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和宋任穷 宋任穷和钟月林 相伴相随七十年
2009年7月11日是任穷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离开我们已近5年了。这几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对他的回忆与思念,伴随着我生命的每一天。
相识在长征路上
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于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做了童养媳,15岁参加革命。长征时,我是中央纵队30名女红军中年龄最小的。行军途中,干部团团长陈赓常在休息时到我们这儿来看望几位大姐。一次有人问他:“我们怎么从没见过你的政委啊?”他笑着说:“走,我带你们去见他。
”我们几个当即跟着他去看政委宋任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很文静,话不多,一张朴实和善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常见他在行军途中小憩时写日记,发现他很爱学习。
队伍中的同志都说任穷正派、厚道,是个好人,我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1935年10月,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重镇瓦窑堡,中央红军从此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不少同志相继结婚,贺子珍大姐给我介绍了宋任穷。在长征途中,我和任穷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都同意了。
1935年12月12日,我带着铺盖去了抗日红军大学政委宋任穷的住处。那是一个不到8平方米的小窑洞,一盘土炕,一个灶台,没有添置新的生活用具,也没有举行仪式,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就下乡做妇女工作,回来后任穷告诉我,几位大姐开他的玩笑,让他请客。他拿出仅有的两三块纸币,请贺子珍、邓颖超、蔡畅、邓六金等几位大姐和红军大学的几位同事吃了顿饭,算是补办了婚事。
我一生牢记结婚的日子,是因为一年后任穷从前线给我来信,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抗战有希望了。婚后第三天,周恩来副主席找任穷谈话,派他去陕北前线刘志丹任军长的红28军当政委。虽然刚结婚,但我们毫无怨言。任穷对我说,以后他的工作调动会非常频繁,组织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也可能会去敌占区打游击,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毫不犹豫地说:“为了抗战,你去哪儿我也要去哪儿。”
革命征途,风雨相伴
抗日队伍在前方离不开无线电联系。任穷走后,为了能上前线,我进了军委电信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延安电台工作。1938年初,为了尽快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129师组建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挺进冀南,由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
1938年5月,我向毛主席要求上前线,主席开玩笑地说:任穷来信了吗?现在前方女学生可多了,你是不是怕他变心了哟?我说,我知道他不会的。因为任穷临走前曾嘱咐过我,前线交通不便,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你什么都不要信,只有我的信才能相信。
叶子龙根据毛主席的口述,给前方发了封电报:钟月林已从无线电学校毕业,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穷现在何处,请回电。一个多月后才收到回电。毛主席告诉我,张经武和江华等同志8月要去华北,让我和他们同行。
我们在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告诉我任穷病得很厉害。我听了大惊,恨不得插翅飞到他身边。9月份,我终于赶到任穷的驻地——离南宫县八里之外的韩家庄。原来,任穷是得了副伤寒,连日高烧不止,部队把棺材等后事都准备好了。
当时前方缺医少药,我惟有细心照料,他的病终于奇迹般的好起来了,但此后体质一直很弱,一只耳朵听力也不好。后来我才知道,任穷一个多月没回电,不只是因为生病,还因为前方除了康克清大姐和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清一色都是男同志,任穷觉得自己不能破例。
直到得知我来前方是主席批准的,才同意了。1938年9月,我被分配到129师冀南军区电台工作。从那时起,不管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艰难创业的岁月,除了“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分开挨批斗的日子,我俩一直携手相伴,再也没有分离过。
冀南八年艰苦抗战
1938年3月上旬,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从太行山奔赴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后,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从此,他在冀南大平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损失惨重。
当时任穷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了他的身体和安全,力劝他留在太行山。任穷说:“越是危险我越应该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和共产党还在,就有了主心骨。”经刘邓首长批准,任穷带领200多名干部学员返回冀南。
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有的村庄距离敌人的炮楼、碉堡只有两三里路,敌人随时可组织袭击。战斗频繁激烈,又偏偏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
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入秋后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524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寇还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
有些地方尸横遍野,甚至成了无人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卓绝。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面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以下咽。没有粮食,任穷就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救。他和战士们一起拉犁耕地,4个人拉一张犁,每天耕3亩地。他身体不好,累得一再吐血,一条腿前面全烂了,但他仍坚持下来。
到了1943年,日寇的“扫荡”更加频繁,一年大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达10多次。为了保护干部,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刘邓首长多次指示任穷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任穷和几位领导坚持不撤。
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和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乡都认得他的马,说只要看见宋政委的马,我们就知道他还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 冀南百姓亲切信赖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有3个儿女饿死病亡。大儿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适荒1岁多时也饿死了,我忍不住大哭一场,任穷说,今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适荒。最让任穷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却是血洒冀南大地的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战争与灾病中死去的无数百姓。
仅在1942年至1943年,就牺牲了肖永智、袁鸿化、桂承志等70多名军队和地方干部。每当任穷追忆起129师七分区政委肖永智,都非常悲痛与惋惜。
肖永智15岁参加红军,政治军事上都过硬,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肖本已接到去太行山党校学习的通知,但新婚的他却向任穷坚决请求带队打完关键的一仗再走,不想竟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7岁。
任穷万分痛心,说如果当时我下个死命令让他去学习,他也就去太行山了。任穷暮年,仍清楚地记得牺牲在冀南战场的团以上干部的姓名。我曾随他去了冀南、山东、陕北等地烈士陵园、一一祭拜牺牲的战友们。我理解任穷,他是以一生的忘我工作来替烈士们还愿。
在和日军相持的几年里,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防止意外牺牲,我军多在夜间行动。任穷一直严格要求部队,天不亮不许进村扰民,不管下雨下雪,队伍都要在村外等待天亮,老乡起床。初到冀南时,老百姓听信敌伪宣传,不敢接触我们,大姑娘都躲藏起来。
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秋毫无犯,很快就对我们亲如一家了。常常是头天知道我们要来,就把房子腾出来,还特意留下当时格外珍贵的盐。冀南百姓生活那么苦,但他们对八路军的支持却是全心全意的。任穷常常教育孩子们,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老区百姓对军队的支持,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支持了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抗战和革命的胜利。
1944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来,他不敢相信,以为电台播错了。说来难以置信,任穷作为长征干部,自到瓦窑堡被派往红28军起,一直战斗在前线,没有去过延安。直到1983年,他才和我一起去了趟延安,了却了他几十年的心愿。
不畏艰难、勇挑重担
任穷是个老实人,为人处事一贯稳重虚心,善于团结人,不拉帮结派,不计较个人得失。老战友们,甚至比他年长、资历比他高的同志,如陈云、陈赓等都亲切地称他为“宋大哥”。因为他的品德和能力,哪里的工作艰苦棘手,需要开拓局面,组织上常会派他去干,所以任穷一生工作调动很频繁。
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迅速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急需建立一套有序的城市管理办法。任穷在1949年至1952年短短3年里分别担任过安徽、南京与云南的主要负责人。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任穷又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1954年又调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至1956年,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央决定对革命战争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进行授衔和授勋,要求一年内完成“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的这两项重任。
任穷作为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和授勋的具体工作。工作量最大、难度最高的是平衡排队。任穷曾对我说,想不到几十年南征北战,最难干的却是这两项任务。他和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使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规化授衔和授勋工作圆满结束。
1956年,周总理让他从军队抽调一名中央委员加强地质战线的领导,他主动请缨。中央随即派他组建三机部(1958年2月改为二机部),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有关工作。任穷白手起家,坚持抓两头:找铀矿和重用知识分子。
他在接见新干部时说:“我叫任穷,到二机部上任,还有一个‘穷’字,请大家和我一道过穷日子,艰苦奋斗。” “我们艰苦奋斗拿出成果,是国家的光荣,民族的光荣,也是我们自己的光荣。
”在二机部工作4年,全国的铀矿地质队、铀矿矿脉、坑道矿井,几乎没有他不曾去过的,最远他走到了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白杨河工地。无论在地质队或矿区,大漠或老林深山,任穷总是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下矿井,一起住帐篷,排队买饭。
他随时就地解决工人和地质员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制订调整方案。于1958年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料。在苏联专家撤走前,任穷抓紧部署应变工作,想方设法减少损失。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后,中国原子能事业并没有陷入混乱和停顿,而是平稳过渡到了自力更生的轨道。
1960年,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央调任穷担任新成立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当时他心里真是放不下原子能事业,一心想干到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你还是去吧。他服从了组织决定,立即赶赴东北局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的东三省和全国一样,到处缺粮。初履新职,任穷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少饿死人。在1961年我把家搬到沈阳之前,他给我来信说,他去各地的公社、大队、村庄,甚至马圈牛棚,一一察看,有没有粮食,有没有饲料。
他说东北老百姓太苦了,他的工作就是要老百姓不挨饿,要先搞代食品。第一要保证少死人不死人,第二要发展生产,除了公用地之外,要给群众一点自留地种菜种粮食,让老百姓有饭吃。体弱有病的牲畜,可以让老百姓领回去养。
那些年,我和孩子们也和群众一样吃代食品,我还在院子里种菜。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有不同意见,任穷没有参加争论,但他默默地去做,用一切可行的办法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他说:“生产上不去,农民的生活解决不了,老在贫穷线上生活挣扎,就不是社会主义。
”任穷到东北的第二年,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不但粮食开始增产,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初步稳定。到1964年,粮食、肉蛋、副食品就更多了。
在“四清”即社教运动中,任穷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大力宣传雷锋和铁人王进喜等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对待运动中“问题”干部的审查,他一再强调要慎重,“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是他几十年在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原则。
他蹲过点的海城、金县三十里堡等地的干部农民都说,宋书记来咱这儿搞社教,白天晚上地干,带领咱们修梯田打井、治理水土流失、山顶上种树,半截腰栽果树。等“四请”运动过去了,咱这儿的苹果树一年结的苹果成千成万斤,这生活就有奔头了。在东北局工作的7年中,任穷很少在家,长年累月在基层。他走遍了东北三省的农村厂矿,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生产情况,提倡就地解决问题,绝不允许干部推诿拖延。
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任穷的工作调动频繁,工作性质不断转换,充满了挑战,在他这一级干部中也是不多见的。为了不断地开拓新的工作局面,他常常从头学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政策,为此付出了全部精力和时间,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都在基层度过。
任穷如此的努力和忘情于工作,我完全理解。无数同志为了今天,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九死一生坚持到革命的胜利,不正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文革”浩劫,共渡磨难
“文化大革命”中任穷被批判为“东北头号走资派”。1968年4月,我被押回沈阳,作为“走资派的臭婆娘”被关押揪斗、批判劳改。无论怎么批斗我,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争取到他身边、共渡难关。1969年底,我终于去了盘锦关押任穷的部队农场。
那里远离公路,一片荒凉,不见人烟。尽管“专案组”的人不离左右,我心里很愤怒,但我们总算“团圆”了。平时我拉风箱做饭,他去喂猪,农忙时收庄稼,晚上写交待材料,还常被拉到各地去接受批斗。
我们吃水用水都要到很远的水塘,一瓢瓢地舀满桶,再自己挑回来。水塘坡陡,雨雪天泥泞易滑。一次我急着出门没来得及挑水,回来后发现任穷已把水缸挑满了。任穷已是60多岁,身体又不好,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这更让我后怕与难过:“不让你挑水,你怎么挑了一满缸?要是一不小心踩滑了摔下去,人家会说你是投水自杀,你冤不冤啊!”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任穷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难以支撑。在京的3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批准父亲来京检查与治疗。1973年3月,周总理和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批准任穷来京治病。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
”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黄镇夫妇来医院看望任穷时说,他们刚参加了一次外交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大声问黄镇:“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
”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以前都在一起工作的么。”总理以这种方式再次表达了对任穷的关怀,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但这年9月,江青一伙人“勒令”我们一天也不许耽搁,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
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
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
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
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晚年复出,殚精竭虑
1977年,我国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生产等3项重任迫在眉睫,而担当这些任务的七机部派性严重,科研生产陷于瘫痪。中央多次派工作组都不能解决问题。当年10月,中央决定由任穷复出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当时,辽宁省委对任穷的审查仍维持错误的历史结论,尚未改正。而他也已年近70,由于“文革”中受迫害,身体很差,体重只有90多斤。任穷再次以国家利益为重,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任穷在七机部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期间,科研生产和群众生活一起抓,把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用落实政策、抓科研生产来平抑了派性,给知识分子增加了工资,为两地分居的上千户职工解决了工作调动。
同时,还把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医疗保健、食品供应、吃水住房、子女上学和就业等实际问题提上日程,一一给予解决。1978年春节,他用一周时间走访了七机部在内蒙古的各个单位。
当他要去距呼和浩特百余里之外的某基地看望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封山。他不顾自治区和当地领导同志的劝阻,坚持乘面包车前往。同年6月,任穷又去地处偏僻山区的川北基地考察,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太差,基地条件艰苦,水质也差,我坚持要同去照料。
他同意了,但要我自付机票费。在达县、万源,他谢绝住在条件较好的县级宾馆,坚持住在三线基地。6月23日,因饮食不适他腹泻一夜,高烧达40°C。幸亏有我在旁细心照料,病情才稳定下来。事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部门或地区的负责人要经常下基层,身体很重要。年纪大了会力不从心,因此干部一定要年轻化。
老骥伏枥,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由任穷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实现组织工作的拨乱反正,任穷日夜加班加点,病了还工作,发烧了就躺在床上听汇报。他规定批件不过夜,每天都要亲手批大量的文件和申诉历史遗留问题的信函,亲自接待来访,听取受害干部的申诉,和有关干部谈话,工作量相当大。
任穷和中组部的广大干部们为平反冤假错案花费了很大精力。经上报中央,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张闻天、李立三等逝去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给被关押的王光美发去释放回京的通知,给在外地的彭真等许多老同志都发去回京通知。
在抓紧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同时,中组部也把复查“文革”前遗留案件作为重点来抓。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错化右派的问题,任穷就态度鲜明地提出:“改正错化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都要改。”
那时,任穷带领中组部人员不分节假日地加紧工作,晚间办公大楼常是灯火通明。尽管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短时间内仍无法为大批老干部做出复查平反结论。他想到自己曾经背着错误的历史结论当部长的情况,果断提出:“对一部分同志先分配工作,后做复查平反结论。”这样一来,一大批戴着各式各样“帽子”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9年元旦春节期间,任穷多次到北京医院看望等待平反或分配工作的老干部。从一层到四层,他一间间病室地探望,许多老干部握着他的手流下热泪。他嘘寒问暖,谁有事情还没落实,他就记在本上,回来马上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老战友的遗属他始终牵挂在心,常去探望老战友的遗孀和孩子们。他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要为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活着,做更多的工作,关心他们的家人。逐渐地,春节看望老干部和遗孀形成了“制度”。
任穷在中组部和中顾委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提出,老同志要重国家的兴衰,轻个人的进退。1985年6月25日,76岁的任穷找到老战友王震,一起联名给中央写了封信:“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85年9月,任穷退居二线开始了中顾委的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
奉公为民,清正廉洁
任穷艰苦朴素,一生不收礼,不论礼品大小,对方是谁。几次拒绝之后,他工作的部门和社会上都知道了,就再也没人给他送礼了。他无论到哪里,从不接受请吃请喝,迎来送往。当年他离开二机部调赴东北局时,二机部部长刘杰要自己出钱为他饯行,被他谢绝。到了东北局也有人提出一起吃顿饭,他说:“咱们做工作不要吃这个饭,不要形成这样的风气。”下基层时,他严格要求按照出差规矩办,绝不允许大吃大喝。
新中国成立以来,任穷作为一个地区或单位的主管,前后分管的地区、部门多,调动资源的权力也大,但他却没有为家乡、亲属办过任何事。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没有权力违反原则办事。对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抱怨,他都默默承受。
从不请客的他所能做的,只是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家乡来的客人。他在世时,一直要求我每年都定期拿出一部分工资贴补家乡有困难的亲属,资助有困难的孩子们上学。他去世后,我尊重他的心愿,仍继续用我的工资补贴有困难的亲属。青少年,尤其是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他心中最记挂的。退休后,经他亲自联系,资助家乡建立起一座设施完善的希望小学。
任穷在不断变换的工作岗位上,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时间,和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出差在外,他常给我写信报平安。信虽短,却充满了对我和孩子们的关心惦念。任穷是位好父亲。对待子女,他从不娇惯,不给他们任何特权,让他们从小就没有优越感。
他也不训斥孩子,总以鼓励引导为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特别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德育情况,细心地保存着记录了他们升学、入团、入党情况的家信。任穷也是个好丈夫。他工作忙,压力大,也有急脾气。
但他从没对我红过脸,总是循循善诱。我文化程度不高,待人处世简单,他就常常从小事给我讲起,帮我提高。比如他告诉我出去不要夸人家的东西好,就是心里喜欢也不要夸,否则人家会给你送礼的。任穷处处以身作则,顾全大局,对我影响也很大。
他多次支持我把提职提薪的机会让给别人。1981年,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他任中组部部长,又支持我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一生坚守为国为民全身心地奉献,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我看着任穷闯过了一个个创业的难关,开辟了一片片的新领域,我能体会到他的艰辛与心中的甘甜。作为亲人,能和他一起,为国家奉献绵薄之力,我是幸福的。
最后的遗愿,无尽的怀念
任穷退休后,对自己的一生认真反思,用了3年的时间写了60万字的回忆录,把自己的历史实实在在地写了出来。他在回忆录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都多次检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尽管当年他是后上庐山的,讲的话也并不多。
任穷表示过去“左”的做法不能全怪某一个人,每个人都需要反思。在回忆录中,他也对在反右斗争中被打为“右派”或“右倾”的二机部员工诚恳道歉。任穷说,写完回忆录,了却了我一件心事,我在党和人民的抚育下做了哪些工作,犯了哪些错误,对党和人民有了一个交代。
任穷很早就开始关注并忧虑我国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东北时就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80年代他多次考察西部榆林等地区,查阅资料,向中央写报告,呼吁植树防沙,改善生态环境;呼吁治理大江大河,不要让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
1992年他得知自己患了帕金森综合症后,趁着脑子还清楚,写下遗嘱,再次呼吁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他在遗嘱中交待:“(我的)骨灰一部分在北京作为植树的肥料;另一部分送至河北省南宫作为栽树的肥料,以寄托我(对)抗日战争期间生死与共的冀南人民群众的深切思念。
我曾多次建议要积极防沙植树造林,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特别要抓紧长江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和三北防护林带的建设,这正符合我以上的心愿。”在家里,任穷以身作则,从小事做起。子女们受父母影响,不管去哪儿,都注意做到节约用水,人走灯灭。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病榻上的任穷是非常痛苦的,而他时刻牵挂的却是我。他一再叮嘱女儿们要照顾好妈妈。2005年1月6日,病逝的前两天,三女儿刚进病房,已经说不出话的他就双眼直直地盯着女儿,发出“啊啊”的声音。
他目光中深深的焦虑使女儿吃了一惊,一遍遍揣测地问道:“爸爸,你是要找医生吗?找护士吗?”他仍焦急地示意着。女儿突然悟到了父亲的心事,伏在他耳边安慰道:“爸爸,您是担心妈妈吧?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他的目光马上平静下来,安详地合上了双眼。1月8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任穷去世后,我本以为任穷一生低调,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他,了解他。但没想到,人民网上有3万多条留言。读着这些催人泪下的留言,我和孩子们都感动万分。在解放军305医院灵堂,当我的轮椅从海洋般的花圈中穿过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任穷啊,你一生不收礼,你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送给你这么多鲜花和花圈。这些留言和鲜花是人民群众送给你的最重最深的大礼,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真切更实在更珍贵呢!
1935年,同志们给我介绍任穷时,就告诉我:宋任穷是个好人,好干部。70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切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和任穷结为夫妻70年来,不管环境怎么变,他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70年相伴相随,他的离去带给我的痛苦是语言无法表诉的。任穷不仅仅是我的好伴侣,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用一生的言行为我和子女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能与这样的好人携手共度人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