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2018-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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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史学宏著《史记》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史,在史学和文学的历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司马迁人生坎坷,人生遭际,但他却以他的坚毅和不屈的忍耐,忍受生命之中的各种苦难,发愤著书,始终以坚持不懈的毅力完成了他人生中的辉煌之作,体现了他“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 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文人的典范,不但传记文章独步千古,道德文章亦冠绝天下。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做人做官还是作文,都始终保持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正是由于才华与精神的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的交相辉映,才共同铸就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就试从司马迁生平入手,从他自幼受家庭特别是父亲的熏陶、长大后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以收集《史记》的第一手资料、蒙受不白之冤却始终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用不懈的拼搏精神完成了《史记》的创作以及他人生的悲剧对其写作《史记》悲剧精神的影响,四个方面来简述司马迁的生平对他写作《史记》的影响。

[关键词]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忍辱负重  能屈能伸 发愤著书  史学巨著

 (一)司马迁及其《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又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父亲亡故,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流畅的语言风格和真实的历史价值,两千多年来一直倍受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称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司马迁人生经历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1、司马迁的家庭出生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王文提出“文明是打小练成的”,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重要的影响。司马迁自小在父亲及祖辈的感染熏陶下,据司马迁自己说,虞夏和周朝时,司马氏都曾长期担任史官。出生于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少年时代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良好的家庭环境就为他的成长和后来的创作有了甚是很大的影响,又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习《左传》、《国语》等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质和坚定的著史志向。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出仕后,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沿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做太史令后,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得以遍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献史料。这些学习和阅读,令司马迁甚感自豪。也为他的创作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文学基础。

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就开始为之付出相当的追求。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谈最终没有完成撰史著书的夙愿,憾恨而卒。但他学术思想的博通兼容和倾向,都对司马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二十岁后漫游的经历对其创作《史记》的影响

司马谈将其撰史著书法的宏愿寄托给儿子之后,一直都特别注意对他的培养。于是,他在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又鼓励儿子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为期两年的全国性的漫游,这其实就是司马迁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此次漫游的途中,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极有感情,就是因为他是亲自去考察之后,在学习屈原精神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又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他常常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胸怀坦荡地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忍”字,对司马迁后来的人生也有相当大的教育意义。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说他到了孟尝君的故乡薛城,就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着重是在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一路走、一路考察,又常请教于人,不耻下问。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又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和审美精神。可见,司马迁二十岁开始的这次历时两年的漫游,正是他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艰辛和踏实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索风范。

3、蒙受不白之冤却始终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用不懈的拼搏精神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李陵之祸,也就是司马迁蒙受的不白之冤。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就开始担任“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其实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直到38岁的他父亲去世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天汉三年(前98年),匈奴举重兵南下攻汉,汉将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出击匈奴,麈战十余日,兵败被迫投降,震惊朝野。司马迁却以公正直言的话语为替李陵辩护,以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他的降敌,实出无奈。武帝大怒,囚禁司马迁,入狱三年之后施以腐刑。

接受腐刑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腐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腐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他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即使是奴隶和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苦难,何况他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怎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呢?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腐刑,司马迁曾想到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等许多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业绩的。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就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腐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约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50岁的司马迁他出狱后又被封做中书令,中书令实际上就一个宦官的职务。受到了这种种侮辱,司马迁并未屈服。但出狱后,他身心俱疲,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常是精神恍惚。在《报任安书》中他曾写到:“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始终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每想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包括好友任安也不理解他,写信批评他。可见,出狱之后的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也是十分无助的。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就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这写书过程中遭受经历之繁,挫折之频,磨难之多,实让人感慨不尽。

4、人生悲剧对其写作《史记》的影响

综观整部《史记》,会发现它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书中悲剧作品约占三分之二以上,悲剧人物则多达一百多位,大量的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的气息,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书所未有的。从某种角度讲,可以说《史记》是通过描绘悲剧人物在社会中的处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作者的哲学观点。从司马迁的创作选材上可见,《史记》是一部非常个性化的史书。

这种个性化的创作直接源于司马迁的个人遭遇。司马迁是在遭受不白之冤后再被施予腐刑而“发愤为做”《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这在《报任安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在《太史公自序》中会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相当骄傲,对自己的学识非常自负,但这个骄傲自负的高贵身躯却遭受了腐刑,荒谬的现实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因为这句孔子的训言,因为父亲的遗嘱,司马迁在有足够自杀理由下却没有轻生。为了寻找生存的理由,或者为了化悲痛为力量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情有独钟,司马迁这种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司马迁在选择悲剧人物和评价悲剧人物产生了前面所说的个性化。司马迁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是司马迁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经历的肯定,因为这个观点,作者对项羽的“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两者对比,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这个观点在司马迁对魏豹和彭越的评价中阐述的最明了,司马迁说,魏豹和彭越在做了诸侯王后被擒下狱,这是任何人都要为之而羞耻自杀的,但他们却苟且隐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一旦有机会,还会呼云唤雨。很明显,魏豹和彭越当时的处境和司马迁在狱中的处境很相似。但司马迁并不是一味的重生轻死,他赞同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这样,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是司马迁热情歌颂赞美的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其实和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是殊途同归的。

 三、结论(用信念铸就璀璨的人生)

 

 司马迁不但自身思想崇高、人格伟岸,而且发愤所著的《史记》更是代表中华文化渊源的史学巨著,数千年来让人倍为钦叹。他的人生,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的一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人生,真正做到了“重于泰山”。

司马迁正因少年有父亲和家庭的熏陶,长成后又游历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并有机会阅读过无数的史学典籍,后来人生之中的苦难又让他几乎抬不起头,丧失了人生之中最起码的尊严,但他依旧写成了不朽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他的成功并不是一种偶然。在这一方面,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之中沉重的苦难,都是历练他人生的一道道深壕,真正体现了“勇者眼里没有泪水、智者心中尽是希望”的坚毅。同时他的求索和创造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不屈进取的写照。

更重要的是,《史记》不只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巨著,更以其人物传记的卓越文学成就,成为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价值,恰如鲁迅所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发愤》 郭沫若

2、《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佚名 苏教版小语教材第十二册20课

3、《司马迁与〈史记〉》 韩兆琦

4、《人性的辉光——浅析司马迁人学思想的形成及其表现》 冯 钰 出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5、CCTV百家讲坛《司马迁》讲稿 主讲人 : 李敬一(武汉大学教授) 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6、《报任安书》 司马迁

7、《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秦汉文学·司马迁与汉代史传散文》 罗宗强 陈洪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