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当当 巫鸿: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美术馆
巫鸿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术史家,早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获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硕士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这些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
巫鸿的研究跨学科性很强,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而且富于创见。作为著名的古代艺术史学者,巫鸿一直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强烈的兴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就在哈佛为陈丹青、张鸿图、罗中立、木心等一系列旅美艺术家组织了个展和群展。
过去十多年,巫鸿策划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包括2002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等。同时,巫鸿也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等。
中国美术馆建设正在“赶英超美”
记者:过去几年,中国各大城市都大力发展各类型美术馆(包括博物馆),既有城市公共投资的城市美术馆,也兴起了不少私人美术馆。您怎么看美术馆数量在中国的爆发式增长?
巫鸿:中国过去几年,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是爆发式的。我们虽然不再像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超英赶美”这样的口号,但在心态上,我们还是觉得中国要以最快速度在各方面赶上西方,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科技。在中国,很多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但艺术方面更多从下往上,比如艺术家、收藏家、艺术机构、院校等都有很强的动力去发展美术馆,所以形成这种快速的爆发状态。
其实在艺术界,不仅是美术馆的发展,中国很多方面都和西方经验比较接近。西方曾经也出现过各类艺术区,中国在2000年才开始出现艺术园区这类新事物,比如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路M50创意园,接着在全国各个城市很快出现一批。
在美国,这类艺术家群体和艺术区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被商业化,而中国只用三年左右就会被商业化。现在,美术馆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新的级别。以前说,中国没有当代美术收藏,然后就有了;收藏也很快转化为美术馆,这又是一个跳跃性的。当然私人美术馆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在中国出现,但现在从数量上和心态上,都有质的变化。
记者:您这些年一直生活、工作在美国。在您的经验中,美术馆在美国城市中处于什么位置?
巫鸿: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美术馆越来越成为一座城市最主要的文化空间。在一座城市里,当然还有歌剧院、电影院等文化娱乐渠道,但最近些年,美术馆已上升到不太一样的层次。看电影是一个纯娱乐的活动,而美术馆还带有教育和知识的功能,在那里可以学知识、历史和艺术。
周末,全家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更不用说是知识阶层,都会选择去美术馆。在西方,他们的美术馆有很多种类,有大型综合的,也有小型、专业的美术馆,一些重要的展览很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重要新闻,你懂不懂都要去看看。在西方社会,美术馆已经成为一个很社会性的、带有旅游性的场所,尤其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全世界的游客来到纽约,都要去看那些美术馆。
在美国,美术馆还有一个功能是普通娱乐无法取代的,美术馆这样一个空间在最有钱、最有权势的阶层与普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美国主要的美术馆都是私人的,虽然政府还是会往里面投一些钱,但它们的创建和主要运作机构,还是以私人董事会为主。这里面的人都是美国最有钱的人,但他们把个人财富转化为美术馆。当然这么做有多种目的,比如公益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美术馆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混合了很多因素。作为一个现代大都会,它成为社会阶层调整的一部分,它有教育功用,也有旅游商业价值。中国的城市也会这么走,也在建美术馆,但我们的知识条件和西方不同,建起美术馆后,下面怎么办?其实建美术馆是不难的,只要有钱、有地,关键是怎么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