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秦亚青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

【内容提要】 作者提出3 个观点:第一,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可能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理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第二,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近现代革命思想和实践;改革开放思想和实践。

第三,中国学派产生不仅可能,而且必然。150 多年来,中国相对于国际体系的最大问题是认同困境。现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重大的社会转型、深刻的观念变化使我们第一次开始比较成功地解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问题。围绕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根本性辩论和实践必然会导致中国学派的生成。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认同困境

“理论”这个词在当今的中文语境之中有着两种定义:一是行动导向的定义,二是知识导向的定义。行动导向的定义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指导行动。这种定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并不缺乏,比如 “三个世界”的理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

知识导向的定义是指“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知识的积累、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积累和生产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多地知道他们生活的世界,包括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在这些世界之中的他们自己。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可以算在此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过去30 年里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第二种定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建立第二种意义上的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一 社会科学理论的地缘文化特征和中国学派产生的可能

我们是否可以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呢?这个问题与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存在的两种观点相关。第一种观点是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属科学,所以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自然世界存在规律,需要人们去发现;社会世界也存在规律,需要人们去发现。

所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没有区别。第二种观点是二元论,认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其根本不同就在于社会世界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

既然是人做研究,就不可能价值中立;既然研究的是人,就不能将人当做金属、机械或自然现象。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社会世界的规律和理解社会世界的意义。后一种目的是自然科学所没有的。

关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特有目的,韦伯曾有过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成为体系,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不同。人具有赋予世界意义的特殊能力,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在对社会世界的研究之中,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人的行动的社会意义。

由于意义是观念范畴的内容,社会世界最核心的概念是观念,而这也是自然界所没有的。自然科学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本体,以发现客观世界的规律为目的,以“解释(explanation)”为基本的认知方法。

社会科学却没有这样清晰。社会科学包含了无法回避的主观存在,以发现规律和理解意义为目的,其方法就不仅仅是“解释”,而且还必然需要“理解(understanding)”。

[1]而且,在很多时候,理解是社会科学的主要方式,诠释(interpretation)也是重要的理解形式,因为社会事实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2]无论理解还是诠释,都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而非单纯地发现和解释客观现象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

持一元论观点的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可以称之为理论的东西都是普适的,因为规律的存在是不会因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科学理论的两大标准就是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科学理论因之必然具有通则性质。理论可以有学派之分,但不能有带有国别标签的学派之分。社会科学同样亦然。因此,任何试图创立国别学派的努力都被视为徒劳,本土性命题甚至也被称为假命题。

持二元论观点的人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无国别之分,但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有国别之分。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解”是重要的认识方式,而“理解”恰恰是受到地缘文化限定的。西方人结婚新娘穿白色婚纱,中国人穿红色礼服,是基于人们对颜色意义的理解不同,这种理解的不同是文化差异导致的。

地缘、文化、历史、思维方式和集体记忆等因素的差异会导致人的理解产生差异。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表象体系,形成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就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特征和知识体系,也就是理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3]无论是直接碰到的还是继承下来的,都与一个国家的地缘文化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以国别表示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别标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笔者是持第二种观点的,认为社会理论有着天生的和必然的本土性,也就是说,社会理论从本质上说必然是依托地缘文化的。[4]其原因如下:第一,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亦即受到历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划定了社会活动的境域(context),行动者不可能在超越这种境域的空间和时间里进行互动。在这种境域中的互动产生了共有知识。第三,由于在微观层面上的互动有着明显的地缘文化特征,不同社会在微观层面上很少能够以完全相同的路径走向宏观结构。

[5]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人群建构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个性成为社会知识的民族特征。所以,社会科学理论必然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地缘文化,社会科学理论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必然包含本土意识。

比如,中医的理论将人看做一个整体,将不同的人看做不同的整体,这样便可以头疼医脚;而西医则将人视为解剖刀之下的部分与整体,所以,一般是头疼医头。

中医的经络理论和西医的人体解剖理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再比如,传统的中国世界观是一种没有主权意识的天下理念,而西方的世界观注重主权个体的无政府逻辑。没有主权意识的天下理念只有距离上的远近和关系上的亲疏,没有二元的对立;而无政府逻辑的根本条件是具有法理平等地位的个体之间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二元性竞争与共存。

但是,如果起源于特殊地缘文化中的理论不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就无法成为世界理论之林中的参天大树。因为人具有共性,所以研究人的理论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共性,这就表明理论具有普适意义。比如社会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理性选择。

我们说理论必然具备文化地域的胎记,并非是要用一种文化取代另外一种文化,用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颠覆另外一种文化产生的理论。我们只是推导出一个事实:社会理论的文化地域胎记是必然的。英国学派发源于英国,根源是欧洲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历史、欧洲社会的法律和契约经历等等。

没有这些特殊的集体记忆,就难以产生英国学派。[6]而二战后美国以世界为参照对象,所以从来不用、也没有必要使用美国学派这样一个标签,但美国的主流理论主要的思想和实践根源是来自美国集体经历的,尤其是美国二战之后的民族记忆。

只有战后的美国,才无可逆转地走向了全球,[7]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才可能产生以维护霸权和霸权体系为硬核的国际关系理论。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权力过渡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是起源于美国的问题,带有美国的本土特征。[8]所以,斯坦利·霍夫曼才说国际关系学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理论。[9]不过,由于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球霸权国家,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美国的全球影响成为所谓的普适性国际关系理论。

英国学派在冷战的近50 年里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视,但在冷战之后却备受青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体系的竞争性减弱,国际社会的必要性加强,欧洲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建构的正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社会。

于是,以国际社会理念为硬核的英国学派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可,并影响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因此,我们设想的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1)起源于中国的地缘文化语境的理论;(2)在发展过程中又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比如说,中国儒家文化产生的天下观是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文化中产生的无政府国际体系观的。

在民族国家鼎盛时代,儒家文化的差序秩序被否定了。在全球化的今天,以不平等为基石的差序秩序仍然不会被接受,但 “仁”、“礼”、“德”、“和”、“中庸”等儒家这些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和规范概念是否可以获得普适意义?[10]再如,西方启蒙理念的根本是以知识寻求生活的确定性,而中国传统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依不确定性而变化——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样一种理念是否可以产生重要的系统效应?这些都是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里有两个必须注意的因素:第一,在从地缘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理论萌芽发展为具有普适性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杂交可能是社会科学理论获取普适性的优势条件。

第二,中国学派也不会仅仅只有一家,可以有多家,甚至必然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初始之际,可能从一家显露端倪。并且,当一种知识导向的理论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是一种集体的学问砥砺的结果,如法兰克福学派、英国学派等;也可以集中表现在一个人的理论之中,成为个人创造力的释放。但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都是某种文化语境中的社会人。

二 中国学派的三对思想和实践渊源

社会科学理论根植于地缘文化语境之中,所以,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本民族特有的深厚的思想积淀和实践渊源。卡尔、怀特及温特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都说明了这个道理。[11]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是来自修昔底德和霍布斯等,实践渊源是二战前后和冷战期间国际关系的现实;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是洛克和康德等人的思想,实践渊源则是资本主义体系内国际关系的实践;英国学派更多地接受了格劳秀斯的遗产,也更多地从欧洲18 世纪和19世纪的外交及国际关系实践中得到了灵感,后来又从欧洲一体化发展中补充了营养。

[12]如果说可以出现中国学派的话,它的思想和实践渊源是什么呢?大概三对思想和实践的组合是我们需要认真总结的集体经历和汲取营养的源泉。

第一,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践。儒家天下观和朝贡体系的实质是差序秩序。[13]差序意味着等级,秩序是体系存在和运转的基本状态。自秦汉以来,中国按照天朝礼治原则建构了一个“国际”体系,称为 “朝贡体系”。

这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所以费正清说,朝贡体系是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而不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or inter-statesystem)。[14]费正清的评论之中已经包含了中华传统世界观的要素:世界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不是诸国林立的战场,不具霍布斯文化的天性。这是中国传统世界观念与西方国际体系观念的一个重要区别。

这个区别自然是来自中国的“天下观”。天下观的核心是“天下”的概念,“天下”的概念也就是“中华体系”的概念。中国的天是自然之天、主宰之天、道德之天。天下包含了自然、神灵和道德,所以,天之下绝非一个单纯的物质概念。

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天下的理念既包含广袤无垠的空间,也包含了延续不断的时间,更包含了理想的秩序。天下是自然与人文汇合的空间,是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交融的所在,也是中国朝贡体制的基本理念。

[15]天下是一个整体,以同心圆形式出现。费孝通说中国的社会体系就像在水里投入一块石头所产生的状态,水波四延,伸展无限。这就淡化了“我”的绝对主体性,从本体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16] “与本土不同的他乡只是陌生的、遥远的或疏远的,但并非对立的、不可容忍的和需要征服的。”[17]所以,在这样一种体系之中,无政府性是不存在的。

秩序总是与体系的结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天下观之中,天下的结构是等级的,而且只有等级结构才能够保持体系的稳定和秩序的和谐。上下有序、尊卑有别,才能秩序井然。“五服”制度确定了政治和社会关系和角色差别,而秩序恰恰来自对差别的恪守。中国社会的这种差序结构延续到世界之中,就是天下体系的差序格局。这是中国国内结构的特征,也是中国世界观的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