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祥京:抗日名将宋希濂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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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宋希濂先生于1993年2月1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今

宋希濂先生于1993年2月1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年,网友们围绕张灵甫将军是否够“抗日名将”的资格充分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共识网也有作者发表了重磅文章,以充分的抗战史实记述了张将军的抗战经历。有争论是好事,辩则明,不辩则暗,“百家争鸣”更体现了国家宪法中的言论自由精神与文责自负的法律通则。

中国国民革命军无疑是国家的军队,自国民政府承认延安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后,延安也无条件地接受了“招安”,名称也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中华民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红军也改编到国民革命军旗下,成为八路军、新四军。除了伪军,他们都是抗日的队伍,从士兵到将军,都是英雄。

不幸的内战,“陕甘宁边区”即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兄弟残杀又开始了。中华民族苦难深重。

我们拒绝歌颂内战,只点赞抗战将士。

家父谢晋生与宋希濂将军仍患难之交,情谊深厚。他们都是黄埔学子,有志不在年高 ,比家父小4岁的宋希濂为第一期生,谢晋生是第四期,宋希濂的胞兄宋仁楚比其弟年龄还大了一轮,大十二岁的兄长宋仁楚还是黄埔第五期的呢。

读黄埔军校,年龄并不严格,进了黄埔,皆为校友。奇就奇在,家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与宋氏俩兄弟换了金兰谱,成了拜把兄弟。在宋氏家族的几个弟兄中,宋仁楚是当仁不让的大哥大,若论军旅生涯,多年来还多亏老弟宋希濂关照。

说到宋总司令与我父亲,情同手足。在今天,仍可称“哥们义气”。

1933年秋,宋希濂调升第三十六师师长,驻防江西抚州,并兼抚州警备司令。11月20日“十九路军闽变”,宋率部由赣东间道入闽平乱,恰巧家父正好在福建莆田任保安团政委,宋仁楚则是刚刚到任的莆田县县长。22日夜间,枪声大作,作为兄弟的宋希濂,毫无情面的包围了莆田县城,然而又网开一面,留了一条空隙,让我父亲带领十几个随从逃过一劫。

随后,十九路军将领都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通缉。家父谢晋生东躲西藏……

1935年春,宋调戍京沪一带,构筑国防工事;翌年冬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经过多方斡旋,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宋希濂率师入陕,兼任西安警备司令。在宋未入西安之前,我父亲恰巧又担任了西北军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代理营长,担任西安城防任务。

不是冤家不对头,何况还是一对“兄弟冤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开始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打响,宋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壮志,率部日夜兼程,从西安开赴上海会战。宋希濂还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等大战役,战功卓著。

1937、1938年,家父谢晋生任五二九旅参谋长兼一零五七团团长奔赴河北保定、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忻口战役,九死一生。

1941年11月宋希濂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2年,滇缅战争打响,他们兄弟又走到一起了,血肉抗战,兄弟情缘,他们为捍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而战!

1949年3月,我父亲谢晋生由昆明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调回长沙,任湖南军区司令部少将高参,被宋希濂胞兄宋仁楚邀请一同去湖北宜昌策动宋希濂起义,家父岂敢开口劝降,仅为大哥宋仁楚作伴而已,还没出声就被被宋希濂任命为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部高参,兼任“鄂西兵要地理视察组组长”。此时,宋司令缺的就是人。

宋仁楚劝说宋希濂:国兵党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正杰。

宋希濂回答:国民党腐败我何尝不清楚?但我杀身成仁也不能背叛校长呵,你还是助助裔熊兄(谢晋生字号)吧。

宋兄与谢晋生自知理亏,趁去视察之机,改道溜回了长沙。

因家父谢晋生与中共地下党交情源远流长,不到两个月,他又被肖劲光邀请与宋仁楚、刘公武等人再赴湖北当说客,走了一半路,因桥梁被毁坏,只能打道回府。宋希濂是一个性情中人,特讲义气,曾经为营救被捕的一期好友陈庚,使尽浑身解数,联系好几十名同学签名,硬逼蒋委员长把陈庚放了。

或许这也是中共对宋希濂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宋希濂豪爽大方,家父任第十一集团军“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第一纵队司令时,他一次就拨给家父10万银元作特支费用,他清楚谢司令也是大手大脚大开支习惯了。

实际上家父的钱也花在抗战之上,一号召,就有几百“农民工”前来助阵,扒雪道、运军粮、背弹药,天寒地冻,很辛苦。老百姓也要生活,决不能亏待乡亲们,出勤者一律赏银两。

宋希濂,字荫国,1907年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在乡读私塾和小学,1921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开始接触孙文学说,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

1923年冬,宋希濂考取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所办陆军讲武学校, 1924年宋希濂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春参加军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东征凯旋,升任副连长、连长,随军参加讨伐滇桂叛军之役。1926年随蒋介石参加北伐。任新编第21师营长,作战表现出色。

1931年冬,因在中原大战中战功卓著,升任该军第1师第2旅少将旅长,驻防南京。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宋希濂任87师261旅旅长,后奉87师师长张治中命,率部入沪参战,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淞沪战役结束,升任87师副师长。

1933年,调宋为第36师师长,开赴江西抚州,兼抚州警备司令,参加对中共苏区的围剿。同年11月,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联共反蒋抗日,宋希濂奉令随卫立煌到福建讨伐,因作战有功,36师受蒋介石的通电嘉奖。

1936年,“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宋部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进驻西安,任西安警备司令。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当晚,接令移师上海,抗击日寇。其升任78军军长兼36师师长,移防苏州﹔后率部退守南京。南京失守后,调任荣誉第1师师长,驻湖南浏阳。

1938年调任驻防河南省的71军军长,参加对日作战。在保卫武汉的会战中,曾重创日军,71军因此受到嘉奖,宋希濂获华胄荣誉奖和奖状。1939年接着,兼任第34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0年任重庆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

1941年11月调升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1942年5月,日军企图进占滇西,宋在怒江边成功地阻截了日军。后又率部参加滇西反攻之役。

1945年初,滇西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在胜利会师。

1946年3月,西北行辕成立,调兼参谋长。10月,任新疆省警备司令,仍兼第九分校主任。11月至兰州,代理西北行辕主任。

1947年3月14日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1948年8月,宋被调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交给他阻止共军西进四川及湘西的重任,驻湖北沙市。

1949年2月1日升任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兼第14兵团司令官、第14编练司令部司令官。

1949年,11月26日上午,宋希濂亲自带领一个纵队准备经綦江等地到高店场与其他两路汇合。可是,这时宜宾的郭汝瑰部已向解放军投诚。他感到处境非常危险,便集中一百多名将校级军官训话,说:“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已是很有限!

就目前的处境而论,坦率地对大家讲,是十分艰苦,甚至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生命,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

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于是,率部沿岷江向西北方向转移。12月19日,宋希濂刚渡过大渡河,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他抽出手枪准备自杀,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正在这时,解放军也冲了过来……

抗日名将宋希濂就此被共军俘虏。从此,宋希濂被“战犯”、被“特赦”、被“安置”、被“代表”,被“吹捧”,一个“被”字,延伸无极限。

实际上,宋希濂将军至1959年12月,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1961年,宋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同年,与易吟先结婚。1964年,全国政协特邀宋希濂等6人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相继当选为第五届、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宋希濂赴美探亲,在美国与久别的子女团聚。

宋希濂成了全国政协的“老资格”。1983年,宋希濂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次年2月1日,他同在美国居住的蔡文治、李默庵及在美国探亲的侯镜如成立了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并发表《宣言》。《宣言》中说:“回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切盼我全体军校同学及其家属奋发参加促进中国统一运动。”

这个“宣言”发表两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文指责“宋希濂等甘为中共鹰犬”。为此,台湾政论界人士李敖遍查国民党文件中有关“宋希濂的记录”,发现“满篇都是‘黄埔之光’甘为‘中国’(国民党)鹰犬”的记载后,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鹰犬将军》的文章,发表在《北美日报》上,评价了宋希濂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经历。

该报还特加按语说:“宋希濂将军在垂暮之年,身在美国,远离国共两党,但因屡展出面呼吁祖国统一大业而为人争议。这里被争议的焦点是宋将军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显然宋将军选择的是前者。”

应该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还是应该效忠于政党?甚至效忠于领袖个人?

李敖只有这一句才像人话。因为笔者历来鄙视李敖。

上面的问号,让台湾海峡两岸的执政者来回答,才会有共识。

宋希濂不是完人。“鹰犬将军”走了,但愿少点遗憾。

在滇缅战场,宋希濂将军一直是家父的长官,为了纪念宋伯伯,我在《滇康缅纵队》一书中,重点有一章就是介绍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坚守怒江,力挽狂澜,阻敌于怒江之西,保卫了昆明,保卫了重庆……现将该文附上:

五月的滇西,阴沉的天气,浓淡不一的云,在两边山崖上游荡,更显怒江大峡谷的幽深,神秘。

惠通桥是跨越怒江天堑的唯一主桥,沿江渡口极少,这也是怒江的特色之一。渡口的设立,需要不少地理条件,滩平水缓的地方才适合摆渡,峡谷流域想找几处好滩头实在不易。

1942年5月2日,幽灵般的日军,由缅甸入侵滇西,速度之快,势如破竹,先后占领畹町、芒市,沿滇缅公路向龙陵挺进,逼近怒江。

日军过了畹町之后,向东挺进,妄图突破怒江,乘势强占保山。

此时的滇缅路上,更加慌乱不已。由于通讯不畅,消息闭塞,恶狼聚到门前人们还没有知觉,保山城内仍像往常一样平和。远离保山的昆明,阴云密布,备战状态却比保山严肃。大多数民众不想出门而躲在室内,时刻当心敌机轰炸。

5月3日上午,宋希濂在昆明行营接到蒋介石急电:

“火速调部,疾进滇西,堵截日军”。

实际上,早在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偕军令部次长林蔚(远征军参谋团团长)飞往腊戍与英军总司令魏菲尔将军会晤,返程飞机捎回林蔚写给宋希濂的一封亲启信,说蒋委员长要宋希濂担任入缅军的总指挥,要他心中有底,密作准备。

可在3月4日,蒋由腊戍飞回昆明情况又变了,计划不如变化。蒋委员长要宋希濂仍然留在昆明待命,委员长估计缅甸之战必然艰难,不留一点后路是不行的,这只能为下策。不过这一后手留得还真好,战局的发展证明了蒋留这一手还是很有必要。

宋希濂将军的确还是蒋委员长手中的一张王牌。

出征不到两个月,缅甸战局恶化,战况急转直下。

“缅战沙场碎铁衣,滇西已合数重围”。

5月3日下午宋希濂接蒋委员长急电:

“迅即行动,务必坚守怒江防线。”

5月4日深夜,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熟睡的宋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这个电话仍是蒋委员长的急电。宋希濂从委员长传递的信息中,得知腊戍失守,国门洞开,战局如此急转,他顿时感到委员长和自己都没有安稳之夜可以酣睡了。

具有雄才大略的宋将军此时也紧张了。他放下委座的电话后,立即要接线员接通了第36师李志鹏师长的电话。因为只有这支部队驻扎在祥云,这是离保山最近的部队了,宋希濂明白远水救不了近火。他连夜进行了军事部署,急令先头部队第36师乘汽车从祥云昼夜兼程开赴怒江前线。

宋希濂又连夜赶到滇缅公路运输总局,叫醒睡觉的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命令他们:“连夜组织运兵车辆,军令如山倒,不管军车民车,全部拉上来运兵,凡不出车的一律按军法从事!”

当夜,一支上百辆的杂牌车队满载着士兵从昆明等地出发了。

5月5日,天刚蒙蒙亮,晨雾还在江面飘荡,震耳的轰鸣声就传来了,那是日军的飞机飞临滇缅路上空。在日机的掩护下,日军车队向东挺进,惠通桥近在咫尺。

第36师106团一夜疾行,于5月5日上午10时左右赶到惠通桥东岸。带队人是李志鹏师长。一师之长,身先士卒不值得吹嘘,救援需要及时。但是,106团还是晚到了一步,部分乘皮筏艇渡江之敌,已经占居东岸高地。公路上,路沟旁,横七竖八地躺着守桥士兵,血迹斑斑,硝烟还未散尽,大多已经牺牲。

就在5月5日早晨,为防日军轻易攻过怒江,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中将受命作好了炸断惠通桥的一切准备,并组织爆破专家查验预埋炸药的可靠性。然而,由于敌我双方的阴差阳错,马崇六不得不提前命令工兵将炸药引爆,炸毀了渡江通道——“惠通桥”。

在我军炸桥之前,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神不知鬼不觉,已有200多名日军特务团的便衣,跟随着难民混上了桥,其中还有装扮商车运输,车上藏有武装士兵,企图蒙混过关。日军偷袭惠通桥,早有预谋。

桥断人怒,日军的车队受阻于怒江西岸,日本第56师团长渡边正夫不肯罢休,他要抢在中国援军到达之前夺下保山。渡边正夫催促以皮筏艇抢渡,并用重炮轰击东岸作为掩护。

随着500多日军利用皮筏艇陆续登岸,亡命之寇拼命冲上公路,准备抢占公路两侧高地。宋希濂所辖的三十六师的106团与陆续抢渡上岸的日军发生了遭遇战,双方为了争夺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了激烈地战斗。

我军106团与日军浴血搏战,反复冲击,终于在傍晚时分控制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但我军已牺牲100余人。日军窜到右侧另一山地进行顽抗,其西岸日军的炮兵不断朝我方轰击,炮火异常猛烈,我军士兵又被炸伤不少。幸亏,107团及时赶到加入了战斗,接着108团也赶到。三个团血战了三昼夜才把过江日军几乎全部歼灭,毙伤日军500余人,仅剩二、三十人泅水逃回怒江以西。

惠通桥的战斗,打响了滇西抗战第一枪。

此战缴获敌人轻重机枪、步枪300余支。不仅打击了日军继续东进的企图,也保住了保山这个重要基地,形成了敌我怒江对峙的形势,同时赢得了反攻的时间。这一战役虽然是个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却具有不可小觑的战略意义。

我曾采访过幸存的守桥老兵,参阅了有关惠通桥战斗的“三亲”回忆录,当年惠通桥的炸毁仍是“冥冥天意”。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引发的惊恐,使偶然在场的指挥官下达了炸桥的命令。

现场指挥官就是马崇六中将,他就是中国军队工兵中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炸桥命令是他亲自下达的。执行者为工兵营长张祖武少校。

为了阻止日军的前进,惠通桥肯定要炸掉。但也有一种可能是炸不成,那就是混过江的敌人控制了桥头堡与东岸高地。如果真是那样,日军便可长驱直入了。惠通桥被我军工兵引爆,桥被炸得很及时,也很悲惨。当时,也不知多少人马在桥上。几声巨响,惠通桥在硝烟乱雾中塌下,强力的冲击波把桥上之物统统抛上了天空,残肢碎片,飘落怒江,随波逐流,那都是有肉有血的鲜活生命。强有力的德国钢缆索,仍在无力地垂吊着,怒江依然咆哮不已。

桥炸得让中国人痛心疾首!这条桀骜不驯的怒江,也令日本人望江兴叹!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和大队车辆被阻在怒江西岸。

惠通桥是日军进攻保山、大理、昆明的必经之地。日军飞机对滇西其它重镇可以狂轰乱炸,还可以炸到昆明与重庆,但对惠通桥却关怀备至。

精眀的日本人知道:在怒江天堑的江面上,唯一能通过汽车与轻型装甲车(战车)的桥梁就是——惠通桥。日本人在没有攻占缅甸之前,曾多次派飞机来炸桥毁路,破坏大动脉的通畅,但日本人快进入滇西之前,就把该桥当成了他们争夺与呵护的目标。

日军为了断我粮草之路,早在1940年7月就威胁英国将滇缅公路封锁了3个月之久,要命的三个月,我军炮弹都几乎告罄。在美国的干预下,滇缅公路又重新开通。但可恶的日本人,又以几十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惠通桥,200多枚炸弹落在桥上桥旁,江水冲天如柱,爆炸声震耳不绝。这次惨烈的轰炸,炸坏了惠通桥上的9根主索、6根吊索。10名护路职工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