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访谈 专访作家刘大任:为何劝陈映真回归文学创作

[摘要]作家李陀曾说:“台湾的文学都有点小鼻子小眼,只有刘大任的大概还可以。”不过现居美国的台湾作家刘大任觉得自己此前在大陆的出版经历从头到尾都不太成功。

作家李陀曾说:“台湾的文学都有点小鼻子小眼,只有刘大任的大概还可以。”

不过现居美国的台湾作家刘大任觉得自己此前在大陆的出版经历从头到尾都不太成功。

由沈昌文约稿的《纽约客随笔集》似乎未觉产生很大的影响、中文世界较早的高尔夫文学作品《果岭上下》被大陆不太懂行的编辑起名为《Hello,高尔夫》,《园林内外》一书出版了,但版税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了着落。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当下四重奏》的序言中用“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来形容该书作者刘大任。小说《当下四重奏》在台湾出版后,随即入选2015《亚洲周刊》十大华文小说,并荣获2016台北书展大奖。

在被问及当时如何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时,刘大任讲到在他的小说中,左倾思想是非常曲折和隐晦地表达出来的。刘大任交给《文学季刊》的第一篇小说《落日照大旗》就是这样处理的。

“小说里讲到祖父抱着还是婴儿的孙子走在一条很荒凉的山路上。祖父为了安慰哭闹的孙子就说:‘小捣蛋,不要哭了,这条山路实在太荒凉了,爷爷将来在路两边种上一排凤凰木。’凤凰木是台湾的一种树,一到夏天开满红花,‘将来在你头上开满红红的一片花,你就会高兴了’。就是用这样的意象来暗示将来世界会变成红色的。”

“但搞文学的话这样是不行的,那个时候一下子回不到文学的语言,觉得很懊恼。所以中间也有一段时间在挣扎,不知道该怎么走。”

“保钓运动”后刘大任留在联合国工作,一个到非洲出差的机会让他发现那里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人少畜生多,虽然和纽约相比很多地方很落后,但却是个很可爱的地方,自然风光让我大开眼界,感觉非常新鲜。”于是刘大任自愿报名去非洲工作了三年。“那三年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死掉的文学细胞再找回来。”

刘大任的第一个长篇《浮游群落》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的。“开始很不顺利,文字写了就觉得难以忍受,只好撕掉。”

“陈映真搞文学可能是九十分、一百分的学生,但是搞政治可能是零分、十分、不及格的学生,何必浪费自己去做这个呢?我认为那时台湾年轻一代里写小说最有才气的就属陈映真,而且那么多人喜欢他的东西,他放弃文学就太可惜了。”

“但他那个时候是‘一头热’。我也知道他在监牢里结交了很多难友,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国民党逮捕的左派,有些人已经殉难,所以他大概在道义上也有很多责任,这一点我也有些了解。但我总希望他能发挥所长,可能将来贡献更大,但他听不进去。”

1983年刘大任回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当时报纸副刊的主编找到那些老朋友聚一聚,但并没办法产生交集。“他们那时候认同‘乡土文学论战’,把它当作一个为真理而战斗的事业来看待,我的这些想法慢慢就变成好像是在浇他们的冷水,所以不太投机。”

刘大任记得有一次一起吃完饭后,其他的人说“那我们走吧”,“有点拂袖而去的意思。”

1988年陈映真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每一年各国作家在圣诞节前后都到纽约、波士顿一带参访,刘大任找机会和陈映真见了面,“也找了不同意见的朋友同他一起谈谈,还是想把他拉回文学界,但终究无果。”

在刘大任看来,陈映真的创作生涯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入狱前和出狱后,入狱前味道比较像鲁迅,出狱后企图比较像茅盾。“但是他在社会调查这方面的基本功恐怕远不如茅盾。茅盾写《子夜》时,对当时上海社会阶层的分析很细致,自己亲身经历了工人运动,对工人当时的生活状况也做了很多调查,并且参考了很多人的调查资料。”

“陈映真基本上基于自己的经验,比如他在跨国公司做过事,耳闻目睹了一些事情,也读过一些书,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跟茅盾相比的话,我认为是比较苍白的。这也是台湾文学界的一个公认,还是比较尊崇他入狱前的作品。他入狱前的作品虽然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哲学框架,但细微的观察同他作为一个文学者的同情心所传达出来的感染力,在那个时代来讲是相当突出的。但很可惜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

如何看待陈映真的孤独

陈映真去世后,很多文章多用“孤独”一词来形容他。在被问及如何看待陈映真的孤独时,刘大任认为比较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变化其实蛮大的,在经历一个慢慢融入世界的过程,不再把第三世界和超级大国这一类的框架看得比较重,但我觉得在陈映真的哲学里是不承认这个过程的。”

“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去了解这种改变和它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世界现状产生的影响,还停留在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纯粹的世界观里,那么他了解的中国是不是有点脱节?”

刘大任认为陈映真的孤独是因为他不接受这种变化。“但如果把这种孤独看成一个劣势的形象,也未免太过时代错误的感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暴力革命的时代,而是通过全球化,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之间相互碰撞,慢慢出现解决世界纠纷的新机制。我们应该想办法去理解这些变化,自己的世界观不能停留在20、30岁时极端高远的理想上。”

“并不是说我们要否认那个最终的理想,而是说它现在在世界的运行中不是关键性的力量,它曾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中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并不否认它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承认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在中国,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解决贫困问题。”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刘大任在学生运动时看到《红旗渠》这一类的纪录片都会流眼泪。“《红旗渠》讲的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水,要建一条渠道,当时铁姑娘从山顶上吊一根绳子下来,在悬崖上面凿山,最终在山腰中间凿出一条路来。那时候是靠人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大自然、解决贫困问题的。”

“但目前看来,中国扶贫的成果很了不起,但并不是靠精神胜利的方法。”刘大任曾看过一些新闻报道,在他看来,中国的扶贫工作现在是政府的指导加上老百姓的觉悟,运用科学的方法完成的。“比如在穷乡僻壤的地方引进一些适合当地栽培的经济作物品种来代替水稻种植等等。经济作物的收益较大,现在还可以选择网上销售,类似的做法才能真正达到扶贫的效果。”

刘大任认为文学工作者应该去观察这一类的社会变化。“我现在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有些老朋友对我这样的观点很不满意,认为我是背叛。但我是在自己的摸索中找到自己的经验,形成自己的想法,大概只能这样解释。”(文/臧继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