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新闻调查 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出镜记者柴静
后悔在约见柴静前没有看到她的文字,那样在倾听她的谈话、注视她的眼睛时,会多一点理解。因为文字里那个更敏感、更精致的她,是《新闻调查》镜头里隐约可以看见,却始终节制着、不露声色的另一个柴静。两个她,若即若离,又彼此成全。
那是她4年前出版的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现在的柴静不同了:"以前,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2000年接近25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
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2003年,柴静到了《新闻调查》。她说,每天上办公楼,路过别的栏目组时,她都要庆幸一遍:"哦,我在《新闻调查》。"她知道,调查对于中国记者而言,是难得的平台、真切的挑战。"它让我能够踏实地站在中国大地上,看到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我曾接触的地方台同行常对我说,你们中央台的主持人喜欢坐在演播室里空洞地讲说民主、法治。其实,它们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是复杂而又具体的。"
"的确,演播室对我而言并不合适。它看不到现场的鲜活,却要求在并不清楚现场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评价它。这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是吃力的事情。要成为一个好的演播室主持,好的记者,必须有足够的现场历练。而当我到了调查,才感觉像螺丝卡进了螺母,契合。"
契合是可堪珍惜的奢侈。所以,当孙玉胜离开的时候,柴静对这名德高望重的电视人说:"我想我会在调查做十年。其实,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许十年的时间都不够。"这位以《十年》为书名总结自己电视生涯的昔日领导说:"当下中国的新闻资源极大丰富,是记者的黄金时代,之前没有,之后可能也不会有,足可以做十年。"
这样交付了自己十年的青春,且心甘情愿,大概就是柴静说的"我没有把记者仅当作一个职业,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不断寻找生命的可能性。"
是的,如果不是这个被柴静称作自己生命驱动力的东西,她不会在18岁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在湖南电台做一档叫《夜色温柔》的节目,也不会在拥有众多灵魂交通的忠实听众的时候绝决地辞职,只身到北京广播学院读书。她曾这样记录那段路程:"这份(电台的)工作让一个女性增添一些内省的气质。
""在我还没有准确地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会彻底厌倦毫无新意,毫无思索冲动的日子之前,直觉已帮助我作出正确选择。""我辞职去往北京---跻身于这方寸之地,精神上紧紧跟随这时代最先锋有力的层面。一时觉得可望项背,一时又觉得分外遥远。这挑战可化解一切人生寂寥。"
或许就是当她自省"沉溺于一己悲喜,疏于与世界交接"的时候,产生了拓展自己的欲望;而新闻调查,就是可以化解一切寂寥的挑战,因为它绝不会是"毫无新意、毫无思索冲动"的。
"我时常觉得,新闻是发生的事实,可有时候却比戏剧更戏剧化。冲突、典型人物、情感、张力、未知……异常丰富和具探险性。这些都让我感到兴奋,能够满足我内心好奇、欲知的欲望。就像'非典'时期,即便我不去做节目,也会带上DV走上大街记录当时的情形和人们。""欲望",像"内省"一样,是柴静的常用词。
"当未知变为已知,获得的是什么?"我问。
"一种认识。"没有犹豫,她就答了,"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做展板,每个记者都要写句话,我写的是:我们所能调查到的真相,取决于我们对人和世界的认识。"
好奇只是本质的起点,仅仅靠它,是走不远的。这一点,柴静清楚。
"越做调查,越感到探索事物真相的不易。所谓真相,就是事物的本质。事件摆在记者面前,由你决定记录什么、怎么解释,这是非常重的一种职业责任。你必须把事情放到一定的坐标系里去考量,它不是一个年轻人看世界的单一的眼光,而需要具备深厚的认识能力。这是我慢慢地、最终觉得有乐趣的地方。调查的魅力就在于不是简单的泾渭分明、善恶清晰,而是穿过表面,拨开迷雾、向事物的本质不停地探索,能走多远走多远。"
我问,这眼光是客观公正吗?
"客观公正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每一次做节目,我都会问自己做到这一点了吗?但最后还是觉得,那只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客观公正是我的一个准则,它体现在展示事件的过程中,体现在细节里,尤其体现在如何对待有争议或者可能是'负面'的人物上。"
"我有过失误。在时空连线的时候,我做过一期节目《飞越的界限》,采访因飞越长城失败而丧生的那个人的教练和队友。有网友看过节目后评论: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还有专栏作者说'柴静在采访中语带嘲讽,步步为营'。《新闻调查》的一期节目《事故的背后》播出后,也有领导善意地提醒我,有的问题太过尖刻,置人死地。"
"事后我调出带子来看,发现我的坐姿、带嘲讽的微笑和不信任的眼神都传达了许多信息,这是我当时没意识到的。记得新闻中心的一个领导曾恳切地对我说:一个好的记者的态度,不是质疑,而是疑问。"
"是的,记者没有权力强迫别人回答你的问题,也没有权力用那样的语气和神情对待别人。有些问题我必须得问,必须要让他(她)面对,但问的分寸,需要把握。"
"既冷静又保持关切,之后我尽量这样去做。许多事不是表面那么简单,那么善恶分明,不是义愤地指责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些在开始排斥、甚至有可能打击我们的人,也要给他(她)说话的机会。"
她拿起刚刚收到的一封信,三明市残联的负责人寄来的她俩的合影,说:"你不会想到她是我节目中最负面的一个角色吧?之前有十几拨记者采访过她,总是开始就质问,对这起医疗事故,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她说,我是惟一愿意听她说话、听她的解释和苦衷的人。
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流泪。在我的另一期节目《张润栓的年关》里,一些可能被认为是负面的人物在接受完采访之后甚至弄不清我的来意。因为我听了他的苦衷,问了想问的问题,之后又折回来,有一定的舒缓。对于他们的权利,我也要尊重。"
"记者的怀疑,不仅仅是针对强势的,对弱势的人们,也要有一个合理怀疑。不是每个人说的话都是可信的。他(她)都可能带有自己的局限。总之,记者有自己的界限,而在界线之内,可以探索。"
她的"探索"曾引起争议。比如在《双城的创伤》那期节目里,她的情绪流露,她不由自主蹲下身子擦拭被访孩子的泪水,她趴在桌上贴近被访孩子的问话等等,都遭到质疑:记者的立场哪去了?
她说,也有朋友提醒过她,过于沉浸,容易让自己的感情夸张和变形。她承认,也吸取,但她没有放弃探索。她讲起了不久前的另一次采访:"一个报考音乐学院的孩子,因为种种原因而落榜,我对他的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他始终坚持自己是最好的,如果这一次不被录取,他就放弃心爱的二胡。
在采访将结束的时候,我对他说:'我同意你的说法,真正的考试是通往内心的。让我们忘了这场考试吧!如果愿意,你可以在镜头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音乐吗?'那个孩子说好,拿起二胡,拉起了他参考的曲目《蓝花花》。
琴弦响起的时候,我问自己:此时的我是一个记者吗?这和新闻事实有关吗?但那是我。做电台的时候,我会这么说;在湖南卫视做《新青年》的时候,我会这么说;现在做《新闻调查》,我还是这么说。我就是想告诉这个孩子,艺术不是十几个考官的一纸分数能够决定的,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打动人,实在不必如此轻易地放弃音乐。"
想起,网上有柴静一直的听众,写下过这样的话给她:"有些东西,时间是难以改变的。"是的,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背叛,而是坚持。她坚持自己的思考,珍惜自己的创造,因此带着自己的烙印:
"我的提问不是为了让观众佩服或者大吃一惊,我希望的最好的状态是忘了我是一个记者,我的对话是自然流淌的,没有矫饰。技能只是工具。"这或许是为什么《新闻调查》里她的采访的确不是环环相扣、精心编织,而相对随意的原因。
"新闻的一面是刚性,它可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锐利;而新闻的另一面,情感的,内在的,心灵的部分,则应该是柔性,也可以越来越饱满。这本身一点都不冲突。如果两端都充分发展,那么整个调查对我而言就是最美好的,现在的我就沉浸在这美好里。在揭开黑幕的同时,又揭开人的心灵,窥见灵魂,这不是其他的职业、其他的栏目可以做到的。"
"面对黑暗,会不会难以承受?面对有些'死魂灵'会不会失望?"我问。
"不会。越是黑暗的地方,越是能看到闪光的东西,那是情怀和人性的力量。它让我更肯定人生,肯定人性。甚至,是一种治疗。在《阿文的噩梦》里有赵世龙那样的记者,在《无罪的代价》里有坚持原则的检察长。在黑暗面前,他们的力量让我肃然起敬。"
对从前的自己,柴静用"挺文艺的"形容,其实有些东西是会一直留存的。
她还会像以前一样敏锐地感知一切:"每天走在路上,风吹过来,对面的人看过来,都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过程。如果你不敏感,不善于思考,你可能就会错过。"
她认为工作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个人的生活。它可能是每日的阅读、睡前的漫画、反复看过的电影、从做电台开始聆听至今的音乐、身边大多来自外省的朋友……也可能,是旅行的美丽。她说,年初到欧洲,当车沿着阿尔卑斯山缓行的时候,她感到自由,享受孤独。
她说还是会提起笔,像从前一样写东西。同事们打趣说她"调查的'井喷'期还没过去",现在一个劲地想一期一期地做节目。也许等"井喷"过去了,她就可以平缓些,进行些梳理和总结了。她希望,那时的文字能更无愧于心。
她也还是不愿意强调自己的未来。所以她没有设想过,做了十年调查以后的自己会怎样,她希望那是她今天不可能预见的。
柴静,从"文艺"走向新闻。她的出现,给《新闻调查》增添了新的气息。不是新闻专业的她,尝试着自己的探索,姿态英勇。也许,这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构,尽管可能只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可谁又能说这尝试不会是有益的呢?尽管任何尝试都伴着风险。
她的听众嘱咐过她:"无论你的眼睛看到多少的不公正、苦难和混乱,请你一定保持清澈,因为我们在看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