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回忆录 铁面无私黄克诚
黄克诚大将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艰辛、屡遭坎坷,被称为“九起九落”。但不论是身处逆境,还是在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他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忘初心,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在年迈体弱、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为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建章立制 严格法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研究一批老同志工作安排时,有人考虑到黄克诚的身体状况,曾建议他到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担任领导职务。但中央更看重黄克诚清正廉洁、铁面无私、无限忠诚的可贵政治品格,认为他到中纪委任职比较适宜。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次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在历经磨难20年之后,黄克诚又重返中国政治舞台,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
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请示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
1979年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一次全委会讲话时说:“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要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
黄克诚要求,纪检干部不仅政治上、思想上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要有革命勇气,“敢于斗争,刚正不阿。凡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逢迎的人,不能做纪检工作”。纪检干部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同“大老虎”作斗争。由此可见,早在40年前,黄克诚就提出了要敢于打“大老虎”的口号。
为加强纪检工作,黄克诚提出了建章立制,严肃党纪党规、严格规范党内工作、生活规矩的建议,这个建议完全符合党中央的精神。不久,中央给中纪委下达了起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任务。《准则》草稿提交中纪委全会讨论后,广泛征求了全国各级党组织的意见,并征询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意见,文件修改达七稿之多。
为了早日定稿,中纪委常委会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体讨论,逐字逐句地斟酌、修改。黄克诚不顾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坚持参加讨论修改,直到最后定稿,上报中央。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通过,颁发全党施行。
为解决党内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贪污腐败、搞特殊化等严重问题,1979年,中纪委决定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黄克诚参与了该规定的起草组织工作。起草小组认真征求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完成了《规定》的起草、定稿。
《规定》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了十项规定,每一项都严格、具体、规范、明确,便于贯彻执行。例如: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除外事活动外不得在公共娱乐场所为高级干部设特座”;“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等等。
《规定》公布后,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反对特殊化,净化社会风气,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近40年过去了,这个《规定》中的许多条款至今仍在沿用。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陈云(右二)、黄克诚(右一)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即使是老部下也不能特殊
黄克诚光明磊落、铁面无私、违纪必纠、严肃追责、敢于动真格的。1980年,他连续抓了几件很有影响的大事:
这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了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同时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这顿饭共花去接待费400元。
事后不久,有人将此事举报到中纪委。黄克诚听说后非常恼火,说:“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必须认真查处!”
秘书在旁边小心地提醒他,现在公款吃喝现象比较普遍,类似的事情较为常见,再说杨勇、张震都是你的老部下。
黄克诚听后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十分坚决:“一顿饭吃掉400元,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多少钱?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他们辛辛苦苦生产创造出来的。一定要查!是我的老部下就更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掏钱!其它公款吃喝的,发现一个也要查处一个。”
杨勇、张震和黄克诚都是当年浴血奋战、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在那枪林弹雨的抗日烽火中,黄克诚挥师挺进华中,曾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当时,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他们在一个领导班子里共事,在一个饭锅里搅马勺,生死与共、并肩作战,感情甚笃。
刚开始,杨勇认为,迎来送往,按惯例招待一下是人之常情。纪委追查有点小题大做。不少人也前来为之说情,张震等参与饭局的人也请求共同承担责任,饭钱大家分担,低调处理一下就算了。
但是,黄克诚坚持原则,就是不肯让步。他思考得更加深远:党的高级干部,是端正党风的关键。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能带动全党作风的好转。于是,他亲自给杨勇打电话:“杨勇,你官当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一听老领导亲自发话,知道问题大了。他放下电话,立即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公款吃饭的事我错了,我做检讨了。你也不用查了,我出的主意我付钱。”
“杨勇啊,请几位老战友、老同事吃顿饭说起来事情不算大,但中央有规定,发了文件,领导就要带头执行。这不是400元钱的小事,是党的高级干部工作、生活作风的大事!高级干部不带头执行,刚制定的《规定》不就成了放空炮?党风何时才能好转?在端正党风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否则怎么能服众呢?”黄克诚语重心长地说。
杨勇听了黄克诚的一席话,深为震撼,他完全理解老领导的良苦用心。他心悦诚服,从自己工资里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作出深刻检查,还主动在总参发了通报。
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后来回忆说,我刚到总参工作就听说了这件事,黄克诚从严执纪、铁面无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在总参工作期间从未动用公款请过客。
同年10月,商业部部长等人到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客饭,少付饭钱。该饭庄有位厨师给中纪委写信举报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发了报道。事件公开后,王磊主动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的饭钱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此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震动。事后,有一位中央领导对这样处理不太满意。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很不客气地批评说:“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加强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1980年初,“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酿成钻探船翻沉、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事件发生后,石油部很长时间没有向上级报告。事发八个月后,死者家属们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知道后说:“这件事一定要管!这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党委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拖着不报?一定要查!”
中纪委查明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通报批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除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对这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要不要给处分?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黄克诚始终坚持要给处分,他诚恳地表示,世恩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开发大庆油田,乃至中国的石油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但功是功,过是过,赏罚要分明。否则,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政治局最后表决通过,给予康世恩记大过处分。
此决定公布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党中央抓党风是动真格的。后来,康世恩在去世前,希望撤销对他的处分,中纪委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1981年,黄克诚和夫人唐棣华在玉泉山。
从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起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廉洁自律,模范遵章守纪,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这是有口皆碑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黄克诚复出后,仍怀有为党为民鞠躬尽瘁之志。他夜以继日,发奋工作,不用扬鞭自奋蹄。但由于年迈多病,两眼又看不见,身体日渐虚弱。
为此,老部下和熟人都劝黄克诚到南方去休养一个时期。可他担心兴师动众,就是不肯答应。
他说:“我一出去,就要带一帮人陪护,那要花公家多少钱!还要给地方添很大麻烦,去不得!如果不是因为工作需要,去就是浪费。即使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老百姓。”
中央领导非常关心黄克诚的健康。陈云等领导同志指示中办,要求安排他就近到玉泉山休养一段时间。陈云还亲自劝说他,玉泉山环境安静,既有利于康复,又可兼顾工作。黄克诚这才答应,但他又提出,去玉泉山必须约法三章:一、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和其他随员;二、家属除星期日以外,不要去看望;三、一切生活费用自理,不要公家补助。陈云批示同意后,他才住进玉泉山五号院,一边养病,一边工作。
黄克诚在南池子的住房,由于年代已久,非常破旧,经常漏雨。机关管理部门为此安排了专项经费,准备重新翻建盖一幢别墅楼。但黄克诚认为,房子还能住,比老百姓住的强多了,不同意重新盖。一直到1986年12月去世,黄克诚都居住在这个破旧的院落里。
中央纪委制定颁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做到的,黄克诚自己首先做到。《规定》颁布之日,他就要求妻子唐棣华交出自己的宿舍。他对妻子说:“中央纪委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有了规定,我们就要带头按规定办。现在公家给我们安排了住房,你们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
位于乾面胡同的那套单元房,是按照唐棣华的级别,由原工作单位分配给她的。“文革”中,黄克诚被关押、批斗,与家人分离,唐棣华带着孩子和家人苦苦支撑、艰难度日。这套单元房成为一家人勉强安身、遮风挡雨的“避难所”。唐棣华与这套住房的特殊情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要交出这套房,从感情上讲确实有些割舍不下。
但是,唐棣华是一位抗战初期就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加之与黄克诚几十年患难夫妻,俗话说“知夫莫如妻”,她早已习惯了这一切。既然中纪委有规定,不管别人家执行得如何,黄克诚家怎么能不带头呢?她二话没说,就交出了宿舍。
妻子的举动也深深地打动了黄克诚。他饱含深情地说:“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享福没多少,吃苦受难全轮上,谁叫你是我黄克诚的妻子?从严治党,咱们就应该带好头,要从黄家开始,这样才能把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凡是熟悉黄克诚的人都知道,黄克诚严格治家是出了名的。他们夫妇和孩子,加上外婆和亲戚共八九人合住在一个院子里,平时过着准军事化管理的生活。
孩子的衣服主要由外婆缝制,大孩子穿过再给小的穿,穿到实在不能再穿了,便由外婆拆成布条做鞋底,一点也不肯浪费。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告知:父亲的车是办公事用的,他们不能坐。因此,孩子上学或外出,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路途远近,都是走路、骑车或挤公共汽车,看病也是雇一辆三轮车,从来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平时,孩子们爬树上房算正当娱乐,但如果干了什么出格的事,就要受到惩罚,被塞进车库“关禁闭”。
黄克诚有个哥哥叫黄时玑,兄弟俩感情很深。当年,是黄时玑挑着书箱和行李,步行几十里山路,送他到永兴县城读书。“白色恐怖”时期,黄克诚和几个同志潜伏回家躲藏在山上,全靠哥嫂送饭送水,冒死掩护,才能够死里逃生。
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黄时玑仍在农村种田为生,从未沾过黄克诚的光。
后来,黄克诚进京,官至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可谓位高权重。按常理说,黄时玑是对他个人有恩,对革命有功之人,给个一官半职和照顾也不算过分。但黄克诚严于律己,从未利用手中权力,给过哥哥任何待遇和额外照顾。
有一年,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有人提议,中纪委“二办”有不少从军队里抽调上来的干部,按部队习惯春节搞个会餐。办公室主任曹广化听了以后就表示同意,让下面筹办一下。
黄克诚听说后,马上叫来曹广化板着脸问道:“会餐花的是公家的钱吧?”
曹广化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即说:“黄老,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周到,当时只想到大家辛苦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会个餐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上升到事关党风党纪的高度来看问题……”
黄克诚见曹广化主动认错检讨,心里的气消了不少。他口气和缓地说:“广化啊,我们中纪委天天说要抓党风,自己却用公款大吃大喝,这怎么带头抓党风?你是中纪委常委、二办主任,又分管机关事务,不请示汇报,自己做这个主,是错误的。转变党风是一件一件小事体现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
曹广化连忙答应道:“黄老,您说得对,我这就回去写检查,在全机关作检讨!”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曹广化是完全理解的。黄克诚一生历经坎坷,大小磨难、挫折不知其数。但他仍铁心跟党,矢志不渝,现在,又不顾年高体弱,为正风肃纪、转变党风日夜操劳。如此宽阔胸怀和高尚品格,又有几人能与之相比?
想当初,曾有人不太理解,中央为什么坚持让一位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老人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品格风范、模范言行,就是党风的标杆、全党的楷模。
有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工作的7年中,以虚弱的身体,在迟暮之年,扛起一面抓党风、肃纪律的大旗,将已近黄昏的生命,燃烧成灿烂辉煌的晚霞,映红岁月,奏出一曲不辱使命、绝对忠诚的人生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