今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论文,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为后来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试图以“政改”把香港搞乱,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制造混乱。金庸马上笔战彭定康,以《功能选举的突变》等一系列政论文章予以回击——

“……因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建议而引起的剧烈争议,香港人忧心不安。彭定康先生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香港社会上的辩论争执,在五年前的1988年,事实上曾经大同小异的出现过。其时香港有一群人要求九七年后加快发展民主的速度,要求立法局议员全部由直选产生,反对功能团体的选举,反对循序渐进的发展民主,此后引致游行烧报纸,烧基本法草案……但基本法既已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当时伦敦和香港当局都公开表示满意与接受,一切争议都已由法律条文正式解决了。

为什么忽然又要将已经解决了的争议用另一种方式再提出来呢?全世界都注视着香港,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决不能在政治制度上立即急速大改,以致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准降低。”

“民主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经济可确保繁荣兴旺。全面直选的到来迟得十年,决不至于拖垮经济。香港数年内还经受不起南韩那样的街头流血,台湾那样的立法会议内的殴打武斗。”

金庸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港英当局的所谓“直接选举”,实际上是希望在1997年之后为“港人治港”留下一个混乱局面,从而破坏中方顺利恢复行使主权。

与江泽民亲切交谈

1993年3月,金庸访问大陆。19日下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金庸。江泽民亲自在厅门口迎接,金庸步入会客厅。厅内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港澳办主任鲁平,新闻办主任曾建徽,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

江泽民说:“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相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金庸谦逊地说:“这次来北京,人大、政协正在开会,各位都很忙碌,前来打扰,很过意不去。”

江泽民说:“查先生来,我们总是欢迎的,很有兴趣和你谈谈,交换意见。人大、政协的会开得很好,很顺利。你是1924年生的,还是江浙口音,乡音未改哪,鬓毛也未衰。你比我大两岁。”他转身问丁关根,丁是1929年生,江苏无锡人,鲁平是上海人,周南是山东人,都比江泽民小一岁,曾建徽小两岁。

江泽民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情感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

江泽民边说边指着茶几上的香港《明报月刊》一月号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

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他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着的几页英文复印件,有几行字下边还用笔划了红线。

接着,江泽民向金庸问起了一般香港人对于中英争议的看法。此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们一直谈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国的政治局势。

金庸眼中的江泽民,没有太激烈的主张和言辞,但对原则和外交立场十分坚持,表示没有退让半步的可能。他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决不会对外国人的无理压力弯腰……任何外交上的磋商谈判,双方当然可能各自作出合理的让步,以换取对方的让步,由此达成协议。

但协议既然成立,就决不允许食言反悔,言而无信。就算是面对有组织的西方国家强大压力,我们也决不会屈服。中国自解放以来,从来没有不遵守国际条约、协议的记录。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必定严格遵守,基本法的规定要切实执行,和外国达成的谅解和协议必须照办。”

江泽民还对金庸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滕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怀诗词是恬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是'死去原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我是学电机工程的,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我不搞文艺,但喜爱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江泽民和金庸谈了一些中外文艺作品。江泽民说,最近借了一部俄国电影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小说《复活》拍摄的,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可说是俄国的《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对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狄蒙》,江泽民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金庸认为,江泽民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贵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金庸回港后,写了一篇《北国初春有所思》长文,记述了此次访问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政治立场。《北》文具有相当说服力,比之那些哗众取宠的口号式理论,金庸的主张显得朴实,切乎于民生,这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明天香港会更好

香港回归前的十多年里,金庸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政论文章,主题均围绕香港回归来展开,对“一国两制”是积极的宣传,为香港的平稳过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金庸的政论也常常受到争议,但他有“力排众议”,“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持己见的精神,绝不向所谓的“多数”或“权贵”屈服。比如,香港一些所谓的民主派毫不了解国内情况,以僵化的眼光看待祖国,横加指责金庸支持改革是“见风使舵”。

面对责难,金庸辩解说:我办报的主张有八个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前者是说各种意见可以发表,应该尊重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无欲则刚”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而是说不可以有不正当的欲望,利用报纸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说,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如果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就垮台了,绝对不会发展到现在。它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相信它只会使国家安定,中国富强……我们当然支持它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身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探索以求自新。金庸完全支持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务实,至于别人的诸种议论与责难,又何足道哉。其著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是金庸与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谈话录。书中,金庸用了整整3个章节专门讲述香港,并称赞“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伟大构思,反映了中国人的智慧。

1996年下半年,在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问题上,金庸对董建华十分推崇。金庸和董建华是好朋友,认识很久了。金庸认为董建华很稳重,有才能,应付困难是他的长处。他不喜欢张场,不宣传个人。可见,金庸在政治思维上的高度成熟。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金庸老人对香港今天的政制发展尽入眼中。他说:“'一国两制’强调的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如今香港与内地依旧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香港的生活方式、经济都没有改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一国两制’完整无缺。”

金老先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河水井水’说,并不是指中央不能管、或者管不到香港,而是中央不以内地的方式强加于香港,但是,香港直属于中央管辖是不能置疑的。”

面对香港没有民主自由的说法,金庸回击道:香港回归前,港督由英国派来,立法局的议员全部由港督委任,港督还可以解散立法局遣散议员。而如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香港人协商选举产生,立法会选举,30名议员由直选产生,30名议员从各个功能界别选择,这比过去进步很多。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给香港很多优待。此外,香港还不用向中央政府交赋税。

金庸1948年到香港,到如今已过去50余年,他对香港人明天会更好充满着信心。他感慨的说:“我相信,明天香港会更好!”

大侠“闯荡江湖”数十年,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宽容,是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几年前,作家王朔锋枪直指大侠,在报上把金庸损得一无是处。可大侠始终温文尔雅,反而处处说王朔的好话。对于社会公益、文化事业,金庸出手更是大方。

有一次,他将一张100万港币的支票捐赠给香港大学,校长接过支票开了句玩笑,说:“查先生,您忙得写漏了个'零’吧。”他二话没说,立即又送去900万。家乡浙江,金庸各种各样的捐赠,至少不低于2000万人民币,包括设立两种奖学基金,建造图书馆等。先生对佛学研究精深,认为人应该多做善事。

金大师乐观、豁达,50岁前曾书对联一幅,极为有趣:“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心态之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