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资料 闻一多:从五四家书到最后的演讲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字友三。我国著名诗人、学者和斗士。早年以《红烛》《死水》两部诗集著名于世;中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绩卓著,享誉海内外;后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强烈不满,拍案而起,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
1919年,还是清华学子的闻一多,与其他同学一道,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17日,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这一年,闻一多21岁。家书背后,一个青春热血的五四青年形象呼之欲出。
1946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同时身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兼任昆明《民主周刊》社长的闻一多,在明知演讲现场有特务的情况下,坚持为爱国直言,在发表完《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牺牲时不满48岁。
一封家书背后的五四青年
闻一多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5岁进入私塾学习,10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以复试鄂藉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10年学子岁月。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他开始在《清华周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编辑和校内编辑部负责人。
闻一多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北洋政府签署了“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凡尔赛条约》。消息传出,5月4日下午,北京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代表群情激奋,上街游行,并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由于清华园地处京郊,闻一多和他的同学们都没参加5月4日的示威游行,像火烧赵家楼、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具体情况,均为4日傍晚进城办事同学返校后(这天是星期天)带回来的。血气方刚的闻一多听到这些消息后,便于当晚手书一纸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于次晨张贴于食堂门口,借以表达“壮怀激烈”的心情。
清华园沸腾是从5月5日这天开始的。接下来的整个五四运动中,闻一多虽在其中“大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据梁实秋介绍,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至于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但6月4日这天,他也曾率领160余同学入城讲演、慰问。
这期间,闻一多接连接到家中两位哥哥来信,说父亲希望他回乡度假。原来此时远在湖北老家的父亲,由于无法了解北京真相,出于对爱子的担心,要求他暑假返乡。
五四运动传单
事实上,闻一多自1912年冬进入清华以来,每年暑假都回乡省亲,因在家要度过两个多月,故将自己书房名之为“二月庐”,而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亦冠以《二月庐漫记》之名。然而,对于父亲的此番催促,他却没有答应。个中原委,都被他写进了1919年5月17日,他寄给父母的一封长篇家书中。
信中,在介绍完当时的北京时局、清华情况及自己的现状后,闻一多写道:虽然一年没有回乡省亲了,远客思家,人之情也,可是“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责任所在,势有难逃,不得已也”。接着他说:“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
”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宽慰父母:“此次各界佩服北京学生者,以其作事稳健。男在此帮忙,决不至有何危险,两大人务放心!”
家信最容易流露真挚的感情。闻一多在这封信中围绕回乡还是留校、尽孝还是尽忠所坦露的情怀,可以说是五四青年最突出的时代特征。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及至25年后,闻一多仍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这句话,无疑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五四青年的精神世界。
五四运动纪念碑
《最后一次演讲》前传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是薄薄一本杜甫诗集。3年后,当身在纽约的他,听闻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已于《凡尔赛和约》签约后归还,他有感而发,组诗《七子之歌》随之面世,其中所感念的,就是被帝国主义列强掠走的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现广东湛江)和旅大(旅顺、大连)在内的7块中国土地。
1999年年底,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唱响的唯一主题歌《七子之歌•澳门》,其歌词便出自该组诗的首篇。
1925年初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一走下轮船,他便难抑心中兴奋,将西服和领带丢进海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动荡的政局和无边的黑暗。
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虽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但受爱国思想驱策,每时每刻也都急切地想追随前辈们的脚步,冲到革命大潮前沿。
在回国后的两年间,闻一多先后任教于武汉、青岛、北京,同时遍历祖国大江南北,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与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难抑悲愤,先后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情的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了一条传统文人的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1932年,闻一多回到母校清华园任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时过起了一方书桌,3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的安逸生活。
青年闻一多
抗日战争爆发,是闻一多彻底投身革命的转折点。
1937年7月,全国抗战大幕拉开,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3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3省共3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其间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去。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声称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就此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撼,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不小反响。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时弊的杂文,不断向现实发出自己的呐喊。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1944年夏,闻一多秘密加入民盟,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民主斗争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总希望能在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10年、20年书。他也曾想活到80岁,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再难放下拯救满目疮痍之中国的重担。
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
抗战胜利后没过多久,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镇压昆明大中学校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其后,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多次组织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5月,曾合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陆续回迁原址,但闻一多却未随清华师生北上,他决计留在昆明工作,并继续为争取民主而战斗。
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社会上传言黑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暂避一时,他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
” 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下午5时许,在散会返家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时年不满48周岁。同行的闻一多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至此,闻一多走完了他那作为一个追求真理、挚爱祖国的激情诗人,一个追求民主、直面黑暗的热血战士,尽管短暂却十分精彩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