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奉三与李大钊 胡适与李大钊始终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五四”运动前,曾有过一次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而参与论争的胡适与李大钊,却始终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李大钊生于1889年,大胡适两岁。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回国,先后在北京编辑《晨钟报》《甲寅》等刊物。1918年初,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章士钊向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从此李大钊正式进入北大并担任图书馆主任。

胡适比他早几个月进北大,由美国留学回国,担任北大文科教授。当时,由于陈独秀和胡适的倡导,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北京大学已成为宣传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久,李大钊也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并与胡适、陈独秀等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新青年》事宜。

在北大,胡适与李大钊的个人之间来往还是较多的。他们都是蔡元培倡导的进德会成员,注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也是学余俱乐部成员,李大钊特别关注学校的公益事业,非常乐于帮助别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筹办《新潮》杂志,胡适、李大钊被聘为刊物顾问,李大钊还特别在图书馆辟出一间房子作为编辑部办公,使这个新刊物得以脱颖而出,与《新青年》并肩作战。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因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胡适与李大钊都参与了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可能李大钊也在被监视的黑名单中,7月20日,他悄悄带着妻子与两个孩子,连夜离开北京回到河北乐亭老家,住了一个多月。

此时,胡适接办了由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在7月中旬出版的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李大钊离京之前,看到了胡适的这篇文章,就在他家乡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他文章的不同看法。

胡适将李大钊的长信改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编发在第35期上。随后胡适还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进一步与李大钊商榷。而《每周评论》第37号刚编好准备印刷时,就被北洋政府强行查封了。

应该说,他们的争论,更多地偏重于改造社会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偏重于多研究“问题”还是“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直接探讨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问题。从李大钊以写信的方式写给胡适,从他的口气、措词以及氛围看,完全是朋友之间的不同争论,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存有分歧,但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之间正常的朋友关系。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已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胡适与李大钊的来往还是相当多的。1920年8月,胡适执笔撰写《争自由的宣言》,要求不得限制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的自由等,李大钊也签名表示支持。

1921年6月,北京大学教职员代表马叙伦等,为拖欠教职员工资以及教育经费问题到总统府请愿,在新华门遭到军警疯狂殴打,由此引起北京八大院校全体大罢课。李大钊作为北大联系人之一,为此事曾多次与胡适商议,最终得以解决。

1922年5月11日晚,胡适撰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本是他写的一篇政论,完稿后他感到如能作为公开的宣言,其影响力可能会更大些。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大钊,连夜给他打电话商议,得到他的赞同,并于第二天在蔡元培家中开会讨论。到会者除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外,还有13人同意签名发表。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组织并参与了抗议美、英、日等国请愿示威游行,段祺瑞在执政府门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第二天,执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3月下旬,李大钊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的旧兵营,转入地下工作。

此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于1927年4月,派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60多人。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判处绞刑,英勇就义。

李大钊牺牲后,其家人境况十分凄凉,全家仅靠北大给的每月50元抚恤金度日。1932年6月24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特地给胡适写信,托他代向北大交涉,一是每月多增加若干元,二是能将时间延长若干时日。她在信中特别说:“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

”8月26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给他说,想出卖他父亲的遗书,蒋梦麟建议由大家出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忙办理此事。作为李大钊的好朋友,胡适将她们委托的这两件事都办妥了。

当年李大钊就义时,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木,暂停于北京下斜街妙光阁浙寺内。六年后,即1933年4月,赵纫兰带着子女,从河北故乡来到北平,求助胡适、蒋梦麟等人,代他们办理安葬李大钊遗体事宜。胡适与蒋梦麟除自己带头各捐二十元,同时发动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捐款,在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举行公祭。第二年元月2日,胡适路过万安公墓,还专门进去看了李大钊的墓。

当《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胡适特地在扉页上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苏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