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 宋彬彬道歉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图)
揭露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宋彬彬道歉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文革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作为红卫兵的领导者宋彬彬和她的死有直接联系。
继陈小鲁之后,又一位红二代宋彬彬选择了为自己文革期间的行为道歉。宋的道歉之所以重要,乃是因她与文革初期两起标志性事件有交集。
2014年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
历史的符号
在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上,该校文革初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宋称老校长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
“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她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博士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
当伟大领袖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轻松吐出三个意味深长的字——“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首次传达了毛的口谕,并宣称:“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的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段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诠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
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其一为8.5事件。1966年8月5日,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为文革后北京的首例。鲜血是革命的燃料,暴力的火焰自此蔓延,整个北京城打人成风,所谓“红八月”由此发端。笔者去年采访文革时北京市35中学生、地产大亨任志强,问他何时开始反思文革,他立马提到卞仲耘之死,说:从那时就开始怀疑,“文革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可见这一事件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的位置。
其二是8.18接见。几乎所有文革初期的参与者都会回忆到那一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此后还有7次接见),以军装亮相,这一镜头成为毛发动文革的标志。而这一天,宋彬彬作为学生代表,亲手给毛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戴上红袖章的毛,义无反顾地走下城楼,汇入了欢呼的学生之中。
因这两起事件,宋彬彬成为文革史研究的焦点人物之一。不断有文革研究者将8.5打人事件归责为宋,而又依据跟伟大领袖亲密接触的细节,将宋定义为接下来波澜壮阔的红卫兵浪潮的领袖和旗帜。既要对具体的暴行负责,又要对宏大的历史负责,这大概是近半个世纪里,宋彬彬躲不开的魔咒。
不为人知的是,从她所属的政治派系来看,属于宋彬彬的时代,不过是两个多月的时间。1968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天,她所在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失势,正深陷政治形势变迁的苦闷中。8月18日,她站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后,甚至成为了“革命”的对象。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彬彬最近10年间撰文、接受采访、公开道歉中,所表现出来的既有所承担又无比委屈的奇怪现象。
学者印红标在《失踪者的足迹》一书中,将红卫兵时期的青年思潮分为4个谱系,分属: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极左红卫兵。鉴别4个派别的红卫兵,除了他们呼喊的口号外,一个快捷方式是:考察他们对文革初期“工作组”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