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宇人大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韩宇:中国“未富先老” 何以解困?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我们通过访谈、座谈及梳理学术研究资料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方面,学者们存在基本共识;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方面,学者们分别从积极和消极影响两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应对举措方面,学者们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
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
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
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
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剩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
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
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
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
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
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唐钧研究员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度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
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
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部分学者认为,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运用多种措施综合应对老龄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计生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有利于家庭结构的完整和优化,有利于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也可满足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
但是,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政府要建立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并要建好老年人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