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华学 胡兰成的中学时光
导语《今生今世》开首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胡兰成自知,“静”对他而言,大约只是奢求,所以只好补上一句,“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
作者简介
章可,专栏作家。
《今生今世》开首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胡兰成自知,“静”对他而言,大约只是奢求,所以只好补上一句,“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既为荡子,就不会被读书仕进的寻常道路所拘束。胡一生颠沛,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日本后开始著书立说,自认为成其“学问体系”,然而正经的学校教育,却没接受过多少。
他在绍兴高小毕业,1920年到杭州上蕙兰中学,在毕业前夕因故被校方开除。后来尽管北上故都,在燕京大学旁听一年课程,但散漫交游,自认“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尽管后来到《山河岁月》之类书里纵论古今东西,挥洒肆意,但若品味其“学问”的底色,却还得追溯到蕙兰时光。
蕙兰是教会中学,由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甘惠德在1899年创办,校址在杭州淳佑桥东。建校之初校舍简陋、师资缺乏,加之甘惠德的治校理念与学生习性摩擦不断,癸卯年更是爆发轰动一时的退校风波,起初十年可说是步履艰难。
直到入民国后,才渐渐成了些模样。“五四”前后,蕙兰在杭州城已有了教会中学的派头,学生数量既少,学资不菲,招考也不可谓不严格。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对少时考试出众有意作“谦逊”之词,故而于跟着表哥吴雪帆来到杭州,考入蕙兰一节,亦只是一笔带过。
从目前留存的蕙兰中学档案里,还可以找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学校的课程细目。学生无论初高中,每周的总课时都在三十小时以上,而各年级总课目则有国文、英文、代数、几何、动物学、物理、化学、西洋史、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地理、宗教、体育、音乐、图画等多种,再加上教会中学的例行礼拜和祈祷会,学习生活相当充实。胡尽管自称对基督教那套并不喜欢,礼拜也是能躲则躲,但于读书求知,却始终保有郑重其事之心。
“五四”前后风气再开,学科化、体系化的西洋新知层层涌入,年少的胡兰成在绍兴只得到些旧学作文的底子,甫知新学,很容易就浸润其中,亦不想读来“拿它派什么用场”。然而知识的铸印总不免留有或明或暗的踪迹,有时作者本人也不自觉。
举例来说,三十年后,胡著《山河岁月》,开篇纵论世界各文明源流,由埃及巴比伦一路而下,亦大谈中西作史之不同,然而细细体会他对西方古文明的理解,除了些杂采四处的掌故,其实还逃不出《迈尔通史》之类蕙兰中学西史教科书的范围。
惟此远非全部,1920年开始的这段杭州生活,对胡兰成最大的刺激还不是中西学问的发蒙,而是对一种严整清明的“现代”的认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第一次见世面”。胡兰成是感性的人,在杭州接触的一切五色洋货、声光化电、街市井然、湖山清丽,连同对新式文明精神的朦胧体认,共同铸成了一个理想世界,也是他后来在各种文字里念念不忘的“民国世界”之原型。
胡兰成浮游四方却不以为意,自陈对嵊县胡村故乡只是“有思无恋”,他这般轻巧地隔断故土情怀,把生命托付于这“民国世界”,实际上在这杭州生活带给他的第一次内心冲击中,便可见端倪。
中学时光匆匆而过,待到毕业之时却起了波折。胡兰成自述,在蕙兰“读到四年级”时,已在毕业考试中,他当时担任校刊英文总编,欲刊登一则投稿,“记某同学因账目问题被罢免了青年会干事职”,当时教务长方同源因教会名誉计,阻止他刊登。胡兰成说明后,方“不再言语”,被胡视为默认。不料发刊之后方再度发难,两人起了争执,方同源向校长以辞职要挟,此事终以胡被开除而了结。
目前常见的胡兰成传记和年表中,都将此事时间定于1923年,缘于胡自述中有“到四年级”之语(胡在蕙兰为插班入学,之前在绍兴第五中学读过一学期)。事实上,这是胡自己叙述的偏差,却引发误导。本来若细细考究《今生今世》中所述诸事,就会发现问题。
胡提到自己在“十八岁”那年(即1923年)夏天自杭州学堂放暑假归来,与玉凤订亲,若临毕业被开除之事亦在此年,按蕙兰学制则定在暑期之前,以此就不会有“放暑假”之说。况且订亲两年之后才正式成婚,胡婚后开始在家乡小学教书,若订亲之年就被开除,此两年里胡之生活,自述中全无反映。
其实,胡兰成被开除事,正在两年后,即1925年。之所以胡后来的自述有所偏差,是因为他在入学时,蕙兰中学的学制尚为四年,存下了第一印象。但其后因全国教育改制,改为初高两级的三三制。如今在蕙兰中学档案里还存有1925年的学生通讯录,其中“胡积蕊”(胡兰成原名)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高中三年级甲组”之中。
再者,胡因校刊事被开除,实际上《蕙兰校刊》直到1925年4月才正式出版第一号,中英文合刊,其英文总编辑正是当时高三甲组的胡积蕊。
求学五年,临毕业被开除,尽管胡后来说“亦不惊悔”,但此事当时绝非这般轻描淡写。胡被开除后一时不敢回家乡,在杭州盘桓,直到父亲来信方返,可以想见那段日子的懊丧和无奈。胡与同班的好友于瑞人、孔繁鹰等,在蕙兰都是编辑校刊的活跃人物,他与教务长方同源争执,后者居然要到校长徐钺处以辞职相要挟,当时在学校必掀起过很大波澜。
作为英文编辑,胡兰成在《蕙兰校刊》的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有两篇短文,这也是他留在该刊的仅有文字。由于《校刊》正式创立前,蕙兰各学生团体亦编印出版有若干种刊物,其中大多今日已不可寻。故这两篇是否称得上胡兰成最早发表的文字,尚无法定论。两文一中一英,中文一种题为《春日之景象》,全文不到三百字,叙说春色美好:
春来了。他姗姗的步声,引起鸟雀的歌唱;他灿烂的裙裾,拂开了明媚的花朵。和风暖日,细雨微阴,顷刻把他的使命传播遍大地。
我小楼倚栏,看芳草浮翠,悠然深思——
想当此风定日晶,小河浅溪,有绿水徐流,有游麟戏逐。沿岸茁芽的杨柳,垂着闪闪的万缕金丝,照在水中荡漾着。浣纱女郎,临这微笑的绿波,看一切都在蜜语幽话。他的性灵如水中影子那样浮泛着:他有喜悦,有惆怅,有深思,有感叹……
想那野外荒原,绿遍天涯,野花缀地。有少年赏春,有娇女蹈青,“车如流水,马如龙”,衣影步尘,有豪兴,有柔情。
我时或独凭小窗,看小桥溪涨;时或小睡,枕边听啼鸟。美哉大地!我爱人生!愿春色长在柳梢!愿春声长在黄鹂!
另一篇英文文字稍长,题为“A Trip to West Lake”(西湖一游),记述的也是春日里,他和好友于瑞人、钟志谦同游西湖的经历。全文通晓流畅,文法也还周正。胡兰成即如《今生今世》中所说,贪恋西湖风光,“每逢星期六总去”,徜徉于苏堤白堤。就在写这篇文字半年前,1924年9月的一个周六下午,正在白堤上的胡兰成忽听得南面一声响亮,黄埃冲天。那正是雷峰塔倒塌的日子。
有趣的是,胡兰成在校刊英文版面署名为“Napoleon Wu”,这个英文名在其日后生涯中就极少见到。本来倒也符合当时蕙兰学生取英文名的风气,比如胡的好友钟志谦名为“福煦”(Foch),而于瑞人则是“华莱士”(Wallace),都是西史上的著名人物。
而胡兰成偏偏以拿破仑自况。如果说在学生时代尚有扬鞭四方、建功立业的雄心,那么他终是没能脱出绍兴乡间观戏者对强力人物的趋附摇摆。胡兰成终生浮软,见军容而钦慕,无论军阀兵士、国民政府,还是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生生处处,尽是好的。
虽说在蕙兰这样保守的教会中学读书五年,胡兰成于所谓“五四”之风,也算有亦步亦趋的追随。他刚跟表哥吴雪帆来杭州时,结识吴的朋友汪静之、崔真吾、刘朝阳等人,但只是旁立敬听,完全搭不上话。汪静之等人都在名噪一时的浙江一师上学,既作新诗,又各有爱人,可谓引领风气。而胡至中学毕业时,笔下亦已流露出《春日之景象》这般自然清新的“新文学”气味。
但说有多可贵,也不尽然。胡兰成独特的“才子文章”之养成,主要还是在三十年代后,而其铸造自我的风格,也与大多数的“新文学”渐行渐远。然而他并未转头扎入旧文化,和许多同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对“五四”有着没来由的亲近之意,为它加上许多鲜洁清正的美好想象。尤其在千帆历尽之后,于家国,于自身,都恨不得能有回归原初的精神通路。在《山河岁月》的最后,胡兰成回忆起了三十多年前的片断时光: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一桌一椅之间,民国的世界都有着这般的明净。身处东瀛的胡兰成,于空间置换可以“有思无恋”,对时光流逝却掩不住苦苦追慕。然而它亦不会再来,如一朵莲花涌起,即没入历史的无尽灯。
