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布龙与乌兰夫关系 回忆父亲乌兰夫:无大爱 何以言割舍
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父亲住院检查身体。他需要做CT,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那时他大病初愈,身体非常衰弱,但是他一生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不坐轮椅,非要自己走着过去。
于是我扶着父亲,他走得吃力,紧紧抓着我的手。这是我一生中惟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携手而行。
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几乎不治。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和全国各地一样,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父亲早出晚归,几乎看不见他的人影。
我的病也在急转直下,终于有一天,医生对日夜守护我的母亲说:把首长叫回来吧!
母亲听了这句话,如五雷轰顶。她立刻给我父亲打电话,并且在电话里哭了。
父亲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母亲说,他只在病房里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又走了。母亲后来解释说,他很忙。我同意这种解释,但是我由此认为,他不如别人的父亲。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他一楞,然后就笑了,说怎么会不喜欢你,就是抽不出时间啊!
流传甚广的父亲和内蒙古收养全国3000孤儿的故事,我是后来才有所知晓的,从时间上推断,和我那场大病应该是同一时期。
那时候,全国食品严重匮乏,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许多幼小的孩子濒临死亡的威胁。康克清大姐为此非常着急,她与我父亲商量,能不能从内蒙古调集一些奶粉,我父亲说可以,但是恐怕是杯水车薪,不能长期解决问题,于是他提议由草原人民领养这些孤儿。周总理当即拍板,于是从内蒙古调集了专列专护,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大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陆续有3000名孤儿来到内蒙古,其中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
当年的有关人员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而这些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草原人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回忆文章说,父亲在各地检查工作的时候,都要到福利院看看这些孩子,对于他们被领养后的生活,更是备加关注,要求当地有关部门随时检查,有什么问题,要及时解决。同时刊登的一张照片,是父亲和这些孩子们的,他一手拉了一个,很开心的样子。
后来的几年里,父亲一直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和生活,有关部门要定期汇报孩子们的情况,要求他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开始。
80年代起,这件事情逐渐为人知晓。田乃立女士是第一位报道3000孤儿事件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对我说过,惟一遗憾的是没有和这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交谈过,因为她担心会打扰他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她想的很对,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家庭,有疼爱他们的父母,他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一切,不是也很好吗?
今年是我的父亲百年诞辰。我很意外地听说,100多名孤儿代表在呼和浩特聚齐了。他们是从草原,或旗县,或他们现在生活的城市赶来的。
他们默默地走进乌兰夫纪念馆,在父亲座像前献上了白色的哈达和他们的名册。
父亲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背影,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候,那些经过沉淀的记忆才真正明朗,父亲的轮廓才逐渐清晰。我们明白得似乎已经太晚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父亲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不是那种为了家人和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的人。但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