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超身高 《昼锦堂记》碑与南高刘家

201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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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出襄汾县城西行十余里是景毛乡的南高村,这是一个拥有1000余口人的普通村落.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自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民国十一年(1921)300余年间,由于刘氏家族的兴起而名扬省内外,成为太平县这个文化底蕴深厚大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据史书记载,刘家鼎盛时期农商并举,人丁兴旺,拥有明清两代院落数十座,地桩两万余亩,遍布晋.陕.甘.豫的大小商号达300多家,是太平县年收入过千万银元的四大望族之一(其余三家为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南赵杨家).百年风雨,岁月沧桑,如今刘氏家族

出襄汾县城西行十余里是景毛乡的南高村,这是一个拥有1000余口人的普通村落。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自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民国十一年(1921)300余年间,由于刘氏家族的兴起而名扬省内外,成为太平县这个文化底蕴深厚大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据史书记载,刘家鼎盛时期农商并举,人丁兴旺,拥有明清两代院落数十座,地桩两万余亩,遍布晋、陕、甘、豫的大小商号达300多家,是太平县年收入过千万银元的四大望族之一(其余三家为师庄尉家、北柴王家、南赵杨家)。

百年风雨,岁月沧桑,如今刘氏家族的辉煌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唯独刘家那座驰名三晋的《昼锦堂记》碑依旧巍然屹立,展现着昔日的风采。

《昼锦堂记》碑通高282厘米,宽174匣米,竖刻19行,满行30字,碑刻华亭。书法端重,气势宏大,其中篆刻"太史之章"、"宗伯学士"印章两方,为明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真迹。碑亭坐南向北,依墙而建,巨碑嵌于房墙之上,碑前四根方形石柱对称竖立,柱上镌刻孩童体楹联两副,即:"当为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拙之一字免了无千罪过,闻之一字讨了无万便宜"。

石柱上承横梁5根,升斗叠涩,辅作严谨,重檐简瓦,构成半圆形穹窿顶。此碑为我国现存《昼锦堂记》之最大石刻,也是董其昌之行书巨作,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2004年5月20日被确定为临汾市重点保护文物。

碑刻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刘氏家族的酷爱和追求

南高刘家为何树《昼锦堂记》碑》?据传,清代中期刘家的少爷要与师庄尉家的姑娘成亲。尉家是太平县与刘家齐名的四大富豪之一,且文风极盛,广交天下文人墨客,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是尉家的座上宾。郑板桥给尉家留下了不少墨宝,其中一方亲笔行书石刻最为珍贵,镌刻"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十一个大字。

书风自由随意,笔画工丽遒劲,刻工细腻考究,造型精巧秀丽。尉家以之为荣,差媒人回话:"本家有一石价值百万,如刘家有相配金石,才是天定良缘"。

为了能与尉家有相配金石,刘家不惜输财佐力,派人北上京城,南下苏杭,终于觅得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行书真迹《昼锦堂记》,请人勒石镌刻,建亭竖立。传说虽然动人,但毕竟没有考证。客观的讲,刘家之所以树《昼锦堂记》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碑刻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刘氏家族对金石文化的喜好分不开的。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体现了东方艺术之美和东方文化的优秀。从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东汉、魏、晋定型于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碑刻书法是与之同步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传说中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的大小雅相近,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记载的籀文。

但从真正意义上讲,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的秦国在十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国君的狩猎情况,被称为猎碣。秦始皇统一国家后,臣相李斯主持统一了全国文字,被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由金文和石鼓文删繁就简而来。

著名的《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皆为李斯所书,历代评价极高。两汉后期,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为主,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登峰造极。

以《石门颂》为代表的摩崖石刻(刻在山崖上的文字)最为著名,被书法家视为"神品";《嘉平石经》、《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等每碑一奇,莫有同者,尤为后人称道仿效。

所有碑刻,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不同的美学追求。三国时期,楷书作为书法艺术之又一主体载入石刻历史。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

碑刻以北朝的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郑文公碑》、《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中的代表作《真草千子文》等。隋统一中国后北碑南帖混合同流,楷书的演化正式完成,居书史承先启后的地位,隋代碑刻多为楷书。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大量碑刻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宋至明清,碑刻从体制、字体、形式都沿袭了前代已定规模,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尤其与隋唐的碑志形式相比,没有任何突破。

为确保家业兴旺,长盛不衰,刘氏家族极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兴办私塾,书香传承,人才辈出,在清代进入仕途的就有20余人。刘家之祖刘体正,咸丰时官居三品议叙通判,《昼锦堂记》一碑与碑亭系他亲手所建。

书法家刘体己楷书端正,行书苍劲,留有"川心店"石匾一方。近代山西民族资本家楷模刘笃敬喜收藏古书、字画、金石碑帖,并在南高村建藏书楼一座,内藏图书、钟鼎彝器、名人字画,颇为丰富,曾著《金石录》一部。

刘笃敬恭善工行书,其字曾入选《寄松轩八韵》和《拾麦横行》两部书贴。刘锡永擅长山水,其作品继承古风而又有创拓新意,是民国时期闻名的的专业画家。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昼锦堂记》碑的树立对刘氏家族来讲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重教重文,长期积淀的必然。

董其昌高深的书法艺术成就与皇权的肯定和倡导

南高刘家之所以选择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行书真迹《昼锦堂记》作为碑刻,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是董其昌高深的书法艺术成就和在书坛上的空前地位所决定的。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末著名书画家,以书法名扬海内外。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很高,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相当自负。他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没有一味追求两位书法大师。

其书法综合晋、唐、宋、元各家之长而自成一体,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和拙滞;章法追古,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疏朗匀称;用墨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

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无所不精,"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成为当时一代书坛泰斗,名重海内外。

一方面是清王朝极力推崇与肯定所决定的。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赞跋:"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

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 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 》,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

……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

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致使董书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中称其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称其"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 ,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清王朝的一个相当时期内,所有追逐功名的士子均以董书为求仕捷径。由此看来,在董其昌声望处于鼎盛时期的清王朝,刘氏家族树其真迹《昼锦堂记》碑就不难理解了。

以德治家的高尚门风与谦虚谨慎为国为民的意愿

据《古文观止》记载,《昼锦堂记》系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著。所记昼锦堂在古相州,今安阳市内,是宋枢密副使韩琦所建。宋庆历三年,(1043)韩琦与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史称"庆历新政"。

后遭贵族官僚阻挠而失败,韩琦被贬至扬、郓、定等州任职,至和年间复以武康军节度使之职治理相州。此时的韩已心灰意冷,无意政治,在后花园建造了昼锦堂。

该堂水榭阁楼,画廊曲径,香花奇草,无所不有,虽格局不大,但玲珑剔透,精巧雅致,是当时四大著名书院之一。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韩东山再起,官至首辅,权倾朝野。

此时,相州知州赵良规欲树碑于昼锦堂,"耀后世而垂无穷"。韩特邀与其私交深厚,诗文德政俱佳的参知政事(副宰相)欧阳修撰写记文。《昼锦堂记》开篇入题,进而引用苏秦窘迫时受妻嫂冷遇,朱买臣困厄时被妻子遗弃,一旦得志,高车驷马,荣归故里的故事,与韩琦不以声势显赫为荣,宝石锦衣为贵作比较,极力称赞韩不慕名誉,不恋富贵,不随流俗之清德,并勉励其谦虚谨慎,永葆为国为民之志。

全文虽五百零四个字,却道出了一个极其朴素的作人真谛。

这就是作人必须以德为立身之本,无论官再大,位再高,家再富,钱再多,都不能离开仁德的支撑。若攀高结贵、卑躬屈膝,骄横跋扈,无国家民族之大义,仁义道德之正气,即使得势于一时,也必然是昙花一现,转眼即逝。

刘氏家族与《昼锦堂记》中魏国公的韩氏家族虽不属同一个时代,但却有着相近的经历。他们家族的兴旺之所以长盛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以德治家,谦虚谨慎,为国为民。刘家300年间始终把族人的教育作为振兴家业,成就事业的第一要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人诚信、礼让为先,从不以学问博雅而骄傲自大,不以地位显赫而处优独尊。

在清代为官的20余人,每回故里均不乘轿骑马进村,对长者以辈相称,毕恭毕敬,盛得赞誉。

生于1848年的刘家代表人物刘笃敬,是我国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他一生坚持实业报国,兴学育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05年任山西商会会长(商务局总办),1907年任山西同蒲铁路有限公司总理,同年积极组织争回山西矿权运动,与英商据理力争,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

1908年创办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同年,购进全套德式面粉加工设备,兴办了山西省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面粉厂;1909年出任山西咨政局副议长。

1911年出任保晋公司经理期间,孙中山先生到山西考察,曾与之交谈并合影留念。1907年兴办私立光华女子中学(现太原五一路小学)。1916年兴办的南高私立高级小学,先后招育学生400余人,受到山西省教育厅的特别嘉奖,培养出像原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以及云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基地司令员原增禄等一批优秀人才。

集欧阳修、董其昌一代历史名家于一身的南高刘家《昼锦堂记》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是先辈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传承和发扬,坚持谦虚谨慎,爱国爱民,为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复兴奋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襄汾县工商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