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受刑】亲历者忆杨开慧死前曾受尽酷刑折磨?
核心内容：杨开慧受刑，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1957年,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称颂杨开慧烈士为“骄杨”,并向一位友人解释“骄杨”时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其后,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时“丧其元”,即“掉脑袋”的意思。日前,《毛泽东VS蒋介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书的老作家金振林,向记者披露了该书的一个章节。
被捕入狱:何键并未对杨开慧用重刑，1930年8月,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
是年10月24日晚上,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人并在板仓一带盯梢的密探余连珊领着何键武术训练班教官、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等60多个清乡队员,冲进了长沙县板仓的杨宅,将杨开慧和8岁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并用当时农村流行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一路吱吱呀呀地推向了长沙城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这一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
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6日回忆,当时,司禁湾陆军监狱署拘禁的人很多,而且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一天下晚将暮时,来了一个《晚晚报》的采访员大喊杨开慧的名字,“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是问了问杨开慧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她说:“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吗?”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采访员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杨开慧答:“我的话说完了。”
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老友章士钊、蔡元培等教授、名流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
号称“杀人魔王”的何键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并未在狱中对杨开慧施以重刑。“过去,有很多书里都写到杨开慧在狱中如何受尽折磨。其实,真相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回事。
何键‘优待’杨开慧,一是与章士钊等人的营救分不开,二是因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唯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劝降不了杨开慧,外部压力又很大,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通过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并叫嚣说:“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同时,本欲将杨开慧“斩首示众”的何键改为“枪决、暴尸三日”。
刑场就义:杨开慧身中两枪后又被补一枪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他管辖的特务营,几乎全是从他老家招来的兵。特务四连二排担任了枪杀杨开慧的任务。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肃杀。这天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不断地吹哨子,边发号施令:“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条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已写好了“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10个粗黑的大字。“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面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不久,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此时,杨开慧仍旧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给杨开慧松绑,然后,脱下杨开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
李琼拿着一张状子向杨开慧宣读,接着,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标子”上白纸黑字的“杨开慧”三字从上至下一笔勾下,随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了里屋。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行刑的队伍从位于教育坪的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时,特务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部黄包车,他们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杨开慧从容地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处较高的坟堆。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保云低着头也看了一眼杨开慧的尸身,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道:“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见此并没有半点怜悯,而是朝杨开慧举起了驳壳枪……
这一年,杨开慧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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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凛然道:“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陈玉英和杨开慧母子在监狱中被敌人分开关押。几天后,陈玉英被传讯到监狱的办公室,见到躺倒在墙角的杨开慧满身血迹,她便扑上前,抱着遍体鳞伤的杨开慧大哭起来。正在这时,小岸英也被敌人带了进来,他一见到妈妈被敌人打得浑身是血,立刻扑到妈妈的怀中放声大哭。杨开慧见到儿子,干裂的嘴唇动了动,两行热泪潸然而下。见到妈妈落泪,岸英伸出小手轻轻地为妈妈拭去脸上的泪珠……
在审讯的几天里杨开慧被严刑拷打,她咬紧牙关,表现得坚贞不屈,昂首怒目拷打她的刽子手。敌人见她什么也不招,恼羞成怒,再一次将她打得昏死过去……
11月12日,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的杨开慧,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脸色憔悴。在靠近牢房墙角的一张破席子上,杨开慧半睁着眼睛,神情显得异常痛苦。这时陈玉英也被囚在了与杨开慧母子同一间牢房里,她也被敌人打得浑身是伤,衣裳破碎。敌人要她同杨开慧做伴,目的是要她发现“意外”情况及时喊人。
这时候,小岸英依偎在妈妈的身旁,嘴里不停地轻轻呼唤着:“妈妈,妈妈……”
杨开慧痛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慢慢地睁开已显塌陷的眼睛,艰难地伸出颤抖的手臂,吃力地放在了儿子的头上。小岸英轻轻地抱着妈妈的手臂,见到妈妈的手臂上全是带着血痂的伤痕,便低了头用嘴轻轻吹抚妈妈的创伤,一边吹还一边说:“妈妈,疼吗?我给你吹吹……”
杨开慧苦涩地笑了一下,颤抖着开裂的嘴唇低声说:“伢子,记着!当个好男儿……当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跟着爸爸,为穷人……打天下……”
夜深沉,小岸英躺倒在妈妈和陈玉英的身子中间,依偎着妈妈身上的伤痕睡着了,小脸上还留着未干的泪痕。杨开慧疼惜地看着儿子,迷蒙中,她仿佛见到儿子变成了伟岸、高大的毛泽东,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毛泽东临走前的嘱托:“先回板仓吧,照看好三个孩子,坚持开展地下斗争……你要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接你们的。”
似醒非醒中,杨开慧喃喃地呓语:“来接我们,来接我们……”
11月14日凌晨,关押着杨开慧、毛岸英和陈玉英的牢房门被打开,四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走进来,上前拖起了遍体鳞伤的杨开慧。此时的杨开慧已无力支撑自己的身躯,她只是两眼依恋地望着儿子,脸上显露着凄楚的苦色,被军警拖架而起……
陈玉英拼命挣扎着扑向牢门:“你们不要杀她,不要杀她,要杀就杀我吧!杀我吧,我来替她……”
一名军警回身狠狠地踹了陈玉英一脚,吼道:“滚回去!”
这时候,杨开慧开始振作起来,面对死亡,她扭头大声对陈玉英说:“孙嫂,不要求他们!你带好岸英,带好三个伢子……”
岸英哭喊着扑向妈妈,也被军警用枪托打倒在地。杨开慧奋力抗争着,高喊:“岸英,好伢子,你一定要去找爸爸……”
在小岸英的哭喊声中,杨开慧被敌人凶狠地带出了牢房,最后一次被带进了监狱的办公室。
敌人最后一次诱供说:“何省长讲了,只要你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放了你!”
杨开慧凛然道:“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敌人被激怒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竟有如此的铮铮铁骨和钢铁般的意志。敌人无奈,只得下令将杨开慧带出监狱的铁门,带向了曙光微露的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那里,是反动派经常枪毙人的地方。
晨风中,朝阳下,杨开慧大义凛然,沾满了血迹的头发在她的脸上飘动着,又仿佛在召唤她昂首挺胸、慷慨赴死、奔向理想中的远方……
一声罪恶的枪响,结束了杨开慧的生命——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女儿,毛泽东的妻子、同志和亲密战友,就这样壮烈地牺牲在晨曦中,时年29岁。
就在杨开慧英勇就义的日子里,红一方面军正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在赣西新余地区集结,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应付敌人对红军的大规模“围剿”和红军实行战略退却的终点等问题——这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杨开慧和他三个孩子的任何一点消息,如果知道杨开慧还活在人世、并且被捕,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派人去营救,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他不知道,更不知道他心爱的妻子是在这时被敌人杀害在了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12月1日,红军主力全部由新余地区转移到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待机歼敌。
12月25日,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并作了重要的动员讲话。
会前,毛泽东为大会拟写了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大战就要开始了……
1930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向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反复说明了“慎重初战”和“初战必胜”的道理,要大家耐心待机,不要鲁莽从事,不要急于出战。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10万军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由北向南气势汹汹地向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猛扑过来,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龙冈境内。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毛泽东亲临作战前线,和朱德一起调动、指挥红军主力部队,把敌人引到龙冈山区,选择有利地形突然发起猛烈反击,一举歼灭敌军9000余人,并且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接着,红军又乘胜追击溃逃的敌军,在东韶一带歼敌半个师——两个战役仅用了5天时间,共歼敌1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他的失败,又调集了20万大军,一改上次“分进合击”的战法而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对苏区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
1931年5月16日至3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15天内由赣南向东横扫700里,势如破竹,连续取得5次战役的胜利,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6月,蒋介石趁红军苦战后未得休息,又纠集了30万军队,亲自担任总司令,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敌人重兵来犯,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进入7月,毛泽东、朱德开始调动、部署红军兵力,准备迎击蒋介石的亲自到来。
8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迂回作战,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军搞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蒋介石被红军打怕了,被迫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开始实行总撤退。
9月7日至15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迅速出击,连续取得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的胜利,结束了敌人重兵进犯的第三次“围剿”。
胜利了,又胜利了!根据地广大军民载歌载舞地欢庆胜利。由此,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英明、伟大、用兵如神的高大形象。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政治工作报告并致闭幕词。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中执委下设人民委员会,为共和国的行政机关,毛泽东又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从这时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的人就更多、更普遍了。
1931年3月30日,毛泽东提出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以战争开展时局的主张,被苏区中央局接受;毛泽东随即直接指挥东路军,包括红军一军团和五军团作战,于4月1日进抵长汀。
4月10日,毛泽东指挥东路军再次占领龙岩。
在县里忙着为红军筹粮筹款的贺子珍惦记着寄养在乡间的女儿,找到当时拜托的那位农家大嫂询问女儿的下落,得到的答复竟是“孩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贺子珍先是不相信,后来悲痛得泪流满面,骑上马狂奔不止,被毛泽东派人骑马强行追了回来。毛泽东也疼惜女儿的“下落不明”,悔恨当初没把女儿带在身边,但他还是宽慰贺子珍说:“不要难过了,战争年代就是这样,意想不到的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谁叫她的父母都是红军啊!”
“开慧之死,我毛泽之百身莫赎啊!”
毛岸龙早已在两年前因病死在了上海的广慈医院……
1931年4月20日,毛泽东指挥东路军占领漳州。
次日,毛泽东在漳州主持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次与敌军作战的行动计划。
会议进程中,毛泽东得到了派往长沙侦察敌情的人员送回来的确切消息:杨开慧已于1930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的郊外刑场,牺牲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和岸龙已经被地下党人转移去了上海……
惊闻噩耗,毛泽东止不住热泪纵横——他痛苦,他悲愤,他追悔,他懊恼,一连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合一下眼睛,他又一次严重地失眠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军情敌情、国事家事,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和长期战争环境的折磨,毛泽东竟一病不起。
中央决定毛泽东暂时离开部队到长汀老古井休养所去休息。在休养所,毛泽东凄楚地对守候在他身边的贺子珍说:“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赎啊!”
贺子珍是很敬仰杨开慧的,这时她也不由得垂泪说:“霞姐是我们党的好女儿,只是死得太惨了,我真想替她去死,换她回来……”
“莫讲傻话了!”毛泽东无可奈何地长叹说,“要革命,总会有牺牲……”
贺子珍则恨恨地说:“这个国民党政府,真是太残忍了!我们非要把他们打倒不可,不然人民永远没得好日子过!”
在休养所,毛泽东久久缅怀杨开慧生前的一切,挂念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连几天,毛泽东倚在竹床的床头一次又一次在纸上书写汉代的一首乐府民歌《上邪》,用以表达和抒发他对杨开慧的不尽思念: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932年6月,蒋介石又纠集了63万兵力,向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四次“围剿”。
7月,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提出建议:红军北上应先打敌人守备薄弱的乐安、宜黄等地,扫清北上的道路,打通与赣东北的联系,并且提出自己的病情已见好转,在这大战在即的紧要关头,他要求回到部队去。
7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连续两次提议毛泽东可以回到红军的队伍中来,并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
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并下达了展开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同时决定,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17日至2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连续攻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使中央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8月下旬,根据敌情变化,红一方面军最高军事会议改变计划,命令部队撤退到有利地形休整,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威胁南昌。双方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明显分歧。
进入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复电湘鄂西中央分局,指出湘鄂西红军应尽快摆脱困境,设法突出重围,集中力量趁机打击敌人,不要分散与持久硬打。然而,湘鄂西中央分局没有采纳毛泽东等人的这个正确意见,结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了严重损失。
9月13日至14日,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惊慌失措,连电苏区中央局告急求援。毛泽东等接到苏区中央局转来的电报后,复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果断、秘密、机动地各个击破敌人。然而张国焘并不贯彻这一指示,结果未能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9月26日,前方指挥机关根据形势变化,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意见,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为第四次反“围剿”规划出了实施作战的蓝图。这个训令,是毛泽东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9月29日、30日、10月1日,一连3天,苏区中央局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连电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坚决反对这个训令。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会议进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进行了极为激烈地指责和批评,同时号召对毛泽东进行“及时的残酷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会议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完全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再一次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还美其名曰“御敌于国门之外”,进而夺取中心城市,使远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蔓延。
这次会议,取消了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提出由周恩来实施战争总负责,暂留毛泽东在前线进行“助理”。但后来会议又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再回前方——这实际上是决定让毛泽东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只给毛泽东保留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一个职务。
会后,毛泽东心情郁闷地回到后方,在闽西汀州的福音医院养病。
1932年1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因是男孩,毛泽东便按前三个儿子名字的排序,取名毛岸红,意为生在“红色苏区”和“志在红军”,乳名“毛毛”。小毛毛长得端端正正,两只眼睛很大,额宽鼻直,很像毛泽东。在毛泽东遭排挤、受打击的日子里,毛岸红的降生给他们夫妻带来了些许的安慰和乐趣。
1933年1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客观上为蒋介石稳定时局创造了条件。蒋介石趁此机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更加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攻,致使抗日民主运动遭到很大挫折。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几乎全部遭到了敌人的破坏,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到中央根据地瑞金,同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局——这样一来,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开来;很快,“莫斯科的马列主义”便在中央苏区压倒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集中火力”的猛烈批判,凡是与毛泽东有联系的领导人,几乎都受到了牵连……
毛泽东住的地方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高朋满座了,登门的人日渐稀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别人,再也不和同志们多说话,除了贺子珍,他平常就与二弟毛泽民和钱希均①、三弟毛泽覃和贺怡②两家见见面。在这种境遇中,贺子珍总是鼓励毛泽东:“好好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是正确的,历史总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4月间,毛泽东拖着带病的身体住进了瑞金武阳山区的一个山洞,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而连累任何人。这是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山洞,里面既潮湿又阴暗,很难见到阳光。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洞里,毛泽东依然坚持着他的信仰,坚持着他的军事指导思想——在这样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山洞里,每天和毛泽东“做伴”的除了贺子珍之外,就是他们的儿子小毛毛了;
小毛毛生性活泼、可爱,由于年岁小,他不知道爸爸、妈妈此时所遭受的困难处境,只知道一心一意地围绕在爸爸、妈妈的身边,每天向爸爸、妈妈提出许多近似于天方夜谭的问题,时常引逗得爸爸、妈妈哭笑不得,这在心理上多少为毛泽东带来了不小的安慰……
毛泽东离开了他心爱的军队,心情十分郁闷,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恰在此时,他又从上海来的人口中得知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早已在两年前因病死在了上海的广慈医院,他的另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生死下落不明”——面对这一切,毛泽东欲哭无泪,郁闷的心情犹如雪上加霜,悲愤而痛苦。
见到爸爸总是满脸愁容的样子,不知就里的小毛毛似乎也察觉到大人的“不开心”,便“有意识”地讲一些大人“爱听”的话,引逗爸爸“开心”。每当这时,毛泽东便会把儿子搂在自己的怀抱中,用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的热量去温暖儿子幼小的心灵……
整整一个夏季,“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们导致了军事上的一败涂地,整个中央苏区已经变得不安宁了。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红军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敌人趁机步步紧逼,各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分子也缺少了推行他们主旨的底盘。
依然处在被排挤中的毛泽东,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情况多变的战场,他担心“左”倾领导者们抵御不了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