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高文谦 为周恩来做传:直面文革时的周恩来

1989年春天,《周恩来传》上册出版后,邓颖超邀请编著者们去中南海西花厅,谈自己的意见。坐在邓颖超左边的是金冲及,右后方是廖心文。图/受访者提供

“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有缺失”

除看书面材料外,他们还要走访当事人,核实材料。关键人物不在了,就走访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当事人,这类材料被称为口述史。这项工作,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97年,走访过的总有几百人。

每次采访,经文献研究室批准后,先跟采访对象联络。对方有时提出,要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在研究室与对方通气后,采访就可以进行了。

一般由研究室一位比较资深的领导人带着年轻人去,让年轻人做笔记、录音及事后整理。“我那会儿常带高文谦去访谈,要他作记录和整理。”金冲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走访王力大约有七八次。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提出:路线只有左和右,没有什么反动路线。毛泽东做了解释,但依然采用了这种提法。

毛、周二人单独谈话很多,都没有记录,他们也不跟别人谈。所以,这一细节成了目前所能找到的文革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唯一证据。

廖心文和安建设都曾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家中拜访过。文革时,谷牧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谷老每天都写日记,而且用毛笔,竖着写。”安建设说。

谷牧的日记为他们提供了不少线索。1967年的“二月逆流”之后,一批老革命家“靠边站”了。谷牧的日记记载着,1971年的五一节,周恩来积极安排老干部们都上天安门亮相,以促进他们的“解放”。

采访有时会持续数日,或者数次。对乔冠华、吴法宪、王力等人的访谈都在六七次以上。所有采访记录会整理出来,返回给采访对象,经确认无误后,归档保存。这些档案只供写作组的人使用。因当时周传和年谱同时进行,这些资料可以在两个组里共享。

即使工作如此细致,金冲及仍然觉得有遗憾:“有些史料还是不够,找不到。你问我写作中什么最为难,并不是对写周恩来的缺点失误最为难,而是有些重要问题找不到材料很为难。”

《周恩来传》上册是胡耀邦生前看的最后一本书。他曾说,对周恩来的军事才能,说得不够。

金冲及举例解释说,在西柏坡时,每次来自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汇总后并在地图上标好,单独向毛泽东报告。最后在档案里呈现的,重大问题只有毛起草的指示。“难道周去找毛的时候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吗?指示中没有包括他的意见吗?肯定有,两个人也肯定讨论。但是这个过程没有别人在场。没有资料记载作依据,我明知对周的作用反映不够,也只能不多说了。”

而在文革期间,资料更是存在不少断点。“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常写,这段时间,找毛泽东谈话。只有他们两个,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无法写了。”
 

材料的鉴别

对这些材料的鉴别,十分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周恩来的工作日志和工作台历。

工作日志是计划,写着接下来几天要做什么,完成了就打钩。工作台历是一本日历,“很像古代的起居录,很详细”。

工作台历一开始由周恩来自己写。他会在每一页上写上,这天的几点几分,干了些什么工作,一天不漏。后来,他工作繁忙,就由秘书来写。

根据材料鉴别的规范,史料价值最大的,当属周恩来的手稿。

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会议记录等。

但会议记录有时也需要鉴别。文革初期,周总理多次会见红卫兵,有的时候谈话临时进行,中央来不及派出记录员,只能后期收集红卫兵自己印发的记录稿。

如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谎称刘少奇的女儿发生车祸,骗斗王光美。周总理在与七机部造反派的两派代表座谈时,批评了这一做法:“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

文献研究室的档案中没有收录这一谈话,但安建设在七机部红卫兵1月7日到8日的记录稿里找到了。他核对了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证实确有这次接见,因此采用了这一记录。

第三,是报刊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

第四,才是当事人的回忆,包括回忆录、访谈等。

在访谈中,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曾提供了一个档案里没有的情节。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是周晚年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的工作人员。他保存着一个工作记录本,上面简要记录着每天发生的事情。他将记录本的原件给了文献研究室。后来,上交了中央档案馆。

高振普说,周恩来病危时,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推荐邓小平接任总理职务的信。当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边,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安建设听高振普说完,直觉他不可能是瞎编的。毫无疑问,这一材料非常重大。但是,档案里遍寻不着。同时,高振普对信的具体内容和书写时间都不太记得,旁证的找寻工作也很困难。

“毛主席收到信了没有?有什么态度?有没有批示或者回信?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写到书中,读者也会产生一样的疑问。”因此,这一情节最终未被采用。

后来,此事被高振普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被高文谦收入了他所著的《晚年周恩来》中。
 

“周恩来的错误能不能写”

1995年,《周恩来年谱》的写作完成后,廖心文、安建设都开始参加周传的写作。其时,电脑已开始普及,他们都改用电脑写作。

当时,这本书十年磨一剑,引起了普遍关注。尤其是,涉及到对周恩来晚年的官方评价,安建设觉得自己手下的笔很沉重。

在写作《周恩来传》上册前,金冲及就与李琦谈过:周恩来的缺点错误能不能写?

“我说不能回避,有三条理由。第一条,写传记,应该有科学的态度。第二条,要让书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第三条,人都有缺点,都有失误。你把错误分析清楚,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缺点和失误,比躲开不讲要好。你对他的弱点、失误都躲开不说,等于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金冲及强调:“这些话,隔了30年我都没有忘记,因为我当时去找他之前已考虑很久。”

李琦听完,表示赞同。

但不同的声音不是没有。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大家对周恩来的感情还很深。有一些老同志不太理解:“你们有什么资格评论总理的长和短?”

尽管如此,在李琦和金冲及的坚持下,写传记不回避缺点的惯例,就在文献研究室延续下来。

全书中最难把握的,也是金冲及修改最多的,还是文革部分。

安建设一开始总是会多写一点,“也给领导一个删改的余地”。他记得,自己当时的稿子,一般都打印在A3纸上,稿子只占中间的一小部分。交给金冲及后,他会将周围的空白密密麻麻写满。

“因为材料错了是硬伤,是会在史学界被人笑话的。”金冲及说。

文革期间,周恩来最引起争议的,便是刘少奇一案。此事作为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不可能回避。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在表决时,周恩来是举了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的。

金冲及认为,举手肯定属于周恩来的错误,但当时如果不举手,就意味着和毛决裂。“他忍辱负重,相忍为党,只能这么做。”

对于周恩来和文革的关系,金冲及敲定了定性语:被动卷入。

现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大家任由毛泽东发动文革?金冲及对《中国新闻周刊》谈了自己的看法。

“谁都不是生来就信仰毛泽东的,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一些事情,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一次,发现是自己错了。第二次,发现还是自己错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就养成对毛泽东产生信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实践,不可能有人站出来说,毛泽东这一次是错误的。你不能这样去苛责前人。”

因为是传记,著作者也需要适当进行评论。不过,他们只在很有把握的地方才写上一两句点睛之笔。如果事实部分不够清楚,或者有争论而没有把握,就宁可述而不论。

安建设在某一处讲到毛周关系时,曾不吐不快,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我当时说,毛周都是这么多年的革命战友了,有什么话一定要放在会议上说,而不能私下解决呢?”

拿回来时,发现金冲及全删掉了。“金主任说,你作为著作者,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太过了,也有的读者会觉得说得还不够。”

“读者最想了解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评论毕竟是代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写得太多。”这位把蓝白竖条纹衬衫一丝不苟扣到最顶端的老学者,如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金冲及修改完稿件后,交给李琦,没有再送其他人审阅。“李琦同志没有提出太多问题,一般都说写得不错。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点头,这部书就不能出。这意味着,书出去之后,所有问题都得由他担当。”

1998年3月,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周恩来传(1949-1976)》面世。新华书店统计了北京、上海的销量,该书排在畅销书的第四位。
 

《晚年周恩来》的主观滥殇

2003年,高文谦所著的《晚年周恩来》在海外出版。他称,写此书是为重新评价周恩来,“剥掉涂抹在周身上的油彩”。

他的前同事都翻阅了这本书,金冲及也不例外。

问及此事时,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已接近尾声,满头白发的金冲及略带苦笑:“我首先很愤怒,我觉得他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很伤心。”

高文谦进文献研究室时,还是年轻人,金冲及常常带着他。高文谦做的访谈,大多是金冲及带他去的;所看的资料,也是文献研究室内的资料。

金冲及记得,高文谦有一次和他谈心,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我就跟他说,我送你一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高文谦回答说,是啊,我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着周围。所以他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他去美国以前,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金冲及指了指自己这个40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记者所坐的沙发,“他说:‘我就算走也不会出去乱写的。不讲党性,讲良心,我也不会这么做。’但没想到,他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金冲及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但是一条史料和一条史料之间,大段的是他自己的猜测和看法,而且是用叙述事实的笔调写的。这些并没有史料根据。但读者看到这些分析,误以为也都有史实依据的。一位外国学者对我说,他这本书主观性太强。这就造成了太坏的影响。”

在《周恩来传》完成15年后,金冲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周恩来的看法没有大的改变,因为这是经过多年阅读大量原始资料和反复思考后形成的。后来这部书多次重印,有些史实的细节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改得更准确,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