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评传》:李健吾——福楼拜的知音

在中国,李健吾算是福楼拜最好的知音了。一部《福楼拜评传》即是明证。《福楼拜评传》当真是一件珍品,当得起“珠圆玉润”四字。 《福楼拜评传》的写作起于李健吾先生1931年赴法留学。到法国后,李健吾即选择福楼拜作为研究对象,日夜研读福楼拜,很快就写出了《福楼拜评传》的草稿。

1933年8月底,李健吾回到北平。1934年1月1日,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李健吾发表了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雄文为李健吾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对他的生活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据李健吾回忆,“对我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见面”。

此后,李健吾就得以经常出入于当时闻名北平城的“太太的客厅”,并成为“京派”文人圈子中的一员。1935年8月李健吾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是年12月,《福楼拜评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包法利夫人》连同成书后的《福楼拜评传》,一举奠定了李健吾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地位。此时的李健吾,可谓意气风发,正值事业的起步阶段,而这个头则开得恰到好处。《福楼拜评传》的写作,对于李健吾(刘西渭)的文学批评意义重大。

与福楼拜的相遇使李健吾巩固并完善了自己的文学观——他借以批评作品的武器。对法国文学的了解,也极大地方便了日后他对于中外作家风格的品评与比较。《福楼拜评传》事实上为其后的经典之作《咀华集》的写作提供了最充分的准备,将这两部作品参照阅读将是很有意思的事。

这本评传之所以一出版即显得超凡脱俗,备受读者青睐,首先在于其叙述别具风格,娓娓道来,酣畅淋漓,引人入胜,仿佛一阵清凉的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点也没有通常学术专著惯有的艰涩。

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言,当时的读者欣赏它,“与其说是为文中艺术分析的精辟所折服,还不如说为作者行文的大气磅礴而又机警诡谲所倾倒”。的确,李健吾的语言灵动峭拔、通脱跳踉,笔触细腻非凡,句式整散有致,行文恣肆汪洋,极富想像力,令人叹为观止。

李健吾充分践行了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的批评观念,深入福氏作品的深处,同时大量征引福氏函札,相互发明,探幽抉微,成就了一部摇曳生姿、勾魂摄魄之作。

时隔45年后,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评传的“新版”,这一版本是李先生亲自修订的。修改并不大。像通常的修订本一样,主要订正了老版本的错讹之处,更新了人名、地名以及一些专有名称,调整了插图以及一些民国时期的用语习惯,重译了若干书中所引福氏作品。

在新版序言“写在新版之前”中,从现阶段的认识出发,李健吾谈到了老版本的“毛病”在于缺一章专讲福楼拜的时代,并试图将阶级分析引入其间。

为纠正这一“毛病”,李先生在部分篇章中增加了一些相关的话。比如,原版本第一章“福楼拜”在评论福氏“归隐田园”的主张时,添加了一句话:“说到末了,他是地主。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以种种不同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

”在同一章中谈论福氏不“仰任何人的鼻息”,称之为“自为衣食的倔强汉子”,新版在“自为衣食”之后特意用括号补上“其实依靠土地收入”。作出这些说明,添加如许分析,是出于时势,亦出于本心。

建国以后,许多现代作家都曾经“修改”旧作,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过,尽管李健吾自称这个“依稀有些面熟”的“老朋友”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在给《新风霞回忆录》写的书评中甚至自贬为“学者的乏味之作”,但从其“无关大局”的修订中亦可看出,对于这本“盛年”之作,还是有相当的自信的。

所添加的内容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安全装置,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李先生的确应该有这份自信,当年的许多判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非凡之处,很多表述甚至被当作不刊之论,频繁得到征引。

正如柳鸣九先生的序言所说,《福楼拜评传》是“一部很有学术生命力的书”。 鉴于读者搜集新版相对要容易一些,而老版没有多少读者能一睹风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重版直接采用老版为底本,对于青睐此书的读者来说,应当是一个惊喜。 《福楼拜评传》,李健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