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父老沉痛缅怀李运昌将军
2008年10月24日,原冀东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李运昌将军,在北京逝世。老将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见证了百年中国不平凡历史的一生。在老人家乡冀东的山山水水间,至今都在流传着他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
想念
得知李运昌病逝的消息,周围很多人都禁不住内心的失落,很自然地想到早已定格在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形象。11月4日,记者分别联系了李运昌在北京和沧州的家人,所有的亲属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无比悲痛中。
“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亲人沉浸在悲痛中
11月4日上午,记者拨通北京李运昌将军家的电话得知,连日来的悲痛和劳累,其夫人刘树屏也病倒了,每天要去医院输液治疗。
当日下午4时多,刘树屏从医院回到家中,沉重的心情让老人感觉很难开口说话,“人都走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老人告诉记者,李老的后事遵照他的遗愿,已经处理完了。
同样,记者拨通李运昌继女刘杰锋的电话时,电话那一头便传来哽咽声,刘杰锋依然沉浸在父亲离去的悲痛中。通话中,刘杰锋几次禁不住哭出声。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她于11月3日晚回到了沧州的家中。
“丧事从简,遗体捐献”
刘杰锋与继父聚少离多,但一点不影响父亲在她心中的高大形象。她说,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最后的遗愿还是“丧事从简,遗体捐献”,不主张浪费,也不愿意给人带来麻烦。
4年多来,李运昌一直住在医院,直到今年10月24日病逝。到目前,正如李运昌“丧事从简”遗愿所要求的那样,丧事已经处理完毕,“没有追悼会,也不会有其他活动安排了,遗体已经火化了。”刘杰锋说,11月3日,母亲刘树屏率子女及父亲部分老战友的后代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后,后事就算结束了。
刘杰锋说,父亲住院期间,很多国家领导人和河北省内有关领导都探望过;父亲走后,很多人也去家里慰问。“这对我们家人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
刘杰锋介绍说,从父亲10月24日病逝到11月3日,之所以没有向外公布信息,就是担心信息公布之后,会惊动很多人,“那样想遵循父亲‘丧事从简’的遗愿都不易了。”
李运昌“遗体捐献”的遗愿在实际操作中颇费了一番周折。刘杰锋说,虽然家人都尊重老人的遗愿,但很多科研单位都没有接收像父亲这样一位革命功臣遗体的先例,将遗体捐献给科研单位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后来,考虑到父亲在北京医院住了4年多,医院为父亲付出了很多心血,遗体就捐献给了医院,医院做相关处理后,才进行了火化。”
重病中还不忘“战斗”
谈到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时,刘杰锋没有过多的语言:“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大公无私。”
刘杰锋说,父亲一生简朴,对别人也没有渴求什么。记得一次陪老人去唐山乐亭老家时,宾馆的工作人员问李老喜欢吃什么,让人意外的是,老人说,“那就酱炒鸡蛋、豆腐丝熬白菜吧。”
刘杰锋还说,平时闲下来时,父亲喜欢给大家讲述战争年代的事情,那段岁月也是他内心最深刻一段记忆。即使在病床上,也经常听到“打仗、向前冲”之类的话。
记忆
多少年过去了,河北人民很难忘记“李运昌”这个威震四方的名字。李运昌出身黄埔,在冀东成就了赫赫战功。可以说,李运昌是冀东人民浴血抗战的符号。建国以后,李运昌先后在公交战线、司法战线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耄耋之年,又以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的身份,为祖国统一大业孜孜不倦地工作。
过去的几年,本报曾几次与李运昌进行过面对面的交流。每每回忆起在冀东的那段岁月,老人十分激动。与老人的交流中,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革命老人的另一面。
2001年6月,在建党80周年之际,本报刊发《半个世纪的血肉情———“冀东司令员”李运昌的一件往事》,介绍了李运昌半个世纪寻找在向雾灵山东脉五指山转移过程中、为部队带路的“麻利嫂”以及“麻利嫂的”早产婴儿———“冰儿”的动人故事。2005年7月,抗日战争60年之际,本报记者再次到北京探访了李运昌,刊发《李运昌60年牵念冀东人民》,李运昌对家乡人的热情和惦念,让人十分感动。
老将军不平凡的一生
李运昌,河北省乐亭县木瓜口村人。1924年7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李运昌等青年被中共乐亭县委选送苏联学习。而他到北京找到李大钊后,因去苏联的轮船已开走,他被李大钊派去考广州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员,1926年秋毕业。也可以说,李大钊亲自把他引上了为之奉献一生的革命道路。
1937年5月,李运昌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党代表会议后,曾一度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指令他由省委回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1938年5月,京东、冀热边两特委合并,他为中分会主任。冀东抗日暴动时,任抗日联军副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
1938年7月6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大暴动首先从滦县爆发。整个冀东地区近20万人揭竿而起,反对日伪的残暴统治。李运昌所部曾发展到四五万人,主要活动在中共组织基础较强的蓟县、遵化、丰润、迁安、兴隆、滦县、乐亭、昌黎、卢龙、抚宁、三河、平谷、密云、顺义、通县等地以及唐山矿区。
同年10月,部队西撤受挫后,率余部返回冀东东部,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先后任冀东军分区司令员和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是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5年至1948年,李运昌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副总司令、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委员、热河省委书记兼热河省政府主席、冀察热辽军区副总司令、冀察热辽行政办事处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故事
将军已逝,但在其的戎马生涯里发生在兴隆县群山间那些传奇,“冰儿”与将军爷爷的故事,两个家庭深厚的情谊,67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仍在坊间广为流传。
将军有位深山里的孙子
11月4日,初冬的阳光照耀着兴隆县北营房镇荒地沟村的整条山沟。“荒地”这个名字缘起何时,我们已无法考证,但如今遍布山坡和山路两旁成行尚未成材的树木,似乎可以让人联想起多年前的种种。
荒地村分有数个村民小组,大多以姓氏分散于周边的群山间。在镇里一个出租车师傅的带领下,记者开始了寻找李运昌将军一直牵挂的“孙子”———“冰儿”的家。
“我们昨天看电视了,知道李运昌将军去世了,大家都很难过。”出租车师傅指了指周围的群山说,“这里曾经是李运昌战斗过的地方。”听说记者要去“冰儿”家,出租车师傅显得很热情。他说,“冰儿”这个名字是在一次战斗中,李运昌将军为在救援冀东军分区机关转移过程中,出生在冰面上的一位孩子起的,“‘冰儿’的故事,大家伙都知道。
”可能是大家大都津津乐道于故事本身,而忘了“冰儿”这个主人公的缘故吧,一路上在询问路人数次后,记者才在距离沟口十多华里路的一个半山腰上见到了“冰儿”。
“爷爷”叮嘱后辈一定要联系
“冰儿”,这样一个名字容易让人把它与一位聪明伶俐的孩子联系到一起,但岁月荏苒,当年在冰面上出生的娃娃如今已是一位满面沧桑的老人。“冰儿”的名字叫朱海清,今年已经67岁。记者见到他时,老人正在家门外一处不大的平地上站着发呆。
“我昨天刚从北京回来,参加了爷爷的遗体火化仪式。”在一顶灰色帽子下,老人那黝黑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老人说,10月24日李运昌去世当天,他就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我每年都会去北京看他,提些绿豆、玉米面什么的。这两年他一直在治病。”朱海清说,虽然自己住在这个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山沟里,但李运昌将军的信息从未中断过。
在火化仪式上,朱海清匆匆见了一面李运昌的家人。“人太多了。但爷爷在病中曾和他的儿女们说,如果他走了,一定要保持与我们家的联系,不能把这条路断了。”朱海清说,以后只要身体允许,他还会抽空去北京看看。
出生在冰面上的婴儿
“冰儿”与将军爷爷的故事,之所以久久让人传颂,让两个家庭保持着如此深厚的情谊,就不能不回忆发生在67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943年1月21日傍晚,大雪纷飞。正在兴隆县五指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组织“无人区”对敌斗争的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在五指山东麓达岭村处理完事务后,准备动身追赶大部队时,突然接到鸡毛信称:敌人已探知李运昌的行踪,7000多日伪军突然包抄,已堵住所有下山路口。
一时间,近300人的军区首脑机关陷入危急之间。要保存实力,只能向五指山背后转移,再通过高山密林向无凤楼根据地穿插。突围只有一条险路,唯一能带军区机关突围的“冰儿”的父亲———地下交通员朱殿昆连夜送信未归(后来得知,朱殿昆在执行任务中惨遭日本鬼子毒手)。
情急之下,一位小脚农家妇女匆匆赶到,说她可以带路。望着眼前这位20多岁、肚子已明显大起来的农妇,李运昌有些犹豫。妇女说:“我跟男人砍柴从那石砬子上爬上去过,知道路。咱山里人体格壮,放心走吧!”这个妇女就是“冰儿”的母亲,人称“麻利嫂”的张翠屏。
天黑雪大,坡陡路滑,追兵紧逼。张翠屏拖着沉重的身子,机敏地带着队伍翻山跃岭,艰难地穿越了原始灌木林,来到了只有张翠屏夫妇知道的山缝小路大石崖下,数十丈高的峭壁挡住了去路。此时,张翠屏把自己的绑腿和战士们的绑腿接成一条绳索,然后只身攀岩而上,把绳索的一头系在树上,一头扔下峭壁。300多名指战员拽着绑腿接成的绳索攀上崖顶,翻越了鬼门关,大批日伪军被远远地抛在了山那边。
越过50里的分水岭,在横越黑河冰川时,张翠屏“哎哟”一声倒在冰上,对大家说:“兄弟们离我远些。”不一会儿,一阵婴儿啼哭声打破寂静的夜幕。战士们赶紧围起挡风墙。张翠屏一口咬断脐带,大家脱下大衣忙包裹起婴儿。等部队转移到五凤楼游击根据地附近的一个村庄时,李运昌在看望这对母子时说:“是个小子,又在冰上降生,就叫冰儿吧!”
在随后的岁月里,张翠屏再也没有见到过李运昌。但几十年来,李运昌一直惦记着挽救了冀东军分区机关的张翠屏和她的儿子冰儿。1949年秋天,当时的热河省在承德召开老区代表会议,时任热河省长的李运昌委托那次突围中唯一随部队行动的地方干部王佐民帮助查找母子俩的下落,但未有音讯。
其后,几经周折,直到1988年,在查遍了兴隆县十几个“冰儿”、“雪儿”、“雾儿”之后,李运昌终于见到了冰儿,得知张翠屏已在1982年因病去世了。
在自己的家里,朱海清拿出了2007年河北省相关部门为张翠屏颁发的“河北省爱国拥军十大杰出人物”的奖牌和证书,他说这是对母亲的肯定。
将军名字将被刻在烈士陵园
2005年,李运昌将军在谈到在兴隆县战斗的那段历史时说:“我们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成功,这些对我个人绝对不说明什么,倒是地方的党组织和雾灵山下、冀东平原大地的父老乡亲和全国人民成全了我,成全了冀东部队,成全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
李运昌共在承德工作12年,在这12年里,他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直到他年逾百岁时,他仍时刻牵挂承德和兴隆县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为了表示对李运昌将军的敬意,记者从兴隆县相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李运昌将军的名字将被刻在建成不久的兴隆县烈士陵园当中。
踏访
李运昌将军逝世,乐亭县胡坨镇木瓜口村笼罩在一片悲痛中。因为,在这个小小村落里,留有老将军的早年影像,留有他最深的挂牵。昨日,在李运昌老将军的故居,记者与老将军的后人一同回忆,一同缅怀。
老房子的记忆
在木瓜口村,一听说寻找李运昌将军后人,村民都主动亲切地为记者领路。当记者站在一户院落前,准备敲门时,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是找我们的吧。”眼前的这位阿姨,正是李运昌的孙媳妇岳静英。“我家就是我二爷的家啊。”岳静英的丈夫李栖贵是李运昌叔伯大哥家的孙子,也是李运昌将军在木瓜口村最近的后人。
走进院子,岳静英指着东侧的一间房子说,那就是李运昌二爷的家。“这房子的这一半是我二爷的,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就是为了给二爷守着这老房子。”听着岳静英的介绍,记者踏进了李运昌的房间,房门上方是一幅旧画。“我二爷就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岳静英说。
对面的屋子,就是岳静英与李栖贵夫妇俩的房间,墙上最醒目的地方是一张李运昌夫妇与小儿子、孙女的合影。“我们刚刚知道二爷去世了,心里很难受。”岳静英看着照片中的二爷伤感地说。对于二爷投身革命的记忆,李栖贵与岳静英夫妻大多是从奶奶的讲述中知道的。说起儿时对二爷回乡时的印象,李栖贵说,就是大英雄。
晚辈眼里的二爷
“二爷绝对是一心为公的人,没有一点私利。”十几年前,我们家有人去北京看望二爷,本想让二爷“指点”一下,却受了一番教育。“二爷知道我弟弟是做买卖的,就给了我弟弟一份报纸,还说,‘好好学习学习吧,别偷税漏税啊。
’一句话,让我们谁也没敢开口,就拿着这份报纸回了乐亭。”岳静英说起这件事,虽然有些不理解,还是对二爷的做法很敬重。“二爷不为家人徇私,但为了公家却毫不含糊。”岳静英说,上个世纪60年代初,乐亭发了一次水,知道老乡的生活艰难后,二爷让公社免交了公粮。
至今,岳静英还记得二爷多年前回乡时声如洪钟的话语:“今年年头怎么样啊,大家一定搞好生产,好好干,多打粮食。”如今,岳静英一直精心打理着二爷的老房子,1976年的大地震老房子塌了,夫妻俩按照原样翻盖了房子。“二爷说过,要好好照顾这房子,这是他留在这里唯一的东西。”岳静英哀伤地说,如今二爷过世了,他们将继续守着这房子,也是对二爷的纪念。
乡亲心里的将军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播出李运昌将军逝世的消息后,木瓜口四村的村民纷纷相互转告,并陷入了深深的怀念中。
“李运昌将军是我们村里的骄傲,他的逝世我们都感到很悲痛。”现任木瓜口四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启生说,李运昌将军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老革命,村里很多人受他影响而投身革命。
“为了给我们村留下更深远的记忆,本想把老将军的革命历史整理出来,可还没来得及开始,老人就匆匆离开了,我感到非常遗憾。”李启生说,将来村里会对老将军的革命历史进行梳理,让村里的年轻人都永远铭记老将军,也是对老将军最好的缅怀。
推动建设大钊纪念馆
今年76岁的原乐亭县文联副主席何宗禹回忆起李老充满了敬仰。1984年,何宗禹写就了李大钊研究的一本专著,想请李运昌将军写序。“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作家,跟李老没有什么来往,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李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而后,李将军还多次为何宗禹的红色专著写过序言。在多次交往中,何宗禹感觉到,李将军对人非常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官架子,非常热情,也非常支持家乡人的事业。何宗禹体会最深的,还有李运昌对李大钊精神的宣传,“‘大钊纪念馆’的修建,李运昌是倡议者,并为纪念馆的最终落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