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毛泽东过招 国共较量:“两岸密使”讲述毛泽东蒋介石过招秘史[组图]

20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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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相对的,大陆近年关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继问世.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室出版<周恩来年谱>,就出现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两岸扮演的密使任务,得到权威的左证."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事宜.""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年谱>,绝对是权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记载.曹景行就

相对的,大陆近年关于曹聚仁的史料已相继问世。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室出版《周恩来年谱》,就出现曹聚仁的名字,使得曹聚仁在两岸扮演的密使任务,得到权威的左证。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的事宜。”

“1956年7月13日、16日、19日,(周恩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

《周恩来年谱》,绝对是权威史料,也是最正式的官方记载。曹景行就认为,周恩来当时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商议接见曹聚仁,可见他父亲从事的任务非比寻常。

曹景行回忆说,1956年,他母亲带着他北上和父亲会面。“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见到邵力子等人,他们大人忙着开会,而邵力子和夫人,则陪着我们在颐和园附近爬山。”

根据《周恩来年谱》,以及周办主任童小鹏的回忆,周当时在颐和园会见曹聚仁时,阐明“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聚仁曾试探性地询问了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答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共两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个月后,曹聚仁在他任职的《南洋商报》,向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讯号。

《周恩来年谱》提供佐证

10月7日,周再次和曹会面。《周恩来年谱》记载,周回答曹询问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依据中共中央文献,1956年起,曹聚仁应与毛周高层建立直接对话管道。1958年8月间,毛泽东曾接见曹,透过他释放有关金门炮战的策略。曹后来以“郭宗羲”之名对外发表独家新闻,扮演了对台传递讯号的角色。

曹景行认为,从史料可知,他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就成为国共沟通管道。他父亲常以“灯台守”自许,驻守香港,等待两党“床头打,床尾和”,但等到贫病交迫的暮年,他父亲终于留下“经国不愿当李后主”的话语。

1971年7月28日。曹聚仁在家书写道:“国际局面变化很大,我这个灯台守,只能痴汉等婆娘似的,等他们送媚眼来,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双耳。最近几年,怕的还得工作下去。我精神这么不济,双方都不让我走呢!”

辗转港澳,等候两党捎来信息的曹聚仁,最后还是没有等到国共愿意合作的讯号。随后,在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重要端倪之际,国共合作的倡议,也就不了了之。1972年7月,曹聚仁病逝澳门。

曹聚仁的密使真相,仍待更多史料问世,才能探究那段神秘互动的年代。

曹家子女在《蒋经国论》重新出版之际写道,蒋经国做事从来不留片纸只字,那么蒋曹最后交往过程,究竟还有那些事情,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蒋毛过招 涵碧楼传3段秘史

日月潭“涵碧楼大饭店”,过去曾是蒋介石总统的重要行馆,在“921大地震”后重新改建的新饭店,同时兴建一座“涵碧楼纪念馆”,展示相关历史照片、文案。最受争议的就是《风云聚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

涵碧楼纪念馆有关“两岸关系滥觞地”文史数据所展示的文字,因明确指陈蒋氏父子于1965年在涵碧楼会见曹聚仁,对晤谈内容也有具体描述,以致近年引起两岸相关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未经官方证实的内容有:

1965年7月。蒋介石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做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1965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60年后新版问世

“经国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被视为“国共密使”的曹聚仁,1948年在上海出版了《蒋经国论》。

曾经让蒋经国感叹:“知我者,曹公也!”的曹聚仁,早年还曾直率描述蒋氏父子:“他们都有点刚愎自用,都有点耐不住刺激,都有点好大喜功,他们都会用权谋诡计,使人疑惧生畏。他们都只能用奴才,不会用人才。”

被视为第一代“国共密使”的曹聚仁,1948年在上海出版的《蒋经国论》,号称是“中国第一部论述蒋经国”的著作,60年后,简体字版的曹聚仁旧着,在其子女支持下,人民出版社下周将在大陆重新出版上市。

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曾任“中央社”战地特派记者,采访过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并曾应蒋经国邀请,在江西主持《正气日报》。1950年到香港,随后,曾为两岸高层沟通协助奔走,1972年病逝澳门。

曹聚仁之子曹景行,是著名时事评论员,目前是上海华东师范两岸研究所长。曹景行和其胞姐曹雷在《蒋经国论》序言写道,抗日战争烽火初起,他父亲从书斋走上战场,后来在战区才有机会到赣南与蒋经国相识、相知。

曹景行说,由于他父亲后来在赣州安家,并为蒋经国主办《正气日报》,对蒋经国来说,他父亲是客卿身份,也可能视他为友为师。据曹母晚年回忆,蒋经国在赣南时,有几次到过曹家,还曾抱起当时仍在牙牙学语的曹雷。

人民出版社下周在北京重新出版上市的《蒋经国论》,是1948年上海版、1953年香港版和1997年台湾版的综合体。由于曹聚仁的密使背景,出版社宣传说:“这是一部毛泽东曾一度寻求的《蒋经国论》。”

曹景行还特别指称,他父亲的作品是最早使刘宜良(笔名江南)产生撰写《蒋经国传》的念头的人。他们后来在整理曹聚仁遗物时,就找出几十封两人在60年代的通信。曹景行说,刘宜良后来写《蒋经国传》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而刘宜良的死又完全打乱了蒋经国晚年的接班安排。他说,“如果父亲与经国先生无缘在赣南相识,蒋家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遭遇,台湾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局面。”

曹聚仁育有多位子女,曹景行与曹雷,在大陆艺文界相当活跃。曹雷,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65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1982年年起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兼导演。

1996年退休后,整理出版其父亲曹聚仁的文稿,并持续参与各项艺文活动。曹家早年在江西赣南居住时,与蒋经国来往密切,蒋经国还曾在农历春节期间,带着勤务兵挑着各式年货送到曹家,还曾抱起当时年幼的曹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